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伦理危机”，我看就是个幌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蒂亚这样告诉阿辽沙：关于伦理学，我没法对你解释清楚。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会被人拿着当幌子，比如雷公电母、狐仙和柳树精，乡村巫医们靠着这些发了老鼻子财了，但最大的一个幌子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再说说泰国的艾滋病，据我分析它不是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只是政府管理不当，如果不合法，可能传染得更厉害。众所周知，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快，比如小道消息、黄段子，还有SARS。
上世纪九十年代，荷兰鹿特丹曾打击过色情行业，结果政府税收锐减了几亿盾。据说东亚也有这种情况，但身边的事不好说，我们还是说别人吧。
（五）赔本买卖
作为一名独身主义者，我坚决认为婚姻是个赔本买卖。首先它的机会成本太高，我们形容某人得不偿失，常说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么结婚就是捡了一粒芝麻，却丢了一个谷仓。投资理论讲“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结婚显然是违背了投资理论，你把所有的蛋都放了进去，最后未必就能孵出小鸡来，弄不好连蛋都要打破。
前两年广东有个案例：有个人在外面包了个二奶，老婆发现后怒不可遏，一刀将他的作案工具割下来扔进了马桶，连生产设备都报废了，可以算是鸡飞蛋打的典型。同例我们还可以参照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他现在一年要付给前妻三百万美元，有一次差点就破了产。
说起婚姻的实质，连我这个独身主义者都替你们难过。人类的性供应时间不长，二十岁开张，六十岁打烊，也就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听说有人七十多岁还能搞批发，我觉得那肯定得是靠补药顶着，要不然就是sususuper猛男，六百年出一个，一千年出俩。四十年是一万四千天，按三天一次计，人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不过四千六百单位。如果不生孩子，也不谈爱情，结婚其实就是为了这四千六百次。“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细细分析起来这事其实并不怎么浪漫，白首偕老，终生相伴，不过是四千六百次活塞运动的另一种说法。为了使问题更好理解，我们对结婚的成本进行实证分析：
一、结婚的直接成本。北京人结婚时，前来道贺的小伙子会这么唱：“结婚了吧，傻冒了吧，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可见结婚要付出百分之五十的收入，即使离婚也要按这个标准来分割共同财产。
根据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取决于人一生的收入，我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一千元，工作四十年的总收入是四十八万。四十八万一半自己用，一半拿来跟老婆换那四千六百次，平均每次也就是五十二块多。
在这个问题上富人比穷人吃亏更大一些，如果月收入一万，那么性交的单价就是五百多，据说莫斯科四星级酒店里就是这个价格，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因为每多包一个，他的成本就会降低一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决定夫妻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道德伦理，而是供需关系。如果你不巧是比尔·盖茨，那就太惊人了，按上述计算方式，你跟老婆亲热一次的价格是一千一百万美元，这钱如果买成猪肉，可以买一千六百万斤。
二、结婚的间接成本。胡塞尔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结婚的，这说明结婚要损失自由；裴多菲有诗道：为了自由，生命也可抛，爱情也可抛，可见自由是无价的，除了这无价的自由，你还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比如陪老婆逛街，或者陪老公打麻将，这时间也是金钱；有人婚后感情不好，喜欢跟老婆吵架，说不定还要发生武斗，但不管是打坏了老婆还是被老婆打坏了，都要付出修理成本；如果被抓伤了脸，还要编谎话请假，产生误工成本；如果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你可能要磨破几双皮鞋，经济学中把这种成本叫做“皮鞋成本”。
这么说来，婚姻就是一个大竹杠。批发本来应该比零售便宜，我们都知道商业采购的原理是“批量越大，价格越低”，现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结果还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当然，婚姻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社科院的一个博士就说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人类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结婚证书。否则你去领个结婚证，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要是生得出来，我情愿输你一本《葵花宝典》。
照我看，婚姻不仅不能保证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类繁衍，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好，不仅长得壮，产量也高，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据说一亩地能打几十万斤。而结婚即使有一千种好处，也掩盖不了这个致命的缺点：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远没法培育杂交品种。
（六）饥荒与效率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之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增加生产，避免出现饥荒。我们都知道，饥荒是生活基本资料，尤其是粮食的供应不足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高估产、高征收，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的过度浪费，弄得一些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性爱市场也会产生供应不足的问题，对男性来说，女方不断提升的性技术、不断扩大的性需求真是个灾难。据说有个丈夫天天在汤里放安眠药，让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应和性需求的事，这法子可能有效，但实在是有点缺德：你万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办？
供应不足如果严重了就会发生饥荒，有饥荒就会有逃荒者，这事就叫红杏出墙。平常人们对逃荒者总是很同情，但对性爱逃荒者，人们却一直都很鄙视，说她们淫荡、道德沦丧、不守妇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莲，人家不过就是在饥荒时吃了几口别人家的饭，就被道德学家们骂了一千多年，骂得人人自危，连慕容雪村这么大胆的人都有点哆嗦。
这事其实是一个产权不清的问题：潘金莲有没有权利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分配她的性资源？或者说，究竟谁是潘金莲性工厂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还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武大郎最多只有经营权，但你们非要连所有权都夺去，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猫腻，建议清河县反贪局介入调查。
我在企业里管过采购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一家固定的供应商，定点采购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供应及时。但如果这家供应商供不上货，那我就要多找两家，这和潘金莲做的没什么区别，也没见谁说我淫荡或者道德沦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同情潘金莲，她和我一样都是优秀的采购员，关注采购质量，寻求足量、及时的供应，但我又加薪又升职，过得滋滋润润，潘采购却被公安局长武松一刀砍了，其间的际遇，真是令人不胜嘘嘘。
前面说过了，经济学有时要研究如何增加生产，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有很多理论，比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作业时间，还有费亨氏理论、德罗定律什么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所以西门庆买了两个银托子，未央生接了一条狗肚肠，所以印度神油和龟鳖丸才会那么畅销，社会学家说性药泛滥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我觉得这事跟道德关系不大，我们卖春药只不过是为了避免饥荒，而众所周知，搞出饥荒可实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说也奇怪，性工业应用科技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反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效率。说起“效率”谁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比的是谁更快，而在性爱问题上，人们却总想用最长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比的是谁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