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梦想。可以说，这种制度完全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也就是说，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一起做出的决定总要比一小撮人单独做出的决定要明智些。尽管从群体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依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
并不明智的议会
在议会中，我找到了一个关于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例证。
尽管时代早已变迁了，各国议会选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依然具有极为相似的特征。
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明显感觉到种族因素的影响的弱化，也会认为它会将群体的共同特征掩盖，事实上，它并不会妨碍群体共性特征的表现。
在许多大不相同的国家的议会中，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当议员们进行辩论和投票时，往往会和有名称的异质群体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进而让自己的政府陷入困境之中。
议会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梦想。
可以说，这种制度完全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也就是说，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一起做出的决定总要比一小撮人单独做出的决定要明智些。尽管从群体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依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
在议会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如头脑简单、善变、易于受到暗示，喜欢夸大以及受少数领袖的控制和支配等。
但是，因为任何一个议会都是由特殊的成员构成的，因此，它又会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议会独特的特征
把所有意见简单化是议会最重要的一条特征。
任何一个党派，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党派，无一例外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用最简单的抽象原则或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从原则上说，由于党派并不相同，因此，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
但是，由于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总是会在无形中放大自己所坚持的原则的价值，因此，他们一定会把它贯彻到底。这样一来，议会便会成为各种极端意见的忠实代表。
议会意见的简单化特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人长于推理，也喜欢以教条服人，他们的脑袋完全被众多含糊的普遍观念所充斥。
因此，他们喜欢在完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之前就开始贯彻死板的原则。提及他们，人们无不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却不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清楚革命现场的状况。
在一些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引导和支配下，他们自认为有从头到尾改造这个社会的能力，但结果却表明，他们不但没有对社会的进步做出半点贡献，反而让一个本来拥有高度文明的社会倒退到了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和那些极端质朴的人一样，会采用“绝对简单化”的方式行事。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无非是将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全都毁掉罢了，不论是吉伦特派，还是山岳派，抑或是热月派，无不受着同一种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议而不决的现象
议会群体和所有其他群体一样，易于受到暗示。事实上，暗示不是来自平民百姓，而是来自享有很高名望的领袖。但是，需要指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议会群体所受到的暗示是非常有限的。
面对一切和地方或地区的利益有关的问题时，议会中的所有成员都会形成自己坚定且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有力的论证都无法动摇他们。比如，碰到像贸易保护或酿酒业这类与有权有势的选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便有狄摩西尼那样的演说和说服的天赋，也无法改变议员群体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投票结果。
在选民投票前，类似这样的暗示，足以压倒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建议，这样一来，就能使他们原有的意见保持绝对稳定的地位。
但是，一旦涉及一般性问题，如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这样固定的意见就不会再出现了。这时候，尽管与普通群体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领袖依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并且很多时候，他们的权势不相上下。这导致的结果是，有的时候，众议员会被夹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之间，这时要做出选择，无疑是艰难的，因此会表现得迟疑不决。
这就是同一个众议员会在短短15分钟内做出完全相反的表决，或又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条款使其生效的原因。比如说，一开始规定要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紧接着添上一条让这条规定失效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原因，因此每届议会中既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会有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从总体上来看，一般性问题通常是议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所以议会中常常会出现议而不决的现象。而之所以会议而不决，是因为选民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因此，领袖所做出的决定随时可能被颠覆。也就是说，出于对选民的担心，所以才会出现议而不决的现象。
领袖操纵着整个议会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议会中，领袖没有什么权力。
要知道，在任何辩论中，一旦涉及到一个议员们都没有任何先见的问题时，最后的决定权便会完全归于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领袖。
事实上，这些领袖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存在不是以群体的名义存在的，而是以群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的。
可见，他们才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
一个群体若是没有了领袖，那么群体的所有成员便都难以有所建树。
可见，通常议会所代表的也是极少数人的意志而已。
领袖影响力的大小不取决于他们所提出的论据，而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名望。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到，一旦他们因为某种变故而失去了名望，他们的影响力也便荡然无存了。
但是，要看到，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与他们的头衔或名誉无关，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仅仅是他个人。关于这一点，作为国民议会成员的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的国民议会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路易·拿破仑在两个月之前还能呼风唤雨，但转眼间他便什么都不是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讲台开始发表他那幽默风趣的演讲，但是他的演讲并不成功。尽管人们觉得他演讲时和皮阿很像，但是，他却没有赢得同样的掌声与喝彩。当沃拉贝勒和我谈起皮阿时说：“我不喜欢他的那些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法国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
尽管基内很聪明，有着非凡的才智，但是没有人尊敬他。议会召开前，他还算有些声望，但是议会进行的时候，他却不为人知了。
最不重视才华横溢者的，非政治集会莫属了。它所在意和关心的无非是那些与时间地点都契合且有利于党派利益的滔滔辩才，而他们是否对国家有利，它却毫不在乎。
谁要想得到1848年拉马丁和1871年梯也尔所得到的那种崇敬，就需要和他们一样拥有急迫而坚不可摧的利益刺激才行。一旦没有任何危险了，政治集会便会将他们的感激和害怕抛到九霄云外。
我之所以会引用上面这段话，并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各种解释，而是其中所揭示的某些事实。诚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段话所包含的心理学知识少得很。
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论这个领袖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从那一刻起，它自己的个性便荡然无存了。
群体对领袖的服从，归根结底还是对领袖所具有的名望的服从，并且这种服从是发自内心的纯粹的服从，完全不受任何利益或感情的支配。
所以，一旦一个领袖拥有了足够的威望，那么他也就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众所周知，在上次大选中，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因某些金融问题而落选了，但是，在这之前，多年来他一直凭借着自己的名望而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当年，他一个手势就能决定内阁的命运。
到底他的影响力有多大？有位作家做出了恰当的描述：
因为这位X先生，我们得付出比平常高出三倍的代价。若不是因为他，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不可能会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若不是因为他，我们在南尼日尔不可能被骗走一个帝国；若不是因为他，法国人不可能会被埃及瞧不起。法国因X先生的荒谬理论而丢失的领土，与拿破仑一世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对待这种领袖，我们不必太过苛责。不错，他确实让我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但是，这种民意和过去在殖民地事务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意，仍没有超越的痕迹。
可见，领袖的意思很少会比民意更超前，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顺应民意，正因如此，他们容易助长错误。
影响议会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领袖说服群体的方式，除了名望之外，还包括那些之前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
领袖若想让这些手段为自己所用，那么他就得对群体的心理特征了然于心，如若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得知道如何与群体交流，对于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更要了解并且充分地利用它们的神奇力量。他还应当具有特殊的辩论能力，比如，利用信誓旦旦的断言以卸下论证的重负。再如，充分地运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并加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
这样的辩才在世界上任何议会中都是可以看到的，就连英国议会这样最严肃的议会也不例外。
英国哲学家梅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若对下议院的争吵进行一番研究，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争论只不过是些软弱无力却又只会讲大话的人在怒气冲冲的情况下进行的交锋罢了。
尽管这种语言形式让人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它能对纯粹的民主幻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要想让群体接受某些用夸大的言辞表达出来的笼统断言，向来算不上是什么难事，即便它根本就没有被证实过，大概也得不到证实。
上面引文所提到的“夸大言辞”，不论说得多离谱都不为过。回顾前面的研究，便知道，我已多次谈到过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因此，在措辞上，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选择那些能唤起生动形象的词语。下面是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词，它是一个极好的范例：
“热病正在那片坐落着我们的监狱的土地上示威，而那正是这艘船所要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正关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无视政府的杀人犯。这对‘难兄难弟’终于可以促膝长谈了，它们完全可以把对方当做一种社会状态中不可或缺的两派！”
用这样鲜明生动的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栩栩如生，对演说者来说，几乎他所有对手都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受到了他的威胁。他们的脑中不断地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遭受热病肆虐和吞噬的国土，一艘可以带他们离开的船。他们不也一样，很可能也被看做是可怕的政客了？他们也和当年那些听到罗伯斯庇尔拿断头台来施威的演说的国民公会的人有一样的感觉，那就是觉得无比地恐惧。而在类似这样的强烈恐惧感的影响下，人们通常会选择屈服。
无休无止地夸夸其谈对领袖总是会有莫大的帮助。
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位演说家，他总能在不激起任何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在议会中用最离谱的话做出这样的断言：金融家和神父明目张胆地资助扔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应当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接受严厉的惩罚。
但是，这样的断言却总能煽动群体。
事实上，即便断言再激烈，声明再可怕，都不算过分。这是唬住群体最有效的辩术。
群体中，在场的人绝不会有异议，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这么做了，就可能会被当做叛徒被打倒，而这，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事。
照我说，这种特殊的辩术在任何议会中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议会群体的危难时刻，这种作用就更加明显。
从这个角度上看，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大演说家在各种议会上说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演说的每一个时刻，他们都认为自己应当先对罪恶加以谴责，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弘扬美德；接着，应当破口大骂暴君；最后信誓旦旦地宣称，倘若不能得到该有的自由，他们宁肯去死。
在场的人听后全都站起来喝彩、鼓掌，冷静下来之后，他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当然，偶尔也有智商高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些品质不但对他没有好处，反而可能会给他带来危害。当然，假如他想说明事情的复杂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以加深彼此的交流和理解，那么这时候他的智力就会助他一臂之力，会让他变得宽宏大量，但与此同时，这也会大大削弱信徒们所要求的信念的强度，并降低其粗暴程度。
在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任何一个伟大的群体领袖的头脑都是非常狭隘的，这样的狭隘是常人所不能接受和理解的；但也正是头脑极端狭隘的领袖，能给群体施以最大的影响力。
在那场最著名的演说中，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且相互矛盾的观点。单看这些演说词实在让人费解，实在搞不懂这个手握大权的独裁者究竟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