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似乎又都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袁世雄仍扮演着海阳市政界首脑的角色频频在电视出镜，在报刊上头条新闻，以父母官的正面形象向三百万市民发号施令。他作为东阳的搭档、海阳市的二号人物，两人在公众面前似乎配合得比往日更为默契。那些走私汽车的同谋们，仍占据着部门的权力位置耀武扬威。
我不是白痴，自从我在总编办公室撕了那份校样后，我感觉周遭的一切全变了样，所有的同事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冷嘲热讽更是随处可闻。一句话，他们认为我为了坐上总编的位置，不惜出卖记者的职业道德，甚至撕毁官场丑闻证据，他们认为我和袁世雄做了一笔交易，因为在这之前，我调查汽车走私一案已经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我当然明白这一切同报社三位竞争总编的副总编有关，他们本来就不甘愿我越级成了他们的上司，心理的不平衡使他们在明知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仍在暗地里把文章发不了的原因归咎于我。
我没有去解释这一切，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正在做着第二回合的较量。
“嗨，米路，你的‘大东南特刊’看来也有不说真话的时候，——真遗憾！”一位记者恶毒地对我进行调侃。
“打‘哑炮’可不像你的风格埃”
“米记者，你可是让我们刮目相看呀！”
我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唇枪舌剑。
一位平时关系与我甚密的女记者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总编的诱惑力对你真有这么大吗——我是说你真值得为这个位置放弃那篇文章吗？”
我告诉她，这和当不当总编毫无关系，“但是，通过这件事，我明白当不当总编对我至关重要。”
女记者怔了怔，但她很快便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说这篇文章不是出于你的意愿撤下来的？”
抑制不住的委屈泛上了我的眼眸，女记者从中证实了她的疑问。
“那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女记者一脸困惑，“缄默可不是你的风格。”
我摇摇头，这个问题我目前还不想回答。
“你还想和他们斗下去？”
我冷冷一笑：“你会看到事情真相的。”
“你总是那么固执。”女记者握了握我的手，“祝你走运。”
“谢谢！”
回到家，我给“高人”去了电话，每当遇到难于排遣的事时，我总是想到“高人”，唯有他能给我点拨迷津。
“我陷入了谣言诽谤包围之中。”我告诉“高人”我目前的处境，“糟透了。”
“事实上你并不在乎这些。”“高人”说，“他们低估了你。”
的确，我在乎的并不是这些谣言诽谤，而是我和袁世雄第二回合的较量。就在毁校样的当天晚上，我向中纪委起草了一份关于袁世雄伙同有关部门负责人走私进口汽车牟取暴利的事实采访调查经过，第二天一早我用快件寄了出去，我相信中纪委会引爆这枚“哑弹”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没猜错，你并没有停止和袁世雄的较量。”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真的。”我说。
“我说，你这是闯进沼泽地再来问我该不该和鳄鱼打交道，”“高人”总是把我看得那么透彻，“你总是在做出决定后问我怎么办？说白了，你的意志从不被别人左右。”
“你是说这回我把自己推向绝境？”
“问题恐怕还要糟。”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我说，“你说我能当好一个总编吗？”
“我认为，你不适合这个位置。”
“为什么？”
“很明白，你看咱们这个国家哪个舆论部门的坐镇人物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高人”话中有话。
“你想说什么？”我的心一阵冷颤，“你是说这个位置轮不到我？”
“世无定事，米路。”
“不！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当然明白为什么。”我说。
“我当然明白，没人会忽视这个位置的，对政治家尤其重要。”
“高人”的话再明白不过了，正是因为如此，才引发了这场较量。
我预感到将有什么事要发生。
第二天上班，总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他刚和市委组织部长结束了一场谈话。
“关于我？”我的心一阵抽紧。
“别紧张，事情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总编让我坐下，“任命得拖几天，昨晚市委已通过你的总编任命，但关于报社的党委书记人选还没最后定下来，他们决定等书记人选定下来一并下任命通知书。”
“党委书记？”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报社一直是总编负责制，没听说非要配什么书记。
总编避开我的目光：“部长对我们晚报最近的成绩很满意，多配个书记可以理解为加强报社的领导班子。”
“也可以理解为对我的不信任——不是吗？！”我可不是白痴。
“听部长的意思，好像——”总编一脸的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可以肯定，上面对你相当关心。”
我嗤鼻冷笑：“是吗？”
“是的，听部长的口气，好像上面有人对他发了话，按我的理解，总编对你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位置，他们似乎已为你考虑了更重要的位置。”总编看我的目光有点怪，“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一笔妥协的交易。”我吐出一串烟圈，恶恶地冷笑着，“我想是作为我对撕毁那份校样的补偿吧。”这下我全明白了，袁世雄这样做真是一举两得，把我放在总编位置上无疑对他们是一枚定时炸弹，用书记来控制我再巧妙不过了。至于考虑给我更重要的位置，我完全相信，他以为给我一个更大的乌纱帽就能保证我不再闹事。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东阳，谁能说他在其中不扮演着袁世雄同谋的角色呢？
“这样也好。”总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我真的妥协了吗？不！也许换个人会默契这桩交易，可我不会的，哪怕封给我一个省长的乌纱帽。”
总编为我感到担心，他是个好人，对我有时就像个慈祥的父亲，“我从不信上帝，但这会儿，我祈祷上帝保佑你。”
我感谢总编的这份爱心，“相信上帝是站在正义一边的。”我说。
当我回到办公室，不过是一会儿的工夫，我发现周遭冷落鄙夷我的同事们的神情全都变了样，一个个瞪大了惊诧的眼睛，仿佛我干了一件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似的，这些日子，我已习惯了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伪君子、小人，我始终以缄默克制着心中的委屈，望着突然变了样的他们，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冬冬把我拉到了门外，在报社里，他和我关系不错，这些日子，不管报社的同事在背后怎样议论我，鄙夷我，冷落我，但他一直像从前一样对待我，我从心里感激他这样一位同事。
“刚才有人打电话找你，是中纪委调查组的，我让他们过一会儿再挂来。”记者最大的职业特点就是敏感，“我们在想，准是你把事捅上去的，对吗？”
我点了点头，这时，电话铃响，冬冬椎了一把，“快去接，准是他们打来的。”
在我接电话的当儿，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脸上，“是我……是的……今晚七点，好的……七点见！”
刚放下话筒，铃声又接着响起，我再次拿起话筒：“噢，是袁副书记……本人就是……对不起，七点我另有安排……不错，是和中纪委调查组见面……不——不！我奉陪到底！”我放下电话，坦然地面对所有的目光，“战斗重新开始。”
“好样的！”冬冬使劲地鼓了一下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