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漱溟与心理学本土化
美国心理学家G．A．金布尔的研究曾经尖锐地指出，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分裂。许多心理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同的态度。E．G．波林曾把独立之前的心理学比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而实质上，独立之后的心理学在科学大家族中的地位也一直岌岌可危。著名心理学家潘菽直言不讳地表示，心理学发展到现在，“分支越来越多，主干却看不清楚而有趋于消失之势。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被分解的危险”。心理学的学科危机主要是其盲目模仿自然科学所致。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不是物，在人类知识的科学体系中，大约有2500多门学科，而在众多的以人为对象的学科中，心理学是最为显要的一门。原苏联科学分类学家凯达洛夫等把心理学定位于他们绘制的“科学三角形”的中心，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作为一门综合科学，纯粹走自然科学之路是难以行得通的，而且，心理学所崇拜的西方科学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首先，由于西方二元论哲学的传统，西方科学诞生伊始就以排斥人性为发展的前提。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科学被注入了唯利是图的兴奋剂，走上了背叛人文精神的不归之路。19世纪西方哲学家悲叹“人死了”，就预言了人文精神的危机。最后，由于机械论思想的影响，西方科学所理解的人性也是支离破碎的，没有人之尊严的人性。
受人文精神沦丧的影响，在心理学的视野里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的悖论：如果它是人性的就不是科学的，如果它是科学的就不是人性的；它在科学的路上进步愈大，它离人性就愈远。心理学目前所形成的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的对峙就是有力的证明。西方心理学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病因不在心理学内部，而在其母体文化之中。因此，心理学必须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其他文化中寻找补益，以克服其先天不足，最终成为科学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现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所出现的一些著名心理学家如荣格、马斯洛等，都曾吸取过东方文化的丰富营养。这也从另一方面启示我们，现代的心理学大师都必须精通东西方文化，现代心理学必须从单一的西方文化背景中跳出来，以广博的胸怀兼收并蓄世界其他文化的精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教授就颇有预见地指出：“就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看，世界心理学显然已走到要‘拐弯’的时候。”即必须向其他文化主要是东方文化吸取精华，以改变自己的“贫血##状态。心理学的中国化，是指起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心理学通过向中国文化汲取思想精华，从而克服其西方化背景所带来的弊端，走上健康发展的科学之路。
换句话说，无论心理学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心理学的科学化。那么，应该如何实现心理学的中国化呢？“心理学的中国化，要求我们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要求我们进行中国人心理实验研究，要求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心理量表和研究方法，要求继承和发扬祖国心理学的优秀遗产，也要求我们学习和借鉴欧美苏俄等外国心理学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关于心理学中国化方面的研究，自科学心理学传人中国开始就一直未曾停止过自己前行的脚步。而开现代心理学中国化之先河的当数梁漱溟、蔡元培、陈大齐等。他们对心理学中国化方面的贡献可以用“各有千秋”来加以概括，但是起步却大抵上都是20世纪20年代。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梁漱溟无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与蔡元培和陈大齐有着明显的差异。
蔡元培先生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留德期间，以冯特（w．Wundt，1832—1920）为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心理学课程，尤其是对实验心理学表现了浓厚兴趣，先后三遍听冯特讲授心理实验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和第一个心理学研究所。二是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三是主张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必须得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而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
陈大齐先生则在心理学方法论的阐述上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他在论述心理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时认为主要有三种方法，即内省（Introspection）、外观（Obsenration）和实验（Experiment），并且进一步强调实验法是当代心理学的普遍方法，“故广而言之，一切心理学莫非是实验的心理学”。他还率先在我国进行了心理调查研究，采用问卷法于1918—1919年间开展了“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的研究，对我国早期心理学也有着开创性的影响。
与上述两位先驱相比，梁漱溟在心理学中国化方面的努力更为卓越，成果也更加丰硕。
梁漱溟早在20世纪中叶就高瞻远瞩，认为心理学的未来将被尊为“百术之首”，提出了“反省加实证”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既包含人的行为举止也涵盖人的思想意识。
客观地说，梁漱溟涉足心理学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所促发的，用现代心理学原理来诠释了传统的“善端说”，将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心理学相融合，构建了梁漱溟的整个心理学思想体系。
吉林大学的葛鲁嘉教授在《心理文化概要——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中就提出了一个“大心理学观”，主张抛弃西方心理学的体系，重新垒建独立的中国心理学体系。心理学本土化的执著倡导者、香港大学杨中芳博士在论述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可为本土心理研究提供帮助时，就明确指出：“先把中国传统心理学知识体系，不以西方现代心理学为参照点，仅按其内在逻辑加以整理和分析。然后本土学者可以根据这个基础来发展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知识体系。”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本是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思想的混合体，难辨你我。而梁漱溟正是凭借他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在儒学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对心理学的独到见解。无论是对现代心理学在中国的植入，还是对苏俄心理学的改造方面，在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史上，先生在心理学本土化方面有着几乎无人能比的贡献。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梁漱溟对西方心理学的改造是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儒学的深刻把握的。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所谓新儒学是指宋明理学，它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学而言的，现代新儒学则是相对于宋明理学而言。现代新儒学的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新儒学具有一般儒学的“尊孑L崇儒”、弘扬儒家学术的特征，其宗旨在于力挽近代儒学的衰微，“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力图秉承孔孟、程朱、陆王之“道统”，重建儒家的价值体系，使儒学得以“第三期之发扬”。
其次，现代新儒学既非简单地复归先秦儒学，又不是对宋明理学的机械翻版，表现了能够融合佛道、吸纳西学的开放性，在理智地恪守儒家“内圣”之学的同时，重视“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经世哲学。现代新儒学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融合西方文化思想，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和“援西学人儒”、“儒化西洋文化”的口号。
梁漱溟是在主张认识中国文化“孑L颜乐处”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迈出了“援西学人儒”的第一步。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不仅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继承，而且又注意在现代心理学框架下阐述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精髓。正如先生本人所言：“我今资籍于达尔文、马克思以来的学术，对人生与人心得有所窥见、有所说明者，盖亦由东方古学有所启发。”从心理学角度上说，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处在行为心理学派、精神分析学派发起冲击，并渐次大行其道的时刻。梁漱溟没有满足于简单地引用或生搬硬套，而是力图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意义糅合其中。他没有彻底为行为主义的诱人表象所迷惑，而是与弗洛伊德、麦独孤等人一样，对本能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极力加以推崇。在此基础上，梁漱溟在人类心理研究、哲学心理学、道德心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创造性地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和方法，在今天“中国化”的心理学研究中依旧闪烁着生命的光辉。
在我国现代心理学创立、发展的过程中，梁漱溟先生的着眼点独辟蹊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毋庸置疑，梁漱溟的理论心理学思想是我国本土化的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