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否认《蜗居》的现实，也不否认《蜗居》的生动。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意思，那大概是有点遗憾，就是它还不够深刻，《蜗居》本来还可以写得更好。其实我强调的就是，这部作品缺乏一种积极的东西，因为文艺作品本身就是一种与人们的伦理体验以及道德感受紧密关联的精神现象，并不是一部作品揭露了什么现实黑暗面，它就一定是好作品。就如媒体，如果一个媒体整天报道社会的阴暗面，那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好事情，说白了还会有很大的负面的作用。我就听到几个小女孩说，就喜欢“宋思明”那样的男人，做小三没什么不好，有大房子住，有大把的票子花。真是现实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被轻易地“颠倒”过来，流氓成为偶像，下流变为高雅，无耻变成荣耀，《蜗居》以令人费解的无畏和偏执，裸奔而来，一头扎进“万恶”的“旧社会”，让我们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和喜剧情景。
文艺作品之所以为文艺作品，是因为它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使命，那就是通过作品的精神力量来影响人，继而向上提升人，而不是降低人。《蜗居》部电视剧虽然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些污点(值得表扬)，但它缺乏优秀的文艺作品那种向上提升人的精神力量。所以，作者在叙述人物的伦理体验和道德痛苦的时候，必须以巧妙的方式显示自己对世界的情感态度——当然要追求真实、准确、客观、可信的艺术效果，但绝不能冷冰冰的描写和展示，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之所以优秀，除了他们为观众或读者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和真实感人的情节，塑造了典型的、真实的人物，最主要的是，他们通过积极的情感态度和修辞行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以及对观众和读者显示出崇高而伟大的伦理境界，表现出温暖而健康的道德情感。人不可以太自私，你可以不负责任地“玩完”你的一生，你绝不能不负责地“玩完”下一代的一生。是不是让我们告诉大家，甚至告诉孩子们，只要当小三，房子就没问题，只要出卖肉体生活就没问题，只要牺牲亲人，幸福就没问题？《蜗居》迎合了一部分底层人的消极心理，为一部分人找到了心灵慰籍，这一部分人可以理所当然地接着消极下去：买不起房子是因为社会太黑暗，找不到老婆是因为女孩都当了二奶，没有好工作是因为官场太腐败。
揭露黑暗，痛斥黑暗，好的作品就应该包含这种否定的“指向”，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求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指向”：相信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是美好的，而不是一种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把戏”；相信只要两个相爱的人携手努力，通过勤劳的双手就可以创造出美好的生活；相信幸福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拥有一套大房子或者拥有花不完的钞票；相信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尊严、人格、正确的价值观。影视也好，小说也好，都是面向人类的艺术，是向他者伸展的艺术，作家不能以自己幽闭的心灵和狭窄的视野，以及情感上的自私和冷漠向大众去展示一个毫无希望、毫无情感的灰蒙蒙、冷冰冰的世界，不能以自己身上的利己主义倾向，导致大众心灵麻木、内心封闭，甚至导致幸福快乐的减少，直到丧失。
《蜗居》是那种怀着恶意对人物进行贬低和挖苦的作品，没有良好的伦理精神和情感道德，始终把人不当作人，不当作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虽然《蜗居》有些批判力量和反讽精神，但却看不到作家的祝福感，《蜗居》似乎不希望人们活的更有尊严，更体面，更高尚，更纯洁，更幸福。六六是“利己主义世界观”的信徒，沦落为这个时代流行价值观的牺牲品，在她看来，利己主义是理所当然的，而“利他主义”则是虚伪和落后的，她只把《蜗居》当做“自己”的事情，好像与他人无关，总是炫耀着自己的“堕落”，陶醉于自己的“颓废”，沉溺于自己的“痛苦”，总是兴致勃勃地表现那种扭曲的情感和阴暗的心理。海藻和宋思明躺在被窝里媟狎，却在电话里敷衍着小贝，淫恣地尖叫……六六是一个对纷杂、琐屑的生活表象有较强的摄取能力的作家，她缺乏对“混乱的感受”进行升华与理性化的整合的能力，她分不清爱情和欲望的界限。从《双面胶》到《蜗居》可以看出，六六把羞辱人当做自己的事业，她不懂得“人道主义”的真正含义，觉得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伤害、相互施暴，就毫无其它生活内容；她的作品几乎只有低级的快乐，几乎只有否定的“指向”，几乎只有反社会性冲动；她不知道也意识不到“祝福”的意义，很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传达真正的情感和祝福的善念。
《蜗居》播出后，对剧中涉黄的台词非议四起，六六对媒体以一种不屑的口气说：“性难道不正常吗？对于这些纯洁的观众，我感到很抱歉。” 无可非议，“性”当然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健康的性生活和健全的性观念，是构成和谐而完整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当然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绝不能将“性”当做“救世”的良方。“性”并不是终极目标或生活的惟一，也不是武器，它消灭不了人对权利、地位、名望、金钱的贪欲。把“性”话题当做吸引观众眼球的主要手段，并且还缺乏节制地炒作和渲染它，就极有把人降低为禽兽的可能。《蜗居》中的一些台词，比如什么“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什么“吃棒棒糖、我想咬你”，什么“鞭长莫及”，什么“我就是疯狗、小钢炮”，还有什么“九浅一深、天天翘着”、“我就睡在你和你老婆中间”……诸如此类，把一种私我化的体验搬上电视屏幕，写进文艺作品，这无论对读者还是作者都是一件有伤尊严和体面的事情，既没有引起人的道德反映，也没有引起人的美感反映，反而作者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缺乏德性的作品。
影视和小说作品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作家或艺术家的伦理态度和道德情调，很大程度影响着观众或读者，尤其影响着未成年观众或读者的道德成熟和人格成长。殷谦认为，作为编剧、作家，在创作时，至少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无论叙写多么混乱、多么复杂的生活事象，都不能放弃对观众，对读者的道德责任。然而，从《蜗居》中看到的是野蛮和粗俗，而不是教养与文明，它无畏、无耻地告诉人们，“肉偿人情债”完全是合理的。不是说不能写“性”，但必须要以富有诗性和教养的方式来写，身体修辞就是道德修辞，我们有理由反对那种把人降低为禽兽的、让人脸红的野蛮行为。
我们的时代已经够孱弱，够破烂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凡是象《蜗居》这样的文学和文艺作品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2009年12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