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里开罪了韩寒，令他的一些粉丝愤怒至极，连日群起而攻之。我曾写过一篇《韩寒：闪光的不只是金子》（发表于《文化艺术报》2005年9月），那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我拍韩寒得马屁，事实上我没有因“拍”而得名。前几天我在一篇杂文中提到韩寒，其实我并没有批判他的意思，只有数语仅止于批评，主要是希望爱护韩寒，不要将其神话。而很多人却说我骂韩寒是炒作，而事实上我也没有因“骂”而出名。“名”这个劳什子能让一个人正常的生活变得不正常，能让一个正常的人变得不正常，我并不稀罕，多年来也力劝和我一样的写作者不要太注重此。可悲的是，如此之劝告于古或能行之有效，而于今则被人讥为扞格之谬论，有如东风射马耳。总之还是希望不论是谁，包括韩寒的粉丝都能理智、正确地看待韩寒，什么“伟大的、英雄的韩寒”实在是不名誉，一个人一旦被真正的神话，那他也只能成为一个传说了。
韩寒的某些作品确实可以博人一粲，里面有游戏性质的闹剧（如《他的国》）；也有讽刺和调侃（如《光荣日》），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真正的喜剧是与悲剧有着相同之价值指归和精神语法的；还有近乎胡闹的爱情游戏(如《一座城池》)，但很难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杯具”；韩寒蔑视崇高，所以在他的小说里有小情小调的感伤(如《长安乱》)。韩寒的走俏与走红与王朔同出一辙，正是因为他们以无价值的东西满足了一些读者低俗的心理需要，仅此而已。如果说郭敬明的作品赚足了粉丝的廉价的眼泪，那么韩寒的作品则赚足了粉丝的消极的心理，而后者的危害远远大于前者。但是他们为什么能走红？因为当今之时，一切皆沦为商品，作家的名字犹如商标，名气越大，其作品之商业价值就越大，作家的“大名”能让读者和出版社的编辑丧失鉴别的能力，能让评论家失去评判的自信，只要看到作家的大名，编辑会不择手段地去出版，而评论家则会失去原则地强加溢美之词，赋予作品一些其实并不具备的特征、价值和性质，他们的粉丝也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膜拜和趋奉的心理冲动。
有人说韩寒诚实、坦率、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因此成为不少人心目中“敢抡敢砍”的“英雄”。韩寒的“坦率”和“诚实”，确实赢得了不少人的欢迎和信任。他敢于自我作贱，所以他说“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在一个具有“仇智倾向”的社会，挖苦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明智可行的策略。他能很“聪明”的说出Crotch of the Central这样的话，“暗喻”一种一些人听了非常“解恨”的某某，同样成功地迎合了一些人的消极心理。说穿了这就是后人跟着前人扬黄尘，这种王朔式的坦率和诚实并不是积极的道德姿态，它就是一种面对“大众”的话语策略，是逮住谁就灭谁的“叛逆”和“激进”，如果把类似于这种“造反”性质的话语策略当成是针砭时弊的“革命”，那也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革命”。与其说韩寒因诚实和坦率赢得了读者，不如说他是用“痞”味十足的语言，进行意识形态化的“起哄”和调侃，而受到了一些人的欢迎。
韩寒说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人”，其实他的俏皮仅止于那些市井小人无聊的文化笑话，他的油滑也仅止于那些街头巷尾闲谈的政治笑话，的确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这种笑话是扎人的，扎疼别人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韩寒一脸的坏笑。韩寒这种嘲弄一切的“玩主”做派，恰恰给那些充满内心压抑和失去价值观的人，提供了释放的话语资源和安全通道，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消极的心理需要。他“聪明”到用几句话就能概括一个时代，但也仅止于“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英雄”到能把政治放在玩笑中“愤世嫉俗”，其实只不过是嘴头满足，略有刺激；他把喜悦的与悲伤的，粗鄙的与优雅的，调侃的与严肃的各种语言拉到同一水平线上，所以他说“低级趣味也是趣味”。Crotch of the Central即便有万般不是，但把它当做“革命”目标的人也不见得有多道德和高明。如果说Crotch of the Central像他认为的那样的可恶，那么他跟这种“可恶”的东西在一个精神平台上比长量短，这更不能说明他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
首先肯定地说，我也喜欢韩寒，但我不喜欢被神话的韩寒。看到有一些很不着边际的话，说韩寒伸张正义，为民做主，为“国计民生”而“冒着生命危险”与一切的“Crotch of the Central”对着干，因此说韩寒是“当代鲁迅”，把他塑造成一位“圣斗士”，甚至将他塑造成当今的“救世主”。我也知道这是他的一些疯狂的粉丝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强加给他的“荣誉”。而韩寒的作品蔑视和躲避崇高，以及回避价值判断实乃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消极现象，不宜简单鼓励，也不宜片面肯定。我们绝不能前门赶走“假崇高”，后门请来“真小人”，更不能前门请走“伪君子”，后门邀来“小痞子”。这年头小人层出不穷，并且泛滥成灾，社会风气中一些最起码的“是非道义”近乎韬声匿迹了，所以看待像韩寒这样的“叛逆”和“激进”，需要我们客观的分析和理智的选择。
对于韩寒的一些粉丝，我觉得他们非常“可爱”，这种九死不悔、之死靡他“效忠”韩寒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崇拜一个人不是为了做他的奴隶，也不能把自己变成非人，甚至跪在他的脚下，崇拜一个人是为了在某些方面能像他一样值得赞许。一切恶语和诅咒并不能阻止我质疑及批评他们不加节制地将韩寒神话，反而暴露出他们幼稚而简单的认知方式。为什么韩寒及其作品明明有很多毛病，却要在批评面前获得豁免权呢？什么叫“他有毛病又怎么样”？有“毛病”当然要治“毛病”了，否则这种“毛病”一旦长成气候，那将是“不治之症”。如果善意的批评韩寒被认为是野蛮的，那么不着边际的吹捧韩寒是伟大的就很文明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揭示和分析他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是负责任的态度。韩寒的一些粉丝不懂批评的功能和意义，说明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平等理念和民主意识。不懂批评就会惧怕批评，就会误解批评，认为批评他们心目中的“伟人”和“英雄”就是不怀好意的泄愤，就是“谁红跟谁急”的搅局，他们不知道批评也体现着高尚的追求和严肃的态度，也是一种显示尊严的文化行为。不能遭遇尖锐的质疑就怀疑别人的动机，就好像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或“伟人”受了极大的伤害和委屈，以至于他们恼羞成怒，诅咒、污蔑和谩骂批评者。
韩寒并不是与常人不同的另一种人，他也和我们这些泛泛之辈一样，只要还在地球上，还在人间，就无权生活在不受道德律令约束的“他的国”里。他不但不能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为所欲为，更不能用文字“撒野”甚至“做恶”，否则，韩寒的一些粉丝想反对任何人用道德的尺度来质疑或衡量韩寒，那无疑是可笑的，因为艺术和审美的法庭一样会受理因人格、趣味以及道德等原因而提出的上诉。诗意而善良的道德是文学艺术的灵魂，一切正常的文学艺术，首先意味着道德的纯洁和人格的健全——你可以蔑视崇高，但无法改变崇高的文学是人格之花的事实；你可以逃避崇高，但无法否决崇高是道德之果的真理。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对应性”存在于一个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之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生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反之似乎也成立：从一个人如何看文学，或多或少也可能看出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不可否认，在一些“作家”看来，现代的文学是畸形的、变态的，作家越是没有教养，越是粗俗，越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好奇甚至是崇拜。文学生根发芽之土壤，已经被严重地沙漠化了，一切优秀文学内蕴之正气在当今时代已荡然无存。在当今之文化语境下，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被羞辱和“恶搞”的对象，基本丧失了它曾经享有的尊严。许多关于文学的观点，是我闻所未闻的，文坛绝不是韩寒所说的“是个屁”，也不是某些人说的文学是一种变态，更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学仅仅是供人娱乐或消遣的。文学是关乎尊严的伟大事物，倘若我们还尊重自己，那就更应该尊重文学；倘若我们将文学说得一文不值，那么我们事实上是在让自己蒙羞甚至受辱。
文学不是把庸俗当做无聊的游戏，也不是向人的弱点妥协的投降书，我认为文学表现的是人类为摆脱庸俗之奴役所进行的卓绝之努力，是人类战胜自己弱点之光荣记录。我反对很多“作家”退回到自我，仅仅在“内心现实”（Inner reality)之基础上创作，因为文学是人类的事业，而不是作家个人的事情；它绝对是神圣而重要的，因为它会对读者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就算时代和现实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文学大体就是这个样子，至少不能把文学谬论成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怪物。
是的，在没有道德和人格的地方，有无所顾忌的放纵和粗俗，有出语惊人的嘲弄和调侃，有商业化的文学奇观，但永远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2010年2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