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欧洲股票交易所的美元风暴突然升级，虽然不像纽约那样引发了经济危机，但汇率开始慢慢地下跌。我把握住了时机，我的卖空投机和我接手代理的客户们开始大有进项。客户们相互交换看法，从而我的客户群大增。
我在巴黎的股票生涯暂时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已经拥有了600多名客户，当然是多年来的总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照顾好600多位顾客。我的客户中最重要的几位是瑞士的银行家。他们经营着正规的公司，他们的客户也只是德国的贵族，他们把瑞士视为金融之地。我常去瑞士，为的是把他们拉过来。我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策略。我从不两手空空地回来，总是在口袋里装满送给巴黎股民们的建议。这个办法不仅吸引了个体股民，也引起了银行家们的兴趣。我敢肯定，这个方法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所有的股东都有同一个兴趣点：想挣钱。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艺术之处就在于能唤起他人的这一兴趣。
幸运的是，我常能如愿以偿，所以，我的倜金收入也在迅速地增长。一直这么做，有时也有些无聊，但有时同顾客打起交道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遵循的座右铭是：得到一个客户不难，难的是留住客户。
瑞士银行家们的造访总是很令人激动的。
对于他们来说，和我联系的直接原因是可以来声誉盖顶的巴黎。毋庸赘言，在20年代，巴黎已作为一个大都市向全世界开放。我总是为他们做导游。这些银行家们首先是着迷于这里的夜生活。到了今天我能讲出来这件事了，因为除了我之外，其他当事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奥根布仁公司的首席全权代表，瑞士头号银行家，认识了巴黎著名的青楼。巴黎夜生活的迷人之处我只想讲3件事。
第一件事是著名的夏巴内特大街10号那家有名的妓院。这家妓院非常出名，以至于来这里游玩过的人们会向别人炫耀他们用过的一张小小的门票。因为这里的每一个接客的房间都很有特色。有一个房间，名叫蓝色列车，正是著名的从巴黎开往尼斯的列车的名字，这趟列车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开往科特达祖尔的列车平行而行。这个房间是模仿列车车厢建的，不仅有玻璃窗，而且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远处湛蓝的湖水。这间仿造的房子甚至模仿乘火车时的摇晃感，有如身临其境。另一间房子全是玻璃，所有的一切一目了然。今天这些青楼已不在，因为公开的妓院已被禁止。20年代的巴黎是多么的自由，多么的令人着迷或许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一个来自布达佩斯的笑话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布达佩斯是欧洲的笑话加工厂，这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格林从巴黎回了布达佩斯，他的朋友问他：“你看到什么了？”“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格林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指夜生活。”“我看到了32种姿势。”格林说。“快讲给我听听！”“好的，我讲给你听，不过你回家后必须模仿着试一下。”“没问题！”格林的朋友回答说。然后格林讲了这32种姿势。几天后，他又遇到了他的那位朋友，问他：“你试了那些姿势了吗？”“试了。”他的朋友说。“怎么样啊？”格林问他。“哎呀，弄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我常去那家妓院，不过只是作为一个清白的领路人而已。我的家庭教育不允许我那样做。
我还清楚地记得，男人们在下面叫，里面的女孩子就应答，打开门，喊着：“有客人来了！”这是在给其他姑娘们暗示，不要下楼来，以免和客人碰面。男人们都想径直去找自己的老相好。
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青楼是在玛塞特大街14号。有一个墙上带小孔的房间，人们可以从这儿看到妓女和男客的行动。奥根布仁公司的头头就总是愿意来这儿。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有意思的是，圣马丁大街26号。我只是和两个匈牙利的朋友去过那里一次。那是一个所谓的黑市展览。男人可以戴着面具，奔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只露出两只眼睛，看多人性表演。我其中的一个匈牙利朋友也认识了那里的一个女人，这很让我反感，但我必须承认，有些东西我只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事，只是不再那么公开而已，因为已被禁止。在我的住宅区里有很多约会点，本来这个住宅区是巴黎最好的。
我下定决心，在巴黎股票市场上迅速扩大营业额。有一一次，我无意中听到身边的两位同事的聊天，其中的一个说：“你一定要买XY股票。”“为什么呢？”另一个反问道。“那个科斯托拉尼告诉我的。”一夜之间我成了精神领袖。我总是这么说，几乎任何一个股民，在他一生中，迟早会当一次投股专家，因为他总是能对一把的。一直保持正确是难得多的。
随着奥斯特力克银行和戴维尔得纸币银行的破产，到了1930年秋天，巴黎股票市场跌到最低点。我的预感是准确的，卖空投机专家们都赢了。我每晚都算一算账，看看我赚了多少钱。我赚的很多，不过其中的损失与痛苦也是有的。成功鼓舞着我继续做下去。当我的客户们囤积手中的股票时，我却抛出了我的有价证券，甚至后来我把手中的短线股也抛出去了。我陶醉于我的成功——赚钱成功，预言成功。我的同事们前来拜访我，他们把我看成是对所有事情都料事如神的预言家。因为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能让我愿意享受生活中的惬意的方式。汉斯·卡尼兹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布达佩斯。我在蒙凯大街50号罗特切利斯宫的对面租了一问住处。后来，在同一条街上我又搬了一次家，搬到了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三居室，简直就是一个微型宫殿。我让一位女装潢家装修了这间居室。她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著名的法国大诗人保罗·瓦莱利的大情人。当然，除了我的新住房以外，我的别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满足。
和我关系好的朋友们，同事们，所有的人，都被打垮了。他们在这次危机中既输了钱，又丢了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正相反，我过上了豪华的生活，那都是我过去梦寐以求的。我支付得起优雅的宾馆、饭店、穿着制服的司机开的汽车，所有的一切摆在我面前，因为我的皮夹子是鼓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但是”——其他的我却没有，我还需要好的氛围，幸福的欢笑之后就是痛苦、厌世和郁闷。
因为我还是一个人，形单影只。当然到处都能买到一些东西，但我对花钱买快乐没有一点兴趣。我觉得，当朋友们满足于喝杯咖啡的时候，更奢侈的香槟酒和鱼子酱是不会带来幸福的。我不敢表现出，根本也不可能有多快乐，我的心情比原来更消沉了。
许多巴黎股票交易所也破产了，所以，我失了业。但我的生活却丝毫不受影响。我有足够的钱用来生活。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投机商，我做卖空投机赚了大钱，在接下来的股市下跌时我也能站住脚。在股票市场上只有两种人：买空投机者和卖空投机者。一种是乐观主义者，另一种是悲观主义者，两者性格截然相反，在股票市场上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做买空，有时做卖空。买空的人像生活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在卖空者苦苦等待的时候，享受他们的痛苦。二者立场对立，互不相融。比如，有一次，著名的来自布达佩斯的一位顽固不化的卖空投机家来到了股票交易所，股民们正猛烈追涨，一位年轻的股票经纪人故意挑衅性地问他：“股票大腕先生，随着股市上升，年轻人把钱都搂走了，对此，您做何评论？”他回答说：“这个吗，他们挣的钱很快就会流到我这儿来，只有当我喝香槟酒和玩女人的时候我才可能因为顾及不到而输了钱。”
因此，我建议女人们，如果股市长时间疲软，她们应该试着做一做买空，但她们一直是卖空投机者。无疑地，和今日正相反，我那时是属于消极派。我后来钱挣得不错，因为德国的贷款问题，给卖空投机商们带来了机遇。当时德国因战后修复正处于艰难的举债度日之中，数额之大，无以计算。股市继续下跌，一直到胡佛总统做出建议，同意德国延期付款，暂且取消付款。这个消息使股市骤然止跌。所有像我一样做预定短线抛售的股民．必须不断购入上涨的股票，有价证券也随之攀升。最后，在这个所谓的“胡佛买空投机”中我蚀了老本，我就这么简单地破了产。这证实了老百姓们常说的一句话：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去了一个在股票风暴中挣扎过来的巴黎股票交易经纪人那儿，他叫玛威斯·爱斯皮纳，曾经在北京做过一年法国的大使。他的办公室与我们的相邻。我和他关系处得不错。我解释说，假如，我要是没钱了，我会给他建议，他如果同意给我提佣金，我会愿意为他工作，做他的经纪人。爱斯皮纳毫不犹豫，给了我一大笔贷款，他做得非常谨慎，没有把贷款记人我的账户，为的是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还到另外一个爱斯皮纳不知道的阿得列恩．波奎尔开的交易所求职，这是一家老字号的股票交易代理所。阿得列恩·波奎尔也同意给我一笔贷款，从日后的回扣里扣除。和顾客打交道的方法我还没有忘记。所以，很快地我还了债，赢了钱。3年后，即1936年，我的年收人又达到了15．1万法郎，约合1．2万美元，当时的货币购买力是当今的20倍，也就是说，我一年就能赚差不多25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