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阴晴不定的景象，正是对改革初年政治气候的写照。有人说，破晓时分的图像总是朦胧不清的。翁同龢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67年3月18日）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鬼”，指的就是奕訢，因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促朝廷以平等的礼节同各国往来，不再像乾隆当年那样因跪拜礼之争而将整个世界拒于门外，又办同文馆，系统化地学习西方，使他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鬼子六”。
像奕訢这样的改革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张盛藻，而几乎是整个以正统自诩的知识分子阶层。张盛藻的奏折，只是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登场的，全是重量级选手，其中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清代理学大师倭仁。张盛藻上折两天后，倭仁的奏折就接踵而至了。一方面，他对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读习，博求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对于这些反对之声，年轻的奕訢毫无退让之意。他策略地提出，西学源于中国，由于他们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本朝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位西学高手，因此学习西学，不仅没有违背祖制，而且是在弘扬传统。同时，他变防守为反击，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保守派的精神胜利法，大清帝国非但不能胜利，相反只能由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在三月初二（公元1863年4月19日）的奏折中，他丝毫没有避让倭仁的刀锋，而是反戈一击，一点没有给同治皇帝的这位老师留面子：
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于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2——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这样的唇枪舌剑，在今天看来也无比过瘾。他们比的是口才，是眼界，是胆识，更是后台。奕訢之所以如此口气强硬，一步不让，是因为他的后台硬，那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龄人、也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奕訢代同治小皇帝所拟圣旨，实际上代表了慈禧的意见：“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张盛藻这些反对派的意见，“毋庸议”，还批评杨廷熙受倭仁指派所呈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让他们彻底闭嘴。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奉行的政策，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有类似，是“不争论”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同治初年形成的开放格局，完全利益于这对叔嫂的强势组合，奕訢的胆识与气魄，也就是慈禧的胆识与气魄。
九
英国人寿尔在手记里记录了大清帝国的变迁：
在走过天津郊外时，人们指给我看，在李鸿章的衙门的对面、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记。又人们看到，Oxford街的商店里外国货物充斥，不能不感到惊奇。买钟表的人很多，许多人从事钟表的制造与修理。外国钟也很受人欢迎，火柴亦然。有一只美国制的濬泥机船，已经工作一些时候了；它正在打宽运河的一个支流。还有一只汽艇已经多次带着总督出外巡视；当它初次出现在某些乡下地区的时候，老百姓很是惊慌。兵工厂和李的衙门之间安了一条电线，五英里长，雇用本地电报员担任工作。这条线是一位英国的电机师建立的。他现在主持鱼雷学堂。这条电线未曾碰到任何困难，虽然未曾出告示告诫老百姓，也未曾用卫兵去保护所雇佣的安装电线的外国人，可是电线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八册，第3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出自一位年轻太后的手笔。
经过了大约30年的快速发展，至甲午战前，帝国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历史学家马勇说：“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马勇：《清亡启示录》，第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今日之国人，不应简单地把晚清统治者看成一团黑，而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可以说，他们是开始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破冰者。
在当时，有多少人为这样的进步而血脉贲张。
这位国家领导人，论眼界不出宫墙，论学历不到高中。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小看慈禧者死。她的政治才能，是天生的。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倒是他的未亡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阵脚，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慈禧比她老公更像“纯爷们儿”。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一书中说：“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何德兰说：“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0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里这样评价慈禧：“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十
当然，慈禧杀过人——准确地说，是处死。其中有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还有庚子事变后被惩办的祸首、实际上是用来向西方人交差的替罪羊，有山西巡抚毓贤、兵部尚书赵舒翘等人，至于东太后慈安是否被慈禧毒死，这是历史的遗案，或者说，有很强的猜测成分，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根据官方记载，慈安的死因是“正常死亡”。《清实录》里这样说：“（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8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翁同龢在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三月初十日记里这样写：“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夜眠不安，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脱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二天凌晨，月明凄然，翁同龢由东华门入宫，在乾清门前徘徊，等到丑正三刻，乾清门开，翁同龢急入奏事处，发现前一天的御医脉案还在，他抄录如下：
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根据翁同龢记下的药方，今天的医生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慈安死于突发性脑中风，翁同龢记下的御医脉案中“类风痫甚重”，就是指的这种脑中风。实际上，《翁同龢日记》中，已经记录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发生在同治二年二月九日（公元1863年3月27日），那时慈安只有26岁，另一次发生在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公元1870年1月5日），那一年慈安也只有30岁，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在此反复抄录慈安死前的病案记录，目的当然是为排除慈禧的“作案嫌疑”，因为有太多的小说家言，说咸丰死前曾留下密诏，要慈安必要时可以除掉慈禧，只因慈安生性忠厚，给慈禧看了这份密诏，让慈禧顿时起了杀心，先下手为强，毒杀了慈安。然而，这一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悖论：既然烧毁密诏时，只有慈禧和慈安二人在场，那谁又能知道这件事呢？很多年中，人们人云亦云，把慈禧指认为凶犯，显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出于妖魔化的需要。也就是说，慈禧的形象，是由集体塑造的，并不是慈禧本人。
十一
因此说，慈禧铲除的，大多是她的政敌，对于任何统治者，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何况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之保守，排斥思想开明的奕訢等人，大清未必会有“同光中兴”的局面，而以毓贤等人的愚昧无知，只能把大清引向灾难。这些权臣之死，不足惋惜。至于屠杀六君子，那自然是慈禧政治生涯的败笔，如何德兰所说：这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28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所谓“百日维新”，亦有许多先天“幼稚病”，即使没有慈禧的凶狠，它的失败也定然是逃不掉的。对此，有人精辟地论道：
从6月11日起至9月21日慈禧及其后党分子发动政变止，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光绪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是9月12日这一天，竟然一举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
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销一批无事可做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族人寄生特权；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很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开办京师大学堂；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校；废除八股，改革考试方法；选派学生留学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等。
这些措施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它是想把中华帝国拖入近代化的轨道。可是，单凭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颁布的雪片般的旨令，就想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社会，谈何容易？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本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一成不变或很难变动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于这本质，表层的任何变动都不能产生影响。千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治乱循环的局面，使中国人总的心态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以便在小范围内“安居乐业”，静享人生的俗常欢乐，其对任何主张、热情付之一笑，使得理想主义、行动主义和变革冲动在平安稳妥、麻木不仁、苟安求活的生活意志下消解、流失。因此，不难想象这一百多道新政“诏书”的命运。把守要津的后党分子公开抗拒，而懒散的地方老爷们则将它束之高阁。除了在偏远的湖南省获得一点反响外，光绪企盼的朝野响应、举国振奋、齐步走向自强的局面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