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里我再次遇见了卢瑟福。我们是作为客人在一次总督府的晚宴上重逢的，但是当时座位离得较远，再加之一些礼节上的原因，直到戴着头巾的侍从把我们的礼帽递过来时我们才凑到了一块。
“回我宾馆喝一杯吧。”卢瑟福邀请道。
我们乘坐一辆出租车开始了荒芜数英里的行程，从静物画般的鲁坦斯小镇到热烈躁动电影般的老德里市区。我从报纸上得知他刚刚从喀什噶尔回来。他是那些利用一切机会成名的体面人士之一。一般来说，要想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假期就需要一点儿探险精神，尽管探险者小心地回避真正的险情，但公众暂不知晓，于是他就会充分利用他给人们暂时印象的价值。比如卢瑟福的这次旅行对我来说似乎并不像新闻报道的那样，是一次特别的划时代事件。埋在地下的和田古城算不上什么新鲜玩意儿，如果人们还记得探险家斯坦因（Stein）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话。
我和卢瑟福很熟悉，所以就借这个新闻报道跟他打趣，他大笑道：“是啊，事情真相远比这个精彩得多。”他话中有话地说。
我们来到他宾馆的房间，启开了威士忌。“这么说你真的寻找康维了？”我挑了个合适的时机打开了话头。
“寻找这个词用得太大了，”他回答道，“你不可能走遍有半个欧洲那么大的国家来寻找一个人。我说的意思是，我寻遍了有可能撞见他或有可能得到他消息的地方。你记得，他最后的音信是说他已经离开曼谷朝西北方向去了。有迹象表明他向内陆走了一小段路程，而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前往中国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了。我觉得他不会愿意去缅甸，因为在那里随时可能会碰上英国的官员。总之，你也许看出，能够确定的踪迹在泰国北部的某个地区消失了，当然我也从没想到追寻他的踪迹到那么远。”
“你原以为寻找蓝月亮山谷很容易吧？”
“是啊，它确实很像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地方。我想你也浏览过我写的那个手稿吧？”
“不只是浏览。对了，我早就应该还给你了，但是你没告诉我地址。”
卢瑟福点点头，问道：“我想知道你看完手稿有何感想啊？”
“我认为手稿非同凡响——当然，假使手稿是完全忠实于康维所讲的话。”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我没有丝毫杜撰——实际上，手稿里我自己的语言甚至都达不到你或许认为应有的那种程度。我的记忆力不错，康维描述事物也总有一套。别忘了，我们几乎连续地交谈了大约二十四个小时。”
“没错，我刚刚说过，这手稿太吸引人了。”
卢瑟福向后一靠，微笑着说道：“如果你想说的就这么多，我看我必须为自己辩护几句了。我想你把我看成是一个很轻信的人了。我认为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在生活中人们常常因为过分轻信而犯错误，但若什么也不信他们又会百无聊赖。我当然对康维的故事着迷——还不止在某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有兴趣尽我所能地加以佐证的原因——再有就是希望能再碰见康维本人。”
他点上一支雪茄，继续说道：“这意味着会有不少奇妙旅程，但是我喜欢这类事情，而且出版商也不会反对时不时地出版一本游记类图书。总共算来，我一定走了数千英里——巴斯库尔、曼谷、重庆、喀什噶尔——我走过所有这些地界，而那个神秘之地就在这些区域之间的某个地方。但是，你知道，这可是很大的一块地区，我所有的探寻也不过是这个地区的一角——或者也不过是那个神秘之地的一角。实际上，如果你想把康维的奇特经历搞得一清二楚的话，据我确切了解的信息，我能告诉你的只是他五月二十日离开的巴斯库尔，十月五日到达的重庆。我们最后一次获知他的信息是，一月三****又一次离开了曼谷。之后的一切就只是猜测、神话、传说了，随便你叫它什么。”
“所以说，你在西藏也一无所获？”
“我亲爱的朋友，我根本也没进入西藏。政府大楼里的高管们也不愿理你这事，他们会尽可能地阻止珠穆朗玛之旅，当我说我想一个人去昆仑山时，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我要给甘地写生平一样。实际上，他们比我清楚得多。探游西藏可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事，那需要一个装备齐全的考察队，而且还得有至少通晓一两句藏语的人带领。我记得，当康维给我讲述他的经历时我还纳闷他们为什么要那么郁闷地等待脚夫——为什么不直接走掉呢？很快我就明白了。政府高官们一点儿也没错——世界上的任何护照都无法让我越过昆仑山。我实际上也到达了能够看到它们的那么远的地方，那一天非常晴朗——离昆仑山也许只有五十英里远的样子。还没有多少欧洲人到过那么远的地方呢。”
“这些山峰真的那么令人生畏吗？”
“它们看起来就像地平线上的白色饰带，别无二物。在莎瓦和喀什噶尔我逢人就问这些雪山的情况，但是我几乎一无所获，让人非常意外。我觉得它们应该是世界上最人迹罕至的山峰了。我有幸遇见一位曾经试图攀越这些雪山的美国旅行家，但是他说没找到可行的通道。他说，倒是有些上山的通道，不过它们太陡峭了，地图上也没做标注。我问他是否认为可能存在康维描述的那种山谷，他回答说那倒也不是不可能，但他同时认为，无论如何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后来，我问他是否听说过一座与喜马拉雅最高峰一样高的锥形山峰，他的回答则勾起人的兴趣。他说，倒是有一个关于这样一座山的传说，但他个人认为那种说法没什么根据。他还补充说，甚至还有传闻某些山峰实际上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但是他觉得这些都不可信。‘如果那些传说、传闻都是真的话，我怀疑在昆仑山脉中没有哪座山峰会超过两万五千英尺高，’他说道。但是他承认这些山峰从来没有仔细测量过。
“接着，我问他是否了解西藏喇嘛寺的一些情况——他去过西藏好几次——他给我描述的几乎都是能在书中看到的那套东西。他很肯定地说，喇嘛寺并不漂亮，那里的僧人基本上道德堕落、肮脏不堪。‘他们长寿吗？’我问，他说那倒是真的，如果他们不是死于某种顽疾绝症的话，通常都寿命不短。接着，我冒失地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些特别长寿喇嘛的传说。‘很多，’他回答道，‘这是随处都可以听到的故事之一啊，但是你无法加以证实。有人告诉你某个面容丑陋的老怪物已经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上百年了，而他确实看起来像有上百岁的样子，但是你又不能要求看一下他的出生证明。’我问他是否认为他们有什么神秘功夫或医药方法来延长寿命或永葆青春，他回答说他们可能掌握大量的这类神奇的知识，但同时他又怀疑说，如果你真的仔细研究一下，那很像是印度人的绳子魔法——没什么可稀奇的。然而，他强调说喇嘛们好像真有什么控制身体的奇异功夫。‘我看过他们练功，’他说，‘在零度以下、寒风刺骨的天气里，他们全身****地坐在封冻的湖边，他们的侍从打破湖面，把被单浸透冷水，然后缠裹在他们的身上。侍从要反复这样做十几次，喇嘛们则要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将被单焐干。人们只能想象他们是在用意志保持体温，虽然这样说有点儿解释不通。’”
卢瑟福又给自己添了些威士忌。“但是，当然像我的那位美国朋友说的那样，所有那一切与长寿关系不大。这种事只能说明喇嘛们对自我约束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也就了解这些了，你很可能也同意我的说法，所有证据到目前为止少得可怜。”
我说这确实不好说是怎么回事，接着又问他那位美国人是否对“卡拉卡尔山”和“香格里拉”这两个名字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我试着问过他。在我接二连三地问过一些问题之后，他说：‘坦率地讲，我对寺院不感兴趣——其实，我曾经对一个我在西藏遇到的小伙子说过，如果我能避开寺院的话我会尽量避开，能不去就不去。’他这种让人意外的说法使我感到好奇，于是我问他在西藏见到那个小伙子是什么时候的事。‘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是在战争前——1911年，我记得是那年。’我缠着他，让他再说得详细些，于是他把能记起来的细节都和我讲了。当时，他好像是为了一家美国地理协会去考察旅行，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同事、脚夫等等——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考察队。在接近昆仑山的一个地方他遇见了那个小伙子，是一个中国人，坐在轿子里，由几个当地轿夫抬着。这小伙子英语说得很好，并极力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附近的一个喇嘛寺——他甚至主动要带他们到那里去。但美国人说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感兴趣。就是这么回事。”
停顿了一会儿，卢瑟福继续道：“我想这事说明不了什么。当一个人努力回想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一件小事，你不能过于认真。不过这件事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是啊，如果一个装备精良的考察队接受这样的邀请，我想象不出他们怎么可能会被迫逗留在那座喇嘛寺。”
“噢，说得对。也许那根本不是香格里拉。”
我们想了又想，但没有任何头绪，于是我接着问他是否在巴斯库尔有什么发现。
“巴斯库尔没什么指望，白沙瓦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告诉我说确实发生过飞机劫持事件外，没人能给我提供什么有用信息。他们甚至不愿意讲那件事——那不是什么引以为豪的事。”
“后来再也没有那架飞机的消息了吗？”
“一点儿也没有，四个乘客的消息也没有。但是，我核实了，飞机飞那么高越过高山是可能的。我也试图寻找过巴纳德，但是我发现他过去的经历太神秘了，所以如果他真的像康维说的那样是那个查莫斯·布莱恩特的话，我根本不会吃惊。更何况，布莱恩特在强大的抓捕声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确实非同一般。”
“你试图调查有关飞机劫匪的情况了吗？”
“我调查了，但是一无所获。被劫匪打昏并装扮成他的那个飞行员后来死了，所以，一条有希望的线索就此中断了。我甚至还给在美国经营一家飞行学校的朋友写信，询问他最近是否接收过什么西藏学员，他很快回了信，答案让我失望。他在信中说，他分不清汉人和藏人，但他确实接收过大约五十个中国学员——都是在那里培训准备去打日本人的。你看，那里也没有太多信息。不过，我确实发现了一条奇异的线索——本来在伦敦就应该轻易找到的线索。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位来自德国耶拿的教授开始环球旅行，并于1887年来到西藏。从此再也没有回去，传说他在渡河时溺水身亡了。他叫弗里德里希·迈斯特。”
“真的吗——康维提到过这个名字！”
“真是这个名字——不过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怎么说也没法证明整个事件，因为那位耶拿来的教授生于1845年。这很让人失望。”
“但这事有点儿蹊跷，”我说。
“是啊，真够蹊跷的。”
“你探查到其他人的情况了吗？”
“没有。很遗憾，我没有更多的人可查了。我找不到自称是肖邦学生的布里亚克的任何记载，当然那并不说明记载不存在。现在想来，康维没提到多少名字——如果寺院里有五十个喇嘛，他也仅告诉我们一两个名字而已。另外，佩罗和亨舍尔同样难找。”
“马林森呢？”我问，“你没试着打听一下他的下落？还有那个姑娘——那个中国姑娘怎么样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当然调查了。也许就像你在手稿中看到的那样，比较麻烦的是，康维的讲述就到他同脚夫离开山谷那刻为止。在那之后的事，他既不能也不愿给我讲了——但是你知道，如果当时还有时间的话，他或许就给我讲了。我感觉他们遭遇了不测。他们返程的艰辛一定是超乎想象的，不但会遭到土匪的打劫，甚至他们自己内部也可能发生变节。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似乎可以推断，马林森没到中国。
“你知道，我想尽办法查询。首先，我查询了越过西藏边界运来的大宗书籍的来历详情，但是在像上海和北京这样最可能的货源地，我也没查到什么结果。当然，那么做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喇嘛们特别注意对他们货物运入方式的保密。后来，我也尝试到稻城府打听一下。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地方，是一座地处天边的集镇，要到这里并不容易，一些从云南来的中国苦力在这里把大量的茶叶转运到西藏。你可以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中了解到这些。欧洲人通常是不会走那么远的。我发现那里的人们非常文明和谦恭，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康维那队人马来到此地的蛛丝马迹。”
“这么说，康维一个人是如何到达重庆的现在仍然不得而知了？”
“唯一的解释是，他离开队伍，偶然流落到那里。但不管怎么说，谈到重庆，我们还是有些铁定事实的，这就不是猜想的事了。教会医院里的修女们是真实的，同样，西夫金在船上听到康维演奏那首肖邦非公开作品时表现出来的激动也是真实的。”卢瑟福停顿了一下，然后深沉地说，“这确实需要好好动脑判断这些事情的可能性，而且我很清楚天平没有明显地偏向哪一边。当然，如果你不相信康维讲的故事，那么你就是在怀疑他不够诚实或者神志不清——这是我很坦率的想法。”
他又停顿片刻，似乎在等待我的想法，于是我说：“你知道，自从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但我听人们说战争让他发生了很大改变。”
卢瑟福回答道：“没错，他有很大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你不能强求一个小伙子在经历三年紧张的身心压力之后而毫发无损。我想，人们会说他没受伤熬过战争。可他的伤是存在的——在心里。”
我们聊了一会儿战争以及它给不同人们带来的创伤，最后，他接着说道：“但是还有一个细节我必须提——也许从某些角度看非常离奇。这是我在修道院调查时发现的。你能猜得到，她们都尽力回答我的提问，但是她们回忆不起太多的情节了，主要是因为她们在当时一直忙于处理一种热病。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有关康维刚到医院时的状况——他是自己来的，还是被别人发现病了送进来的。她们记不太清了——毕竟，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是，就在我要放弃盘问的当口，忽然一个修女不经意地说道：‘我记得医生说他是由一个女人送来的。’她能告诉我的只有这些，而且那位医生不在修道院了，因此也无法当场确认。
“但是调查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不想放弃。那位医生好像去了上海一家更大的医院，于是我费尽周折弄到了他的地址并且亲自去拜访了他。那时日本人刚刚空袭完，到处惨不忍睹。我第一次到重庆期间见过这位医生，所以他见到我时非常客气，尽管他忙得天昏地暗——没错，天昏地暗，你知道，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与日本人对上海的轰炸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听了我的问题后，他马上说，没错的，他想起来了，是有个失去记忆的英国病人。我问他，那个英国病人是由一个女人送到教会医院的吗？他肯定地说，没错，是由一个女人，一个中国女人送来的。我又问他，还记得有关那个女人的什么细节吗？他回答说，他只记得当时那个女人自己也患上了热病，而且不久就死了。恰在此时交谈不得不停止——一大批伤员抬了进来，就放在走廊的担架上，因为病房全满着——我无心再占用这位医生的时间，尤其听到吴淞口隆隆的炮声，我知道他还会有大量的伤员要救治。当他转身回来，可以看到他在如此恐怖时期脸上仍挂着的那种乐观，我抓紧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我敢肯定你能猜到是什么问题。‘关于那个中国女人的，’我说，‘你记得她年轻吗？’”
卢瑟福轻轻弹了一下雪茄，就像是他的这段讲述不仅令他十分兴奋而且也正如他所愿地令我也十分兴奋。他继续说道：“那位年轻医生很严肃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用那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常说的滑稽而简洁的英语回答道——‘噢，不年轻，她老得不成样子，是我见过的最老的人。’”
我们默默无语地坐了好长时间，接着又谈起了康维，那个我记忆中的孩子气、有才华、充满魅力的男人。我们谈到了那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战争，谈到了有关时间、生命衰老和精神世界的种种不解之谜，谈到了那位已经“老的不成样子”的满族小姑娘，谈到了蓝月亮山谷奇异的终极梦想。
“你认为，他会找到香格里拉吗？”我问。
——伍德福德·格林
193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