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胸怀大志，对未来有前瞻性的视野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但凡事过犹不及，过于强调个人感觉，好高骛远，无法与周围环境相配合，会使这些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人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难以把握自己的归属。
北京市曾组织有关专家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对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其结果可谓喜忧参半。
从总体上说，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心理素质良好，思维比较敏捷，求知欲比较强，并且，还具有勤奋、上进和开放、活泼的个性。而从心理量表的调查结果来看，情况则并非那么乐观。
北京市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的比例为10.51%。与国内正常人群的调查结果相比，大学生各种心理症状的得分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11%的大学生自我评价心理素质比较差或者很差，事实证明，大学生已成为心理卫生问题的高发群体。
大学生，这个曾被人们称为“天之骄子”的人群，从什么时候变得需要重新评价和估计，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本身的素质在现实中获得的考验。
杨述是2009年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研究所后，倍感无味的他主动跳槽来到我们报社，做了一名记者。
现代的市场竞争使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异常白热化，报社里的记者不再像以前一样，凭着“无冕之王”的身份，就可以体体面面地生存得很好。
尤其是像国家部委的机关报，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就是兼职的广告业务员，每个月那点儿可怜的底薪也许还不够支付电话费的，想要有丰厚的收入，就得猛拉广告以赚取提成，否则这个位置的生活并不宽裕。
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能说会道的谈吐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姿态，都让人感觉到了什么叫作“后生可畏”。
可遗憾的是，三个月过去了，杨述的业绩表上一直没有除了“零”以外的第二个数字出现，在此同时，他的办公电话费却一再地超支。
办公室弹性的工作时间让他如鱼得水，每天都是午饭前翩翩而至，因为午饭是报社免费提供的。
三个月没有像样的收入，杨述的生活没看出窘迫的迹象，跟他一交流才知道，他的女朋友是外语专业毕业的，目前是一家外企的白领，收入颇丰，两个人已租房同居在一起。问那个女孩有多大，他说22岁，刚刚大学毕业。
23岁的杨述与22岁的女孩儿，对爱情已没有什么信仰，只对两个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感到迫切地需要，这不由让我心生感叹，如此年轻的人，如此现实的心态，对他们来讲竟是如此坦然。
在报社待了大约有半年，杨述始终没有拿下一个客户，与他谈起失败的原因，他总是一腔抱怨，“现在的企业家都是些目光短浅的家伙，你跟他谈市场，他就问你登了广告后能卖出多少产品？你跟他谈投入，他就哭穷。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哪受得了这个。”
半年以后，杨述终于离开了报社，原因是女朋友跟他分手了，半点积蓄都没有的他连房都没了，回家跟父母挤在一居室里住了几天，又感觉不自由。
父母对他每天晚上23点钟才进家门、早晨10点半还不肯起床的习惯深恶痛绝。尤其是让杨述打怵的是，父母老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了，这是杨述心中无法言说的痛。
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一个堂堂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为何就找不到一份收入像样、环境像样、周围靓女多一点的工作。
鉴于在家里生活的种种不便，杨述又以飞快的速度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女孩，两个人见面以后，杨述有点想打退堂鼓，这女孩长得不好看，个子也有点矮。
可女孩物质上有优势，自己在中关村开了一家电脑批发店，住房宽敞，而且比杨述大三岁。
很现实的杨述也很能接受现实，他对父母说自己在外企找到了工作，并且有单位提供的公寓做宿舍，但事实却是与那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女孩同居起来。
女孩对杨述很好，就是在钱上把得挺紧，也许是一个人做生意赚钱不容易吧，更何况杨述还比她小三岁，也许她心里根本就觉得这个男孩靠不住，可有男朋友跟没有男朋友，感觉就是不一样。
有了住的地儿，没有自己的收入，读过大学的杨述还是感到不舒服。
于是，重新收拾一番的杨述又出门找工作去了。这次去的是广告公司，搞的是创意策划，月薪4000元，杨述比较满意，回去跟女朋友说话腰板也硬了许多。
第一个月发薪水，杨述前脚出了公司，后脚就进了商场，给自己来了一套1500元的西装，又给自己买了一双300多元的皮鞋。剩下的200多元，以后就用来打车上班吧，杨述为自己的安排感到很得意。
走到楼底下，花10元钱从小贩手里接过一枝红玫瑰，送到女朋友面前，说是100元买的。
女朋友有些诧异，杨述大方地解释，“今天我发薪水。”
结果10元钱一枝的红玫瑰，感动得女朋友请杨述吃了一顿300多元的西餐。这让杨述感到，“有工作真好，有薪水发的工作就更好了。”
不过，杨述在广告公司只待了两个月，就辞职炒了老板，原因是他的创意所有人都理解不了，他的策划做得很漂亮，可客户拿到手就傻了。这种动辄就要出动直升机、游艇和地中海风光的广告创意，实在太大手笔，超出了他们预算数十倍。
杨述不忍看到自己看了很多外国影碟才搞出的广告策划总是难以付诸实践，他愤愤地离去。“月薪4000不是我的理想。”这是他临走扔给老板的话。
杨述很想参与女朋友的电脑生意，可又发现女孩子大一岁就有大一岁的心眼，这个大他三岁的女孩很温柔，但绝不像他原来的那个22岁的女朋友一样没有心计。
两个人在一起好归好，可经济上的账还是各归各的，这让杨述无形中又有了压力，只好再到报纸上寻觅工作。
凭着过硬的大学本科文凭，杨述很快到某杂志社当起了坐班的编辑，月薪3000多一点儿，不算多，节约点儿花也够了。
可这本行业杂志的内容很枯燥，一本月刊杂志编辑只有两个人，这让杨述感到这份工作太累了，而且杂志社几乎在近郊，每天早晨7点得赶班车，晚上7点才回到城里，这种过分有规律的职业让杨述不由心生委屈：“都什么年代了，现在流行的都是SOHO一族，大家都在家里办公，可我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偏偏要受这份儿罪，这不是工作简直是惩罚。”
在杂志社干了不到一个月，杨述没等到领薪水便打道回府，他说自己的观念与这份工作格格不入。
一连串的找工作一连串的跳槽，走出大学校门不到两年，杨述已马不停蹄地换了五六个地儿。
“这年头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太难，而伯乐又越来越少，像我这样的本科生都找不到地儿混，我不知道那些公司都在用些什么人！”
说这话时，杨述就坐在我的面前。他说是捋电话号码本捋出了我的电话，因此，给我打了电话，想跟我聊聊。
果然，他的情绪低落，神情沮丧，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没等我开口，他就主动说，“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出于礼貌，我没好意思问是第几任的女朋友，想来该是那个做电脑生意的女孩吧？因为，我换电脑时曾让杨述帮过忙，当时他告诉我新交的女朋友就是卖电脑的。
“唉，我被女孩子骗又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我觉得挺正常的。”
杨述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把分手当成什么被女孩骗。
“这不明摆着吗？现在的女孩子都现实得很，她们要找的都是有实力有身家的男人，像我这样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的穷小子，哪能还有什么资格谈女朋友。更何况我早就不奢望爱情了。”
听这个额头、眼角都平平展展，一丝皱纹没有的男孩，谈起话来如此沧桑，我不由有些哑然失笑。
“世界才刚刚给你展开一角天地，你就觉得看尽了所有风景，这种心态可帮不了你什么。”
“是啊，社会是很严酷的，这个我在大学时就知道，当时我们宿舍里的8个男生除了4个考上研究生的，每个人都豪情万丈，以为走出校门就可以有一番大作为。可前两天，我一个人闷得不行，跟那几个同学联系，想和他们聚聚，可是都忙得没有时间，他们都骂我太奢侈，大好的时光不用来赚钱，却一心一意地怀什么旧。我想想也是，本来在学校时大家就各顾各的，考研的考研，出国的出国，打工的打工。就连谈女朋友也事先说好，校园恋曲，始于校园，也终于校园，为的是不给彼此的将来添麻烦，当然，有背景的女朋友除外。我上铺的那个同学家是外地的，当时他留在北京的唯一可能便是考研究生。他的女朋友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北京女孩，当时，他们俩的热恋当属校园恋曲的”经典“为了让他复习考研，那个女孩每天都去替他打饭，然后，他一边看书，女孩一边把饭送到他嘴边，那种温馨让我们看了既感动又嫉妒。可就是这样的感情也经不起现实的打击，同学考研失败，女孩立即离他而去，因为，没有户口即使留在北京也只能靠到处打工维持生活。我这个上铺的兄弟一跺脚去了大连一家公司，并发誓，不发财绝不会踏进北京半步。”
“那么他现在发财了吗？”我觉得这个校园故事很有意思。
杨述苦笑了两声：发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现在。我跟他刚一毕业时还保持联系，可后来搬了几次家，电话号码也丢了。再说我混得也不好，即便是联系上我能说些什么。我能告诉他我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还总被女朋友给赶出来吗？
他也够呛，我说实话，要是混得不错还行，万一跟我一样混得不好，再跟我借钱，我上哪儿给他捣腾去呀！
杨述一边说着，一边深深地喝了一大口泡沫红茶，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才走出校门两年，跟他上铺的兄弟，感情上就到了这个“拎”得过于清楚的份儿上，这让我又一次感受这一代年轻人的现实和理智。
“其实，杨述，我觉得你挺聪明的，又受过高等教育，只要你把条件降低一点，把个性的东西收起来一点，然后，心态再平和一点，找个养活自己的工作应该还是不难的吧？”
看在杨述喊我老师的份儿上，我决定给他点忠告。可我的话还没落地，杨述差点从对面的椅子上蹦起来：“我的条件不高呵，我哪里有什么条件呵，只要有一定数额的月薪，当然，还要把我的开销，什么手机费，上网费，人际交往费用，还有吃饭的费用都包括在里面还略有剩余，我就很心满意足了。再就是工作环境要好一点吧？最起码这写字楼不能在犄角，不能在北京的穷乡僻壤吧？那印在名片上也不好看呀！上班的时间最好灵活掌握，我最烦的就是坐班，现在谁还坐班呀，这会影响创造力的。我喜欢开放式的工作方式，譬如说在咖啡馆里，在酒吧里。那都是可以谈工作的地儿，没准儿这样的工作效率还会提高的。可现在的老板个个蠢得像猪头似的，他们就是不会动这个脑子，你给他们提建议吧，他们还说你矫情，根本无法合作。等我当了老板，谁给我打工谁就算谁有福气，我绝对让他们既有钱赚又很愉快，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天然对立的问题。”
听杨述还对当老板特别感兴趣，我不由从心底叹了一口气，他连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员工都不清楚，不知道将来他凭什么会当上老板。
不过，这就是这个时代带给这一代人的好处，他们敢于憧憬敢于设计，因此，不断有奇迹在出现。
不是已经有那么多默默无闻而又年轻的学子们抓住互联网发展的大好契机，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首富之一了吗？
所以，对于杨述的敢于设计，我持赞赏态度，但我相信，包括那些已经走向成功的IT精英们也是首先敢于吃苦，并且懂得先付出后得到才会有今天的。
可这种品质在杨述身上几乎看不到，他的夸夸其谈，高低难就和好高骛远，以至无法与周围环境相配合的心理素质，都使他成为“木桶效应”中最短的那一块板。自然，也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沉沉浮浮，无法把握自己的归属。
所以，一个真正的人才往往是既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又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只有这样才可能适应整个社会的需求。
虽然在我的采访中，像杨述这样的个案还不是普遍的情况，但就目前的大学生群体来看，其中很多人都缺乏务实精神，对事物欠缺认真负责和持之以恒的态度，克制力、意志品质较差，并且容易受情绪控制。
包括他们在情感领域表现的实用主义、利益互换等，都暴露了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偏重于学生的专业素质水平，忽略了心理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于是，“高智低能”的人走上社会，他们自己的生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还有一类大学生与杨述这种类型的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数还在校园里的时候，就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赚钱。甚至，有时候功课都成了副业，而打的那份工反而成了主业。好在现在大学校园里的环境比较宽松，功课只要考试时说得过去就OK。
我曾经问过一位从大一就开始在外面打工的大学生，他这么辛苦赚钱是为了什么？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所以，我很清楚他绝对不会是为了学费或者是生活费去打工的。
我到现在还能够清楚地记着他当时听到我这么问他的表情。
那是一副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的样子，大概他觉得我问他这个问题，简直就是犯了一个“低水平”的错误。
我为什么要赚钱？因为我需要钱啊，将来这个社会没钱能行吗？现在的女孩子哪个不是喜欢有钱的男人，你能说她们不好吗？不能。要是我，我也会这样选择，毕竟，生活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要从现在就开始积累，我不要像我父亲似的，45岁才想起来要去赚钱，结果，钱赚到了，人也累垮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要在走出校门之前赚到一个整数，然后，我打算找几个同学一起开一家电脑公司，我现在打工，是为了一毕业就当老板。现在我们这些同学除了要出国的、考研的，都打算一出校门就当老板，毕竟，现在是个创业的时代，处处都有机会，我们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打工。
这个当时已经在读大三的男孩说的这番话，让我印象颇深。我不知道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像他这种想法的孩子，至少，他代表的是一种思想潮流和认知态度。
也同样是这个男孩，我想说的是他的另一面。听我说写书能赚到钱，男孩有一次到我家帮忙处理电脑故障的时候，提出来要我帮他介绍一个出版商，因为他打算跟同学一起出一本电脑游戏方面的书。
我很快同一个出版商朋友沟通了这件事，并且经过朋友的同意后，把电话和联系地址给了这个男孩。
以后的事当然就是他们单独操作的了，我只是从男孩母亲的一个致谢的电话中，知道了这件事已经促成。出版商跟男孩签订了出版合同，说好稿费是一万元。
过了一段时间，男孩的母亲又打电话抱怨儿子在家做得很辛苦，每天都在电脑前搞得很晚。本来以为可以跟几个同学合作，可开始干了才发现那几个同学不太行，因此，为了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交稿，男孩挺玩命的。
我当时听了以后就对现在的孩子还具有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感到特别高兴。并且，我还一再地跟男孩的母亲客气，“实在不行，我跟那个出版商朋友通融一下，把期限拖拖，说什么也不能累坏孩子呀。”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男孩的母亲没有再打来电话，我还挺牵挂这事儿，便把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是男孩接的，一听是我，他只说了一句：“阿姨，你好！”便把电话递给了他母亲，书的事儿他没提，我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了。
还是他母亲在电话里提起了这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孩子那本书已经按时交稿，现在都出版了，稿费也付给他了。这事多亏你帮忙，可我这个孩子特倔，我跟他说阿姨帮你赚了一万块钱，你不去当面谢她，给阿姨打个电话说一声‘谢谢’总可以吧。谁知道他说‘这本书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搞出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我没时间打电话，要打你去打吧’。”
男孩的母亲跟我是多年的好朋友，因此说话也是口无遮拦，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也许是因为我的观念还不够“潇洒”？
从道理上讲，书是男孩自己写的，这笔钱他赚得很辛苦也很应该。可从人情上讲，毕竟我是他的一个长辈，又给他找了这样一个机会，一声“谢谢”还是应该得到的吧。
这就是现在的一些孩子，潇洒得不懂人之常情、礼尚往来。这种男孩尽管很勤奋也很有志向，我相信我会欣赏他，但肯定会敬而远之，他的处世哲学实在是我不能接受的。虽然我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的这种处世方式就不好，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就在于允许个体的生命以他们选择的个性而存在。强调自我的奋斗，在乎个人价值的体现，不看重他人与社会的反应，是这一代人中很多人都有的人格特征。
无论是高低难就的杨述，还是他那被现实的爱情伤透了心的“上铺的兄弟”，抑或还有这个不会为意外的机会而说声“谢谢”的大三男孩，他们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走弯路也好，碰钉子也好，因为年轻，他们输得起，因而，人生最终会是他们的。
也许因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对杨述还充满了希望。尽管他走出大学校门两年，还要我请他喝泡沫红茶。
我觉得他们需要调整的还是心态，心态调整到位状态自然到位，良好而正常的心理素质，应当是他们适应环境，发挥创造力的根本保障。
美国的一位心理专家梅格·斯蒂劳斯博士，曾经从几个方面研究归纳了一系列衡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是否健康的标准：
一、具有充分的适应能力。
二、充分了解自己，并对自己的能力做恰当的评估。
三、生活目标是否切合实际，至少不离实际太远。
四、与现实环境保持全方位的接触。
五、能保持人格的完整和谐。
六、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七、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八、适度的情绪发泄与控制。
九、在不违背集体意志的前提下，能做有限度的个性发挥。
十、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个人的需求能得到基本恰当的满足。
关于成功的人其实早就有一种成功学的理论，在我的观察中，成功的人不一定具备完美的心理素质，但健康而良好的心理素质一定是带来成功的前提，这无疑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
至于杨述那天在离开我时，已经意向明确地告诉我，他要回学校考研了。
两年的漂泊让他不仅觉得累，还让他感觉自己实在是没有面对社会的心理准备，于是，再回到校园读书考研成了他目前唯一的打算。
而且，这样也就再次有了地儿可以睡觉，不仅可以把“上铺的兄弟”这样的故事演绎下去，还避免了跟父母挤在一起。
“我认为让两代人同居一室是最不道德的事情。”杨述说着有些咬牙切齿，我却发现他其实还是个孩子。可他既然明白了自己该去做些什么，我想他离成熟也就不会远了。
心灵思索
孩子是一天天长大的，他的思想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应该一天天成熟。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很多的孩子是身体在长，而思想却相对滞后。这种心理年龄赶不上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结果，就是在他们该做梦的时候还不会做梦，终于有一天家长发现孩子开始做梦了，但“做梦”已经不是这个年龄该做的了。在这个年龄，家长更希望他们不要做梦，而要回到现实，想想为了未来，现在该做些什么。
孩子在该做梦的时候不会做梦，在该回归的时候回不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父母教育的失当。父母在孩子本该“做梦”的年纪，让他上辅导班、兴趣班，所有心思都要用在提高学习成绩上。大学一毕业，又希望他安分一点，找个好工作、有个好的职业规划，然后顺利结婚生子……
没有经历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没有热情去做父母安排的事，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无法体会生活的丰富与美好。我们又怎能怪罪孩子“不早点做梦”“好高骛远呢”！
如果我们明白了孩子的需求和孩子的成长规律，在孩子该做什么的时候就让他们做什么，保护好那颗灵动的心，就有了引导的可能。引导不是事必躬亲，而是因势利导，鼓励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发挥孩子特有的优势，让他的特长锦上添花。另外，还有一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指引，并引导他把自己的理想和这些做人的理念结合起来。这样，孩子就会变成一个思想成熟、视野广阔但脚踏实地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