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深入骨髓、刻骨铭心之爱。通俗小说家最推崇的便是这种理想境界的情感，相比之下，倒是新文学作家大写“欲”、大写“肉”。当然，写欲写肉未必就不应该，写纯情也未必就一定是佳作，但起码可以启发我们，以往对通俗小说的许多认识都是误解的、片面的，或者是低层次的。
江红蕉的《交易所现形记》，是写上海滩金融界内幕的，颇带一些“黑幕”小说的气息。第一回中介绍道：
说到交易所，中国商业里本来没有这一业，却在三百六十行之外的营业。他的性质与旧式的茶会买空生意，倒差不多。不过交易所有种种规则，种种设备.组织得很周密。各国都有交易所，但是都有绝大的风潮。中国人本来不懂交易所是什么东西，从前上海只有一家外国股票公会，开在黄浦滩.也与中国的各业公会相差不多。前几年曰本人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起初大家也不懂什么叫做取引。里面做交易的人，也完全是日本人。所做的股票物件，也完全是日本货。后来请了一位中国康白度进去，就招了许多中国人进去做仲买人。仲买人的性质好似掮客一般。他只代客买卖，赚一笔佣金，取引所就在他所赚的佣金里，扣些头去，就是他的营业收入。那时取引所营业很发达，但是中国人赚钱的很少。日本人生性精刮能做生意，中国人那里是他的对手。每年东洋纱里，总有几个替死鬼的中国人套进在里面。就像近年的罗炳生投海，就是在取引所做投机，在棉纱上失败的一份子，害得多情的妓女蒋老五，也吞烟殉情，传为佳话。
后来，一些中国的投机商开始创办交易所。他们造谣、设计、倾轧、出卖、偷情报、敲竹杠，发财的发财，丧命的丧命，几经风潮，又风流云散。小说最后写道：
这时市面一百余家交易所同归于尽，只剩三四家罢了，也是风雨飘摇。劳志刚、白新可自从向支那交易所辞职出来，自己办交易所，捞摸了一些，也完全丢掉，总算白辛苦一场。那些办事的所员，有的弃了小学教员，弃了店伙，都来投身，没有半年，那失事而返，却变得奢华惯了，闹了一批亏空，再要谋旧事，早已有人在那里，不容回任，真是坐吃山空，噬脐莫及。独有一辈房主、木器店、水木作、漆匠、印刷店，以及律师和他的翻译，却捞了一大批，但是也并不积了起来，大都用到窑子里去。不过像金枝花、绮缘、红蕤馆一辈红倌人，问问她们也说没有多一件首饰，也没积了些私房。可是上海的市面，被交易所这样一扰乱，已是凋敝得不少，大非昔比了。正是：
一场浩劫化昙烟，无人不说交易所。
十年以后，茅盾的《子夜》轰动一时，书中空头多头之战是“吴赵斗法”的核心，但若论描写之详实深入，实在尚不敌《交易所现形记》。《子夜》的意义当然不限于金融黑幕之揭露，但若从了解旧上海金融交易发展史的资料价值来看，《交易所现形记》无疑是更足珍贵的，《子夜》有些地方受到此书影响，但主要成就是在别的方面。
在通俗小说家所写的这类讲求写实、着笔细致，但对主题和结构不够重视并不时夹有“黑幕”气息的社会长篇小说与30年代崛起的新文学社会长篇小说之间，存在一些过渡性的作品，最典型的要数张恨水《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其中《春明外史》完全是20年代之作。
《春明外史》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1924年4月16日至1929年1月24日，张恨水给这部小说的定位颇高，“用做《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这部百万言巨著，以新闻记者杨杏园为中心，描绘出一幅20年代的北京“清明上河图”，广泛揭示了新闻界、教育界、商业界、烟花界等方面的生活真相，在连载过程中备受欢迎。书中主人公杨杏园先后与妓女梨云和才女李冬青相爱，都以悲剧结局。当梨云不幸夭亡，杨杏园泪如雨下，倒在梨云的枕上，哽咽不住：
原来这枕头是梨云常枕的，她头发上的生发油沾在上面，香还没有退呢。杨杏园抱着枕头起来，走到梨云灵床边喊道：“老七！你不睡这个枕头了，送给我罢，呀，你怎么不说话呢？”说着，把枕头往床上一抛，又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偏偏当日折给梨云的一小枝梅花，却未抖掉，依旧还放在枕头的地方，不觉哈哈大笑，拿着一枝梅花，走到梨云遗骸面前，笑着问道：“老七，我给你戴上，好不好？戴了梅花，就有人给我们做媒了······”无锡老三道：“杨先生，你怎么了？”杨杏园看见无锡老三，心里明白过来，哇的一声，吐了一口血，一阵昏迷，头重脚轻，站立不住，便倒在地下。
张恨水一方面追求词章笔法的典雅，尤其在回目及穿插诗词上用尽心思，另一方面十分注意刻画人物性格，描绘人物心理，模仿西方小说用景物描写烘托意境的手法。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像新文学作家所攻击的那样去记“流水账”，而是注意把主题集中于揭露社会和写出人物的悲剧命运，这就超越了一般的黑幕小说、狭邪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境界，从新、旧两个方面提高了章回小说。
1921年以后的通俗社会长篇小说在调整中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相比之下，新文学界的长篇小说，此时一方面找不到合适的感觉和姿态，在短篇的拉长中摸索，另一方面不免亦吸吮通俗小说的乳汁，其代表作家是张资平。“五四”新文学在叙述格局上的重要风格之一是出现了大量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这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张资平的长篇小说中，却大多相反。他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上帝的儿女们》等，不但叙述手法与旧小说不分轩轾比如大量的“叙述干预”而且艺术格调也向通俗小说看齐。郑伯奇说“资平的写作态度是相当客观的”，而张资平所推崇的“写实”之作乃是《留东外史》。这一时期新文学界推出的长篇小说仅有十部左右，除了张资平的作品外，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与通俗文学阵营里“滑稽大师”程瞻庐的作品格调手法都差不多，王统照的《一叶》、《黄昏》以及杨振声《玉君》，张闻天的《旅途》，都不能称得起严格意义上的长篇，与动辄百万言，充满大全景的通俗长篇相比，它们显得十分幼稚。比如《玉君》，当作一个中篇看还不错。陈西滢说它“文字虽然流丽，总脱不了旧词章旧小说的气味”，而鲁迅认为它只不过创造一个傀儡，其降生也就是死亡。此话比较偏激，不尽符合作品实际，但它的有力影响充分说明新文学阵营对自己的长篇创作评分大大低于短篇。所以长篇小说领域，通俗小说尽管总的姿态仍然偏旧，但却充满信心，稳步地调整着自己的方向。
通俗小说的调整策略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的。除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这类面向新文学“改革开放”的一路外，另一路则坚持“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特长，开拓新文学永远夺不走的“自己的园地”，这便是武侠和侦探。
自从晚清的侠义公案小说渐渐走人死胡同后，武侠小说一直在低谷徘徊达30年之久，民初五年，仅叶小凤《古戍寒笳记》稍有成就，但它并非纯粹的武俠小说。至调整期，在哀情小说全面衰退和社会小说大多依旧的局面下，武侠创作渐有起色。1919年有白下淡叟《雍正剑侠奇案》、朱霞天《青剑碧血录》、李定夷《尘海英雄传》，1920年有姜侠魂《江湖三十六侠》，1921年有李涵秋《绿林怪杰》，这股势头发展到1923年，兀然掀起大波，几部名垂武侠小说史的大作一齐问世，它们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怪异传》，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姚民哀的《山东响马传》。大波过后，继浪滚滚，一时之间，通俗小说阵营内几乎无人不写、无报不登武侠小说，新闻界、影剧界群起助威，使武侠小说成为与新文学小说抗衡的主力类型，并初步奠定了一个崭新的武侠小说时代的艺术风貌。
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的主要成就有三。是恢复“侠”的本来面目，摆脱鲁迅所云“终必为一大僚隶卒”的不伦不类地位。二是发掘“武”的内涵，细致入微地描写中国武术的各种“功夫”，开始建立一整套“武学”术语和理论，大大促进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化，并导致职业武侠作家的出现^三是采用新式叙述技巧，如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结构等，为武侠小说进一步现代化奠定技术上的基础。
平江不肖生(向惜然，18901957)留过日，倒过袁，懂拳术，1916年以《留东外史》黑幕小说的奠基作成名。后来，世界书局老板沈子方经包天笑介绍，请平江不肖生写一部“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于是，1923年1月，不肖生在《红》杂志双期上开始发表《江湖奇侠传》。该书“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交界地居民争夺赵家坪之归属问题为主线，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头参与助拳为纬，带出无数紧张热闹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39；书中除了飞剑道术外，大部分故事有其真实本事。第86回说：“这部《奇侠传gt；)却是以奇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奇怪的都得为他写传。”这部书轰动到几乎不可想象的地步。后来根据其部分情节改编的18集电影《火烧红莲寺》，风靡全社会。沈雁冰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中说：
《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同作战一般，他们对红姑的飞降而喝彩，，并不是因为那红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为那红姑是一个女剑侠，是《火烧红莲寺》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影片的批评从来不会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那样好那样坏，他们是批评昆仑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在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大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
当《江湖奇侠传》连载不久的1923年6月，平江不肖生又在《侦探世界》上连载了《近代侠义英雄传》。这部小说不如《江湖奇侠传》名气大，但艺术水平却高于前者。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特别是霍元甲被塑造成一位“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为的不是个人，而是民族的尊严，“否则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为国雪耻的同时，霍元甲也感叹道：“我一个人强，有什么用处！”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也不同于鲁迅《以脚报国》所批评的杨缦华女士，霍元甲所报的“国”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而当义和团要对千余名中国教民大开杀戒时，霍元甲为救无辜百姓，怒杀了义和团魁首韩起龙。这里表现出平江不肖生所推崇的“侠义”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人民性”，并不是当今某些武打影视作品所理解的那种狭隘民族心理。这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许多年后在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金庸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光大。1984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时，将涉及义和团的五章删去，这样做严重损害和歪曲了霍元甲的大侠形象。
平江不肖生是少有的熟谙武术的武侠小说作家。他笔下的“武”也写得精彩纷呈。《江湖奇侠传》中的许多武功实际是神魔剑仙，如降龙伏虎，役鬼驱神，呼风唤雨，倒海移山，奇门遁甲，诸般变化，飞剑杀人，吐气殪敌，驾云御风，烧鼎炼丹，养性修心，脱胎换骨······不肖生不断以叙述者身份跳出来为这些“无稽之谈”辩解，告诉读者“拿极幼稚的科学头脑，去臆断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为荒谬，那才是真荒谬”。不过，《江湖奇侠传》就是依凭它的“奇”，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据郑逸梅在《武侠小说的通病》一文中讲：“据友人熟知图书馆情形的说，那个付诸劫灰的东方图书馆中，备有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阅的人多，不久便书页破烂，字迹模糊，不能再阅了.由馆中再备一部，但是不久又破烂模糊了，所以直到一bull；二八之役，这部书已购到十有四次，武侠小说的吸引力，多么可惊咧。”
《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武功，则接近实际生活。平江不肖生细分“内家”、“外家”功法，指出霍元甲的毛病就在于“手上成功太快，内部相差太远······手上打出去有···千多斤，敌人固受不起，自己内部也受了伤。”这种武学理论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产生了不可抵御的影响。
以《奇侠精忠传》成名的赵焕亭与平江不肖生并称“南向北赵”。《奇侠精忠传》自序云：
取有清乾、嘉间苗乱、回乱、教匪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伯等为之干，而附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纾徐卓犖之笔，使书中人之须眉跃然；而于劝惩之旨，尤三致意焉。至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埋之滑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姿恶变幻，无不如温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若谓著者有龙门传游侠愤然之意，则吾岂敢！
由这篇自序可见赵焕亭的趣味多近于“写实”。他将所有技击腾挪修炼之术统称为“武功”，制造了一个武侠小说的核心概念，他还大讲“罡气”、“内力”，对武功内外分家的看法与平江不肖生如出一辙。
1923年5月5日夜，山东抱犊崮土匪孙美瑶部袭击津浦路列车，绑架中外旅客百余，史称“临城劫车案”。由于被绑旅客中有罗斯福的侄女和洛克菲勒的妹妹，一时震惊中外舆论大哗三个月后，一个融传奇性与纪实性为一体的武侠小说《山东响马传》开始连载于《侦探世界》，作者是姚民哀。姚民哀武侠说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武林集团当作一个“组织”加以条分缕析地细致描写，揭示出这些“组织”的来龙去脉，种种内幕、规矩，从而形成“党会小说”。这为武侠小说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发展道路，直到今天，武侠作品都逃不出种种帮派门户的构思套路。姚民哀后来又写有《四海群龙记》等作品，一时与“南向北赵”鼎足而三。
台湾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在《叶洪生论剑》一书中说，如以民国十年(1921年)为分水岭，则其前后作品大约有以下之明显差异：
民国十年以前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文言多于白话，短篇多于长篇，基本上则以“泛唐人传奇”为主流；而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虽巳渐趋式微，却仍在民间流行不衰这是民初白话武侠创作未能兴旺的重要原因。
民国十年以后发表或出版的武侠小说，语体文已成大势所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文言只作点缀之用。这一时期的作品，上接宋人话本通俗正脉，而以长篇章回体居多。
此外还有“三大特色蔚为时尚”：职业武侠作家出现，绣像武侠小说盛行，题辞、作序、评点成风。从此，中国武侠小说走上现代化的征程，为以后的万紫千红打下了基础。
侦探小说在中国是舶来品，它是从翻译发展到创作的。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登在晚清《新小说》杂志的第一期，1916年4月，出版了严独鹤、程小青等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1925年，出版了用白话翻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和《亚森罗萍案全集》。在译作的直接影响下，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在这一时期开始风行。1923年6月，第一份侦探文学期刊《侦探世界》创刊，由严独鹤、陆澹安、程小青、施济群任编辑。许多作家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名牌系列”如程小青的霍桑，陆澹安的李飞，张碧梧的宋悟奇，赵苕狂的胡闲，朱戮的杨藏芳，孙了红的东方罗苹等。侦探小说在中国可说是一问世便火爆，尤在通俗小说处境不利的调整期内，与武侠小说一道，大助通俗文坛声威。而且，由于侦探小说来自西方，披着科学的外衣，故而新文学界对其攻击相对较少，多是采取视而不见的冷漠态度而已。
《侦探世界》开辟了介绍侦破知识和辅导侦探创作的专栏，发表了程小青《科学的侦探术》、《侦探小说作法之管见》，胡寄尘《我之侦探小说谈》，何朴斋《侦探小说的作法》，吴羽白《侦探常识一般》等文章。刊物还组织过有奖征文，收到200份来稿。但可惜办满一年24期后，《侦探世界》就停刊了最后一期的编者赵苕狂在《别矣诸君》中说：“就把这半月中，全国侦探小说作家所产出来的作品，一齐都收了拢来，有时还恐不敷一期之用。”所以，侦探小说若与武侠、耆情、社会小说相比，实在并不甚盛。原因之是侦探小说的类别排他性极强，技术化要求很高；，二是缺乏现实生活“土壤”，中国的现实社会科学与法制都不够昌明，缺乏一个侦探活动的公共空间#39；一直坚守侦探小说这个码头的实则只有程小青、孙了红这一对“青紅帮”。不过在20年代初、中期，还是出现了一批丰富多彩的侦探小说佳作。
陆澹安的《李飞探案集》中有一篇《夜半钟声》，写穷教员冯逸庵忽得杨德泉资助，开办大中华函授学校，将所收学费存入银行立簿，一夜忽然丢失，李飞前来破案，从一件盗窃案，推出一件欺诈案、件谋命案和一件纵火图赔案。小说一板一眼、缓缓道来，铺垫周密，收束扎实，很有生活气息。陆澹安笔下的李飞，是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侦探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个风度翩翩的青年英雄深得读者欢迎，《李飞探案集》在十多年间几乎每年再版一次，可惜陆澹安1924年以后就停綴了侦探小说之笔。
1921年12月20曰，张碧梧在《半月》上发表长篇侦探小说《双雄斗智记》，叙百写道：
英国柯南达利勋爵所著之福尔摩斯侦探案说部，不下数十种，案情之离奇，结构之缜密，观者莫不拍案叫绝，叹为仅有。吾友程小青素工译述，近年来更著东方福尔摩斯偾探案，已成若干部，其离奇缜密处，，较之柯氏殊不多让，东西媲美，相得乃益彰焉。顾西方尚有所谓侠盗亚森罗频者，尝与福氏一再为仇，各出奇能互不相下，诡谲胆慑矣。：周子瘦鹃译有福尔摩斯别传犹而登，即记此事者，今者东方之福尔摩斯既久巳产生，奚可无一东方亚森罗频应时而出，以与之敌，而互显好身手哉？仆也不才，承周子之嘱，敢成此双雄斗智记，为顾全吾书之意旨起见，不得不誉扬东方亚氏之能，而稍抑东方之福氏，程子得弗怒吾冒渎耶。吾书中之亚乐与福氏虽相视如仇，吾与程子固仍为良友，程子幸勿介介於怀，亦以仇敌视吾也，一笑。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霍桑及其对手一三星党党魁罗平，二人你来我往，多次斗法，基本上不分胜负，最后霍桑侥幸得胜，算是给“良友”程子留个面子。但是这种斗法模式过于脱离现实，不能实现张碧梧要把侦探小说中国化的设想。于是，张碧梧又创作了《家庭侦探宋梧奇新探案》系列，专写家庭案件，而且侦探只用一个人，去掉“华生”式的配角，显得很有特色。1922年发表于《快活》的《箱中女尸》，从现场检验来看，既非谋财害命。又非因奸妒杀，宋梧奇通过深入探访，查出凶手，原来是凶手错杀了人。发表在《红》杂志上的《跛足画师》则是运用了侦探小说的布局，而结果却并无探案，写的是一个孤僻的跛足画师所画的美千篇一律，而且都没有眸子，以致引起警探的怀疑。当他死后，人们才知道，原来他的女友得知他跌断腿后便与他绝交，往事挥之不去，所以他始终画其人不画其眸。临终前他才第一次“画女点睛”，果然万分“娇媚动人”众人唏嘘不已。
俞天愤是第一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他曾自诩：“中国侦探小说，本是在下创始的。”(《白巾祸》)他的侦探小说一般比较细致精巧。《红玫瑰》上有一篇《玫瑰女郎》，写一群“积案如山的窃盗”，为首的山东人钱油饼，派一个秃头化装成卖花女，迷惑警官，趁机作案绑票。破案的侦探则是第一人称“我这在侦探小说中是颇具特色的。此篇小说还有一个特色是，俞天愤请人扮演小说中的人物，并搭置布景，拍成一套相片，随文一起刊登。这可以看做是“摄影小说”的鼻祖。可惜俞天愤的这种创举因花销太大，得不偿失，不能持续下去。他的创作也到1927年就终止了。早期的侦探小说界的确荟萃了一批才华卓具的作家。
孙了紅的创作成熟期在40年代，但20年代他已显露出不凡的才能。1925年他写了一篇《燕尾须》，小说分三节，第一节“疑云叠叠”，写珠宝商杨小枫在昏沉状态中入一菜馆，发现浑身装束已被换过，并且自己的燕尾须不翼而飞，面容年轻了十岁。旁边有一青年反复提醒“有人要和你过不去！”又见一凶汉虎视眈眈，杨小枫担心被绑票，结账而出，却摸到袋中有一手枪。这时几人扑过来，杨小枫发枪不中，失去知觉。第二节“太滑稽了”，写杨小枫苏醒，发觉被铐在室内，有两人在谈抓获他的经过。杨小枫得知这里是警署，便申明身份，不料反被认为是冒充和做戏，断定他是某巨犯，百口莫辩，尤其是没有燕尾须作证，一筹莫展。第三节“最新绑票法”，写次日晨杨家乱成一团，忽来一青年自称绑匪，以燕尾须为凭，索五万元而去。杨小枫的五个同行得到匿名信，前去保出杨小枫。大家猜出是鲁平所为。鲁平致信杨小枫，说明因杨宣布要联合警界捕捉鲁平，特此报复，教训杨“以后勿大言，勿管鲁平的事”。故事结束。
这篇小说构思精巧，要捉人者反被人捉。对珠宝商可笑的窘态、警察的洋洋自得、鲁平的机智与幽默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中国侦探小说的弱点之一是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丰满。孙了红的作品则在这方面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
其他类别的通俗小说相对于武侠、侦探、社会小说，则成就大多一般。如历史、传奇类的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西太后演义》，许嘯天的《清官十三朝演义》等，大体均拘于史实而乏于文采，带有时代记录和受新闻体裁影响的性质。不过其宏大的气魄以及对封建帝王正统观念的突破，则表现出新文化运动以及新史学所带来的影响。此中饶有特色的一部是包天笑1922年出版的《留芳记》，小说界元老林琴南为其作弁言曰：
前此十余年，包天笑译《迦茵小传》，甫得其下半部，读而奇之，寻从哈葛得丛书中，觅得全文，补译成书。寓书天笑，彼此遂定交焉，然实未晤其人。前三年，天笑入都，始尽杯酒之欢，盖我辈中人也。国变后，余曾著《京华碧血录》，述戊戌庚子事，自以为不详。今年天笑北来，出所著《留芳记》见示，则详载光绪末叶，群小肇乱取亡之迹，咸有根据。中间以梅氏祖孙为发凡，盖有取于太史公之传大宛，孔云亭之成《桃花扇》也。大宛传贯以张骞，骞中道死，补贯以汗血马，史公之意，不在大宛，在汉政之无纪，罪武帝之开边也。云亭即访其例，叙烈皇殉国，江左偏安，竟误于马阮，乃贯以雪苑香君，读者以为叙述名士美人，乃不知云亭蕴几许伤心之泪，藉此以泄其悲。今天笑之书，正本此旨。去年，康南海至天津，与余相见康楼，再三嘱余取辛亥以后事，编为说部，余以笃老谢，今得天笑之书，余与南海之诺责卸矣！读者即以云亭视天笑可也。
林琴南未免把此书捧得过高，但借梅兰芳这样一位名伶来贯穿民国初年风云，烛光斧影中加入舞袖弦歌，的确很有几分吸引力。包天笑将传闻、野史、正史熔为一炉，虚虚实实，得失参半。如在楔子中写梅兰芳本是四川举子傅芳为报恩而投胎到梅家，梅兰芳祖父梦见傅芳授他一朵兰花，故取名梅兰芳。书中说：“自从梅兰芳出世以来，我们中国的遗闻铁事也出得不少。我想拉拉杂杂把他叙述一番，读我这部书的人可以当他是一部民国野史读，这便是我这部《留芳记》开场的一个楔子了。”第一回中写吴子佩(即吴佩孚)发迹以前在北京算卦为生，有一天梅兰芳的伯父去为这孩子的前程占卜，拈了一个“始”字，吴子佩便凭此算定了梅兰芳的命运：
你瞧，这个始字虽然是个女字边旁，却一向不把它杂在女人队里。可见虽与女子有些关系，并不是女人，那边是一个台字，这台字与那个臺字相通。你刚才说学戏最好，那个臺字不就是舞台、戏台的台字吗？一个女字边旁，加上一个台字，我的意思，要是你令郎学戏，最好倾向在阴性一方面。你试瞧瞧这个始字，远望又有些像姑娘的姑字，其实却并不是姑字。我再把那个台字拆给你瞧，上面是个三角形，下面是个方口形，方口形就是有唱的意思，那三角是象形，但是近来出名的戏剧家也称之为名角，或呼之为角儿，再看那个台字，要是把那一点拉长起来，撇到这一边，岂不是成了一个“名”字吗？虽然现在还不能成名，却是为了起始的缘故，往后必可成名。
这种名人聚合法在金庸的历史武侠小说中被发挥到出神人化的地步，而在包天笑这里已经显出几分妙趣了。这个小小的占卜细节，实际上写出了吴子佩随机应变的韬略。只是情节越全面展开，梅兰芳这个贯串角色越难以安插，好端端一位伶界大王，不幸成了多余的龙套。这为历史小说的写作从反面提供了启示。
通俗小说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大部头的长篇，但这一时期短篇小说也取得了较大进展，而且出现类型化、风格化的趋向。如何海鸣以写娼界闻名，被称为“娼门小说”家。张舍我的小说广泛涉及婚恋、家庭、教育、就业、信仰、伦理等各方面问题，被称为“问题小说”家。赵苕狂说：“君之作小说也，尝自言目之神怪，思想务求新颖，着笔不落恒蹊。故读其小说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叹为奇观，且君效美国施笃唐氏而创问题小说，实为小说界放一异彩，以前未尝有此体裁也。”发表于《礼拜六》110期的《五十封信》，写李庭卿依靠妻子筹来的钱，运动到一个审判厅长的职位，此后坐汽车住洋房，又讨了姨太太，把妻子忘在脑后。妻子黄芝丽赶来责问，他却把妻子赶走。后来他因贪污人狱，四个姨太太都不理他。他只好给黄芝丽写信，三年中写了50封，未得到一字回音。出狱后他当了个月薪20元的小文书，某日在杂志上看到：
女教育界的明星！······新任广东省立第三女子中学校长黄芝丽女士······本来是少年失学的，因后来为家庭问题，便奋志向学；入广东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即任番禺女子高等小学校校长。该校校务，顿见发达，学生从五十名增加至三百余名。女士并且开办女子职业学校，以便那些来学的妇女，毕业了能谋自立，不要专事依赖男子······女士常说：“要男女平等必先女子要有学问，有职业，能够独立；这样可以使男子知道女子也是人，不是他们的玩物······”
这是一篇既提出问题又试图解决问题的小说，而且解决的途径可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
另有一篇发表于《礼拜六》134期的《黄金美色》写老富翁刘尚卿娶了第六个姨太太，还要到妓院去追欢逐乐，为了一个被称为“花国总统”的名妓，挥金数万仍不得手，一气之下，买动一个乞丐装成阔少，打动芳心，最后在“花国总统”下嫁前夜亲自戳穿，“花国总统”羞愤自尽，而老头的六姨太却也偕人卷逃。小说涉及的不仅是家庭的妻妾问题，还有更深的男女心理学问题。
徐卓呆的短篇小说以滑稽著称。《红玫瑰》第一期上有一篇《开幕广告》，初看仿佛是侦探小说，演员张月痕因演出失败而自卑不振，朋友介绍他到一剧场当台柱，并为他设计了一个绝妙的开幕广告。张月痕住进一家旅馆，又扮成自己夫人来寻，使旅馆怀疑发生命案，警方来查，观者甚众，然后揭开真相，小说最后说：“这不是犯罪，乃是张月痕的拿手好戏，请明晚到微光剧场看他的第二本罢。”徐卓呆的滑稽才能到后来还有更大发展。
平江不肖生虽以长篇成名，但他的短篇更富艺术魅力。实际上他的长篇也可拆成许多短篇。武侠小说在20年代还不甚讲究“结构”艺术，所以一段一段当成短篇来看也是很有趣味的。
野火春风，遍地开花的通俗文学家在各种文体上游戏着、探索着，游戏地探索，探索地游戏。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暴风雨经年不绝，尤其是1921年后新文学社团笋生蜂起，集团进攻颇难抵挡。在这一背景之下，通俗小说家们同气相求，成立了两个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隐隐抗衡、完全异趣的“组织”星社和青社。
1922年的七夕，范君博、范烟桥、范菊高叔侄三人，加上顾明道、赵眠云、郑逸梅、姚苏凤、屠守拙、孙纪于几人，在苏州的留园雅聚。大家一时兴起，就结了一个社，摄影留念，范烟桥题名为“星社雅集”，取七夕双星渡河之义。此后陆续有人加入，最多时达105人，“星斗满天，蔚成东南一个文艺的集团”。
同年七月，上海还成立了一个青社，成员与星社大同小异，彼此交插游动。发行过《长青》周刊五期，后来成员“大半隶属于星社旗帜之下”，无形之中星散，不像星社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
星社结集的前七天，赵眠云、范烟桥已在苏州刊行《星》周刊，发行了35期，到1926年又复刊为三日刊，此外还编印过小说汇刊《星光》，杂作汇刊《星宿海》、《罗星集》等。这些刊物均是兴会之举，并非正式机关刊物。通俗文学社团没有宣言、没有章程，“有几次星社雅集，有人提议定社约及入社书，交社费印社友录等，终于不愿意成为合法的团体而否决”。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性质。曾有几个星社成员去济南为张宗昌办《新鲁日报》，一些社友“认为代军阀司喉舌，大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慨”，于是登报脱离星社，俨然义愤堂堂。但后来“鲁行诸子，倦游而归，我们仍旧言归于好，毫无芥蒂，小小的裂痕，也就吻合无间，月仍照例举行雅集一次，杯酒联欢，兴殊不浅哩！”可见这才是不问政治的“纯”文学社团。他们的所谓雅集，不过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喝茶、闲聊、吃点心、猜谜语。有一年举行“趣味展览会”，把各人收藏的宝物陈列观赏。任乐天拿来一瓶毒瓦斯，“以质量少，可以嗅领，触鼻微有杏仁气，非常时期之物也”。徐卓呆拿来一破炮弹壳，配以红木座，标签上写：“类别：大花瓶。价值：有倾家荡产之价值。”这实在比今天的种种伪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表演要深刻得多、智慧得多。
通俗文学界这种默默无言、顺其自然的结社方式，既是对六朝遗风、明清士人的追慕，也是对新文学界汹汹声讨的一种回答。在平和无言中，通俗作家们勤勉地耕耘着自己的苗圃，度过调整期，迎接现代通俗文学的中兴时代。
不过，闲情雅致的力量万不是“组织”的敌手。“礼拜六”毕竟是周末，
欢歌过后，一个新的星期即将开始。在新的星期里，周末的娱乐也将被纳入“计划”。可贵的是1921年前后的礼拜六文学家们，并不相信历史那么轻易地就判定了“谁主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