关于现代心理学的诠释
梁漱溟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及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一生成就斐然。他作为孑L儒思想的一名杰出的解释家，怀着对孔子儒学的虔诚和执著，在近百年的生涯中潜心儒学，阐幽发微，建立了一套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人类心理学”。他曾说过：“我在人类心理学上用过工夫”，“我是从人类心理来讲明中国社会的”。他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开宗明义：“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知识界。”梁漱溟对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表述是“误打误撞”出来的，他主要意旨是发现孔子儒学的真面目、真精神、真价值，并借此复兴孔儒文化。他说：“我书既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乎人生（人生问题）。前者应属心理学之研究；后者则世云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之类。”因此，深入研究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特别是他的人类心理学思想体系，对于先生全部思想内涵的发掘，以及拓展先生心理学思想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非常必要的。
梁漱溟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都非常重视心理学的研究与开发。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提出：“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
而我此书中谈到的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在他看来，心理学是研究其他学问的工具和基础。因此，他一生总在批判地吸收东西方思想中心理学的优秀成果。比如：佛教唯识学的三量说；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诸派，如柏格森、麦独孤等人的学说；西方行为主义、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等派别的心理学思想。这些都被梁漱溟自觉地纳入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的“人类心理学”思想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随着他人生哲学的变迁而逐步形成的。用他的话说，“人类心理学”是在他脑子里“打过几次架”才产生的。
对于其心理学的思想，梁漱溟本人后来做过总结，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他人生哲学处于功利主义阶段时，他对心理的认识仅限于“意识”，心理学不过是意识之学。二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前后，其心理学的思想可概括为“本能与意识”，即认为本能是人类的本质，意识不过是受本能所决定的工具。这主要是由于受了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观点的影响。三是从1926年前后一直到《人心与人生》的完成，其心理学的思想可概括为“本能、理智和理性”。在此阶段，他扬弃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开始接受罗素的“本能、理智、灵性”的三分法，并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理性学说，或者说建立了成体系的“人类心理学”。
儒家作为一个代表着中国文化特质的伦理学派，有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孔子也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由此可见，梁漱溟心理学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孑L儒思想的基础上，受其“宇宙大生命学说”影响，梁漱溟在人类心理实质、特征及心理发展方面的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他说：“倘你不能寻出孔子的心理学来，即不必讲什么孔子的伦理学。进而言之，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的道理。”在对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研究的短暂过程中，作为先生心理学思想研究的第一人，笔者最初无论在研究思路上，还是在研究系统性上都有自己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一点已经为笔者自己，乃至国内后来研究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学者所察觉。南开大学的陆信礼先生曾撰文与笔者商榷：“对于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柳友荣先生曾两次撰文进行探讨。他认为，梁的心理学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在心理发生方面，认为人的身体是心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在心理发展方面，认为人的个性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第三，在心理健康方面，认为健康的心理是协调统一的，心理治疗的关键是自我调节，调节时可求助师友、可求助音乐也可自我宣泄。第四，在学习心理学方面，梁专门论述了知识的习得、学习的动力和效果等问题。此外，他还认为，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并不成体系。无可否认，柳文对梁氏心理学的理解极有见地。不过，对于柳文观点，笔者有两点质疑：第一，梁氏心理学思想是否成体系？第二，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梁的心理学思想，是否合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已经体会出了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较为周密的体系，特别是他建立在“宇宙大生命”基础上的“人类心理学思想。
那么，梁漱溟“误打误撞”出来的有关心理学研究成果，是怎样“撞”出内在的系统和逻辑的呢？建立“人类心理学”的初始动机是什么呢？首先，梁漱溟先生认为：“谈到的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所有的伦理学家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种心理学思想基础，因此，在阐发孔子儒学思想之前，必须先钻研孔子的心理学思想。其次，梁漱溟很长时间都试图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思想来解释儒家学说，但是到头来他自觉出错误重重，于是在自己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人类心理学”思想体系。再次，梁漱溟认为儒学是一门“人学”，是人类了解自身的一门学问，而西方心理学却陷入了机械论困境，把人类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心灵世界换算成一种简单重复的机械运动，从而失去了“宇宙大生命”的光辉。正因为如此，先生试图通过建立“人类心理学”，来体现他由梁氏家族一直延续下来的社会责任感所衍生的对人类终极呵护和普遍关怀的情感。最后，便是梁漱溟穷其一生的“职志”——沟通东西文化的具体显现。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
《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作，即愿为儒家与现代的学术之间谋一说明，作一讨论。”
应该说，梁漱溟的“人类心理学”思想是建立在儒家心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发挥孔子道理”。既然是“发挥”，当然就有所发掘和提升。而这一发掘和提升都是源自于先生将现代科学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的结果。作为新儒学的开山人物，他所建立的“人类心理学”实质上是儒家心性论的现代版。
一、“宇宙大生命”学说
梁漱溟将生命本体作为一切存在物的基础，并视心（理性）为宇宙生命的最大透露，是宇宙生命发展的巅峰。他将柏格森不断创造的生命概念与儒家传统的道德本体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柏格森的哲学里，内在生命的实在就是真正的实在，真正的实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质的变化之流，他称之为“绵延”，又可称为“自我”或“自我意识状态”。此处的“自我”不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观精神实体，柏格森极力反对这一看法，认为“自我”是一种实在的绵延，是生命冲动的本身。这一理论是真正撩拨滋生梁漱溟“宇宙大生命”的根源，早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先生就以佛学中所谓的“意欲”来阐发这一思想，他说：“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就是现在所谓的生物——叫做‘相续’。生活和‘生活者’并不是两件事……所谓生物，就是生活。”
梁漱溟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大生命”之说基础上的。梁漱溟认为，宇宙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边无垠，不可终极。
所谓宇宙，不仅指整个空间和时间，而且还指在这一时空中所存在的一切，如人类、自然界和社会均构成宇宙的基本内容。在他看来，宇宙万物无一不是物质所构成。因此，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唯一的本体。正是这个物质本体的演进、变化，才产生了宇宙万物，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梁漱溟认为，宇宙物质是永不休止地运动着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便是“宇宙大生命”。梁漱溟将生命概念推广于整个宇宙，提出了“宇宙大生命”的概念，用以标示宇宙万物运动的普遍特性。在梁漱溟看来，宇宙大生命不同于生物个体生命，它是指整个宇宙“运动不已”的属性，也就是指宇宙的发展演进过程。“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不停地运动、发展、上进，这是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宇宙大生命的本性。
梁漱溟认为，生物生命是宇宙大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宇宙大生命发展的产物，在字宙中生命现象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人类生命。人类从高级动物进化而来，不仅具有生命活力，而且具有思想智慧。人类生命的出现，是宇宙大生命发展过程的飞跃和突变，宇宙从此便出现了智慧生命。人类生命处于宇宙大生命发展的顶峰，最能代表宇宙大生命向上奋进不已的特点。考察人类生命的本质，我们不难得出人类生命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就个体生命而言，人是智慧生物个体；就社会生命而言，人是社会群体成员。从社会文明对人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意义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生命偏重于社会生命，人的一切活动因此也都具有社会的性质。由此可见，梁漱溟认为，认识宇宙大生命主要是认识人类生命，即认识人的人性、人心和人生问题。
二、人性“善端说”
人性论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元范畴”，是我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梁漱溟在继承中国传统“善端说”的基本观点，提出“人性善”、“人性清明”的基础之上，又借助自己的“宇宙大生命”说和现代科学知识对其重新加以诠释，提出“恶起于局，善本乎通”等观点。
梁漱溟认为，人作为智慧生命，肯定有其自身的内在本性，即人性。
谓人之所不同于其他动物，却为人人之所同者，即人类的特征而已……可得而言者甚多，其见于形体（例如双手）或生理机能（例如巴甫洛夫所云的第二信号系统）之间者殆非此所重。所重其在心理倾向乎？所谓心理倾向，例如思维上有彼此同喻的逻辑，感情上于色有同美，于味有同嗜，而心有同然者是已。
梁漱溟认为，人性并非“天性”。虽然人性出于先天因素，但人性本身并不属于先天之物。梁漱溟承认人性有与生俱来、先天决定的人类心理活动倾向的含义，但又强调仅是指一种趋向。把人性说成是“天性”、“天生来如此”，实属错误。梁漱溟对人性的“先天性”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指出不能认为与生俱来者就属先天，出生以后习染的即为后天。人类从猿类分离出来到今天，经历了千百万年的发展。现代的人类，无论从体质、形态、生理机能或心理倾向等任何方面来说，都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体质、形态、生理机能等身体的各方面，大多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因生产劳动而越用越有所改进；意识、语言、情感等心理的各方面，大多在与社会生活中受彼此的影响而越用越发达。而身心之间又是相互促进、连带发展的。既然亘古以来，人类一直在改造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以至于人类自身都成了后天的产物，那么，更不能把人性笼统地都归为天性。
人性的“天性”趋向并不代表个体必然地如何发展，或者预设个体的发展轨迹，而是仅仅给个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发展空间。正因此如此，人性也有表现出恶的时候，而恶的起因则是人自身局限，与生合本性相隔不通，即所谓“恶起于局，善本乎通”。在肯定人有人性的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论述了人性的善恶问题。他坚持人性善的观点。他说，不能认为人性从动物式的本能解放出来后，是消极和被动的，“人性固不如是。倘比配虎性猛、鼠性怯、猪性蠢而言之，我必日：人性善。或……日：人之性清明”。在梁漱溟看来，这种人性善或清明的前提都应在人心的自觉能动，在于积极地适应生活环境，人性善是后天发展的一种趋向。他同时又杂糅儒学、佛学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提出宇宙生命本体论概念，作为其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将人性善设定为向着生命本原前进的一种趋向。
人性之云，意谓人情趋向。趋向如何非必然如何，而是较多或较大地可能如何。事实上，人之有恶也，莫非起于自为局限，有所隔阂不通。通者言其情同一体，局者谓其情分内外。肯定了恶起于局，善本乎通，而人类所代表的宇宙生命本性恰是一直向着灵通而发展前进，昭昭其可睹，则人性善之说复何疑乎？人之性善，人之性清明，其前提皆在人心的自觉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