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炳发
袁炳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在《中国作家》《十月》《大家》《作家》《小说界》《北京文学》等国内外报刊发表小说数百篇，其中有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出版作品集：《弯弯的月亮》《血色花》《寻找红苹果》《爱情与一个城市有关》《成人礼》等。
我的老家，坐落在平原地带。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村庄的名字叫墨村。
小时候的清晨，我常站在村庄后面一个很大的沙泥凸起的土丘上，眺望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当散射的霞光漫过我稚嫩的脸颊时，一颗少年的心，便随着天际处那一片彤红一起跳跃着，激动着。
十几年后，当长大的我，从省城回到老家，再站到这块泥沙凸起的土丘上时，心里便再无了少年时的跳跃与激动。
站在土丘上，我以一张成熟的脸，看生我养我的村庄，想着在这块土地上，辛劳了一生的父亲，还有那些淳朴勤劳的乡亲们。
土丘下的村庄，二十几个稀疏低矮的草房，死寂般在那儿蜷缩着，有的房屋年久失修，已倾圮了。
我的祖父甚至于父辈们，他们在这里倾尽一生的热血，除了本能地繁殖几代人之外，并未改变什么。
我理顺不清我老家墨村人，怎么会把自己的日子经营成这种窘困的局面？
傍晚了，村庄家家冒出了一缕缕青色的炊烟，墨村人每天的日子便在一缕缕炊烟中消失着。
在盘桓缭绕的炊烟中，我经常见到墨村故去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父亲
父亲，祖籍山东。祖父母从山东益都老家闯关东落脚到东北后，在这个叫墨村的地方，生下了我父亲。
父亲秉承了山东人的性格——倔强。让他认准的理儿，就是十条老牛也拉不回来。本来有几次机遇可以改变父亲的命运，但都被他摇头拒之门外。
父亲年轻时，有一年征兵，父亲可以去当兵的，但报名时父亲突然犹豫了，说，我走了，家里的土地怎么办？谁来种地？
没有找到“谁来种地”的答案后，父亲就从心里彻底打消了去当兵的念头。那时还健在的祖父母听了父亲的话后说，也好，老二是种地的料，就让老大去吧。祖父母说的老大，是我父亲的哥哥，我称之为伯父。伯父心里却没有种地的念头，他穿上了绿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脸上荡漾着青春灿烂的笑容，当兵去了。
父亲却依旧站在平原上的田野里，手握锄头，与祖父一起守着他的那片土地……
几年后，伯父从部队转业，分到县城工作，成了家，后来还当上了科长，过上了与我家有天堂地狱之分的好日子。而父亲除了田野上的风，把他的脸膛又吹黑了之外，其余什么都没有改变。除此，在伯父当兵走的那几年里，父亲还娶了我母亲，生下了我的两个姐姐，后来又生下了我。
伯父成家后不久，祖父母先后去世，父亲的弟弟、正在读初中的我老叔便和我们家一起生活。母亲、老叔、我，还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们的生存就全指望父亲的那片土地了。母亲虽然是乡村女人，但却不谙持家之道，缺少乡村女人周旋世事的泼辣。母亲是腼腆的，不张扬的，胸无城府，遇到事情总是用眼睛探询父亲，让父亲拿主意。无疑，在经营日子上，父亲就格外多了一些担当。柴米油盐甚或我老叔，我，还有我的两个姐姐四季衣着，都要由父亲亲自操持打理。
父亲倔强，但又是细腻的。北方的冬天雪大，经常有漫天大雪从天空洒下来。这时，我和两个姐姐就在屋外白雪的童话里，扮演着小松鼠、小花猫、小黑熊等角色……雪地上，追逐打闹中，我们的棉布鞋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大雪泅湿了。漫长的冬夜里，窗外的雪光和月光把屋子照得透亮，我见到父亲坐在火盆前，把我们白天弄湿的棉布鞋，一双一双地烤干。
我下意识地看了下正在睡觉的母亲，她睡得很沉稳，翻转身子时嘴里还呓语着什么，似乎父亲所做的一切，与母亲一点瓜葛都没有。
父亲每天上炕睡觉前，都要把我们踢开的被子重新掖好，又把母亲散在额前的长发，给拢到耳后，才肯躺下。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母亲脸上最幸福的笑容。有时我还这样想，母亲根本不是父亲的妻子，而是他的妹妹。
父亲在琐碎的日子中，每天陀螺一样地旋转着，但从他的面容神色中，看不出丁点辛劳后的疲倦与苦涩来。
父亲看着我们姐仨时，常说，三个孩子是他此生最大的殊荣。
伯父从县城来，坐在我家火炕上和父亲喝酒。斑驳老旧的炕桌上，只放了一盘萝卜腌制的咸菜条。哥俩喝得很起劲，频频举杯。微醉的父亲，指着在地上蹦蹦跳跳的我，双眼显露出兴奋的神采，对伯父说，看我儿子，越长越高了！有了儿子，这辈子我什么也不要了。
伯父听后，双目凝视父亲很久，然后夹起一根咸菜条，嚼了几下，艰难地咽下后，告诉父亲说，老二，记住，过日子并不全是过儿子。
父亲显然没有听懂伯父的话，端起酒杯劝着伯父，大哥，来！干杯！
每次伯父离开我家回县城，他在看着我父亲时，眼里都闪着不易察觉的泪花。当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我，回忆伯父眼里的泪花时，才明白那是种血浓于水的亲情疼爱呀！
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又有了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机会。
伯父在县城搞到了一个进城当工人的指标，按兄弟排行顺序，这个指标自然落到了我父亲的头上。可父亲依旧还是说，我走了，土地怎么办？父亲又因为土地，没有当上工人。
这个指标只好按顺序下延，排到了我老叔身上。
老叔去城里上班那天，父亲领着我，把老叔送到墨村的村口上。我看见父亲一脸坚定的笑容，拍着老叔的肩头说，老三，放心走吧，你有文化，好好干，家里的土地有二哥照应呢。
我看到老叔哽咽着点头。
多年以后，老叔成为那个工厂的厂长，日子过得与我家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而父亲仍在田里伺弄着他的庄稼。父亲天生就是个种地的命，他每年种的黄豆长势特别好，棵高茎壮，豆荚大，粒多饱满，颜色金黄。每年秋天收成时，父亲都要在场院里，抓起那些黄澄澄的豆子，捧到胸前再散开，然后醉汉般哈哈大笑。
父亲每年什么都不种，只种他的黄豆。
上初中后，我常责怪父亲的一根筋，咬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
父亲不服。父亲说，土地是他的命。咱家的土地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分来的，是我和你爷爷、伯父用镐头一镐头一镐头开出来的。不易啊！
一个人信念的形成，总是有他的理由。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似乎理解了父亲拼命眷恋他的土地那种理由了。
在大姐、二姐出嫁后不久，我在县城读高中快毕业了。这时，我发现父亲的腰，被土地折损得不那么挺直了。
在我临近高考的一天，父亲突然来到县城，把我带到伯父家。在伯父的家里，我和父亲争吵得异常激烈。
父亲说，儿子，你不能考大学，回家和我种地去。
我冷着脸，决绝地告诉父亲，这根本不可能。父亲在屋里转了两圈后，又说，你两个姐姐结婚的聘礼，也够你娶媳妇了，回家种地成家，我好早抱孙子。
我说，爸爸，你不能这样自私，外面的空间比咱家那块土地要大。
父亲说，大又能怎地？还不是一样穿衣吃饭。
我又说，那你看看人家穿的啥？吃的啥？父亲听后，眼里充满着疑惑，问我，念几年大学就能穿金戴银吗？
我被父亲问无语了。
父亲更理直气壮说，咱墨村的刘大宝，不是上大学了吗？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没找到工作，不还是又回来种地了吗？听说，光念大学的钱，就花了好几万呢！
僵持不下时，旁边坐着一直未语的伯父，看了看父亲说，老二，别吵了，小小（我的乳名）的大学是要读的，如果考上，学费我出。
父亲听后，呆愣片刻不语了。
翌日早上，我送父亲回墨村的车站。路上，父亲说，如果真能考上大学，学费就让你伯父出吧。他也不亏，他当兵那几年，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的，他欠着我呢！
父亲还补充说，你大姐、二姐出嫁的聘礼钱不能动，留着给你娶媳妇。
我本想告诉父亲，伯父亏欠他与出资供我上大学是两回事，父亲有承担养育儿子的责任，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常理了。
但这些话我没有告诉父亲。
此时的父亲在我眼里，一下变得陌生起来。我抬头看着辽阔的天空，天空博大，深邃。
我顺利地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学费是由伯父出的，父亲真的分文未拿。我并没有责怪父亲，我真的不想用他忙了一个春天，又忙了一个秋天收成的那几袋黄豆换来的钱，更不想让父亲动用大姐、二姐用青春聘来的礼钱，来铺垫我未来的人生旅途。尽管父亲说，用聘礼钱给我娶媳妇，但我早已坚定了一个信念：哪怕终生不娶，也不花那个钱。
我每次从伯父手里拿钱，都会很认真地把钱的数目，工整地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我告诉伯父，这钱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还他。
伯父看着我，笑了，说，好小子，有志气！大学期间的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先到县城的伯父家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墨村。伯父和伯母一直没有孩子，家里很清静，我到这里度假主要为了复习功课。况且，伯父也曾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就是我们的儿子，这个家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大三这年暑假，我一直住在伯父家里复习功课，快开学的最后几天，我才回到墨村看望父亲和母亲。
到家后的那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话时说，小小，你不能总住在你伯父家，那儿怎么好也不是自己的家啊！
我惊诧于父亲怎么会突然讲出这样的话，就对父亲说，爸爸你是多想了，伯父伯母对我非常好，还说我就是他们的儿子，那个家我什么时来去都可以。
父亲听后神色显得慌张，问我，你伯父真是这么说的？
我点点头。这天夜里，我见父亲辗转反侧，长吁短叹……
翌日，刚吃过早饭，父亲就进了屋前的菜园，摘下一布袋子豆角。从豆角架里钻出来后，父亲对我说，走，儿子，进城看你伯父去，这豆角新鲜呢！给你伯父带着，你老叔就不用管了，他是厂长，不缺这玩意儿。你伯父不行，他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没人理了。
我没有想到，只会种地的父亲，竟然对世事也吃透几分。
我和父亲是搭村里王五魁的四轮车进县城。四轮车蹦跶到离墨村十里外的那座兰陵桥上时，我觉得整个桥身都在摇晃着。父亲看着桥面叹着气忧心忡忡说，这桥如果再不修，迟早会被雨水冲垮的。
王五魁回头接话说，桥垮可就惨了，这兰陵桥可是咱墨村人的命门啊！
王五魁说的没错，兰陵桥是墨村人与外面接轨的一条重要通道。
不到晌午，我和父亲便到了县城的伯父家。伯母下厨用我们带去的豆角炖了猪肉排骨，又拌了个黄瓜丝凉菜，炒了青椒肉片，苦瓜煎蛋。
菜刚做好，伯父下班，我们便开始吃饭。老叔出差未到，父亲和伯父喝着酒，伯母边吃边夸我们带去的豆角好吃，香嫩爽口。我和伯母不喝酒，先吃完了饭，伯母去了另一间屋子，我坐在边上看父亲和伯父喝酒。父亲喝酒脸红，不一会儿，父亲的脸在午日的阳光里红光满面。
红光满面的父亲停止了喝酒，在看了我一眼后，把脸转向伯父说，大哥，小小永远是我儿子，你可别打什么歪主意。再说了，羊肉怎么也不会贴到狗肉上。
伯父听后惊异皱眉问父亲，老二，今天怎么说起这些话？
父亲说，大哥，打小你就比我鬼道，告诉你，可别跟我绕什么弯，你以为给小小交了学费，他就是你儿子了？
伯父哈哈大笑说，老二，这你可冤枉了我，我一丁点儿那样的想法都没有啊！
父亲独自举杯喝了一口酒，说，那你给小小拿学费心甘情愿？
伯父说，心甘情愿。
父亲晃着头问，为什么？
伯父说，因为你是我弟弟，小小是我侄儿。
父亲不语了，双眼望着窗外院子里的那棵果树发呆。离开伯父家时，父亲又郑重其事地对伯父说，大哥，你记住我是你弟弟就行了。
不幸事件如幽灵一样，潜伏在人们俗常的生活中，分分秒秒都会出现，让人难以接受。在我大四那年的秋末初冬时节，老叔坐牢，而刚近六十岁的父亲也突然故去。老叔坐牢与父亲有关，父亲死亡是与五麻袋黄豆有关。
那年的秋天，父亲把收成好的五麻袋黄豆，摞放在我家的仓房里，等待买主。忙了一个秋季的父亲，像一根弓弦松弛了下来，终于有了喘歇的机会，就连手里的纸捻烟也多吸了许多。
秋夜里，父亲拿着小凳，坐在院里看空中那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手里的捻纸烟一棵接着一棵。忽明忽暗的烟火闪烁中，父亲弓着腰，不住声地咳嗽。母亲听到后，就从屋里走出来，对父亲说，别抽了，屋去歇着吧！
父亲嗯一声点点头。
父亲挪开小凳，站起身往屋里走，佝偻着的身影，被月光拉得越来越长。
回屋后，父亲躺在炕上，和母亲唠了一会儿闲话，就又捻了一棵纸烟吸着。这时，父亲突然想到了夏天的那几场大雨。
那几场大雨泛滥了平原，一条子一条子的雨水，蛇一样从空中顺下来，然后漫过河渠，在绿色的平原上曲折蜿蜒开来。
父亲说，他的排水沟挖得好，豆苗子便没让暴雨夭折。
这几场大雨，真的把兰陵桥冲断了。
让父亲最担心的是，兰陵桥被洪水冲断后不知修上没有。这座桥对父亲来说尤为重要，他那五麻袋黄豆必须得从这座桥上运出去。
早上天刚放亮，父亲就踩着草滩上的露水，行走在平原的晨光里。当秋日的阳光泊在父亲的肩头上时，父亲已经坐在兰陵桥下的河边上唉声叹气了。
兰陵桥还真的没有修好，确切说不是没有修好，看样子一开始就没有人修这座桥。
阳光在河面上舞动着，父亲的思维也开始随着河水缓缓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