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的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等在历史上有过无比辉煌的时刻，你怎样看待？
贾蔼力：中国的古典造型艺术的确在历史上达到过辉煌的高度，尤其是书法与绘画。但曾经只专属于权贵、士大夫阶层的文艺精英，给了今日从事中国传统艺术样式的朋友莫大的负担，在儒家集权社会中延续千年的出世入世的古老文艺思维，在当今也逐渐显得捉襟见肘。在我看来，如能适当体会到被解放了的人文价值，或许会来得更可爱些。
刘伟：如果有机会坐在博斯面前，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你比较喜欢这位画家。
贾蔼力：你曾苦恼的，今天仍是我辈所苦恼的；你曾迷恋的，今天仍是我辈所迷恋的。宇宙与心际之间，是否存在着永恒的道德理念与秩序，又是谁给人类短暂脆弱而终有一死的生命活动注入神圣力量？如果这一切并非栩栩如生和被赋予一种灵魂，那将是多么难以忍受！
[作者简介]刘伟：笔名阿三，1979年生于辽宁大连。艺术评论者，有散文、小说、评论等若干，发表于各类杂志、期刊。
Bruno Dumont
人性的冷酷与阴暗
布鲁诺·杜蒙
撰稿/顾未
或许国内很多影迷不太了解这位法国导演，但现年57岁的布鲁诺·杜蒙已是法国备受推崇和争议的导演，甚至还被称为法国艺术院线的“救民稻草”。
哲学硕士出身的布鲁诺·杜蒙上世纪80年代是广告片导演、电视编导，但他一直希望能够拍摄电影，直到1994年终于得到机会拍摄电视纪录片和剧情短片。1997年，他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人之子》在戛纳放映，描述法国北方一个荒凉小镇中一群无所事事青少年的无聊生活，引来喜恶两极的反应，获得金摄影机特别奖。1999年的《人啊人》一片显示了这位导演的迅速成熟，被外界称为具有罗伯特·布莱松作品的冰冷疏离、极度内敛的气质。这点来看，布鲁诺·杜蒙确实一直深受布莱松影响，尤其在宗教上两人有很多相似思考的地方。
2014年，戛纳电影节上一部迷你电视剧形式的影片《小孩子》（P'tit Quinquin）上映，引发争议。影片以宽屏幕拍摄，在戛纳银幕上是采用银幕格式，而实际上还有一个电视屏幕格式。在记者问到布鲁诺·杜蒙为何采用宽银幕视野拍摄时，导演回答说那是他发现这种视野可以在人物、台词和风景之间取得某些平衡，让景观也来说话是非常重要的，镜头不必只是局限于人物。当然这样做会使取景构图变得很难，但是我喜欢这种困难。他发现这种视野使画面变得更加均衡，这个虽然和电影内容无关，但也说明布鲁诺·杜蒙在电影制作上的一些思考和新的尝试。
这部电影虽然没有获得当年的戛纳电影节的任何奖项，但是则被评为当年法国《电影手册》的第一名。从这部电影里可以看到布鲁诺·杜蒙电影创作一直延续下来的核心：偏远的法国北部村庄、强迫症式地采用非职业演员、被歧视的种族主义、荒诞滑稽的人性和悲观主义的宗教、极端冷酷的性和暴力。
偏远的法国北部乡村
布鲁诺·杜蒙1997年的处女作《人之子》讲述了在法国北部荒凉小镇无所事事的青年弗莱迪，他的母亲靠经营小餐馆为生，母亲的溺爱让弗莱迪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他要么和三五好友骑着摩托车招摇过市，要么和女友玛莉纵情男女之欢。在这个安静得近乎无聊的小镇，甚至死亡也无法激起太多涟漪。然而，一些阿拉伯移民却改变了弗莱迪的生活轨迹。张扬倔强的阿拉伯青年卡德主动向玛莉搭讪，这引起弗莱迪一伙强烈的不满，于是引发了一场悲剧。电影发生在法国北部乡村，在作者后来的《人啊人》《撒旦之外》《小孩子》发生的地点和场景几乎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在同一个狭隘而具有特殊地理意义的封闭世界。对于故事和情节发生地的选择我们可以在布鲁诺·杜蒙在201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对话看出一二。
记者问：关于场景，你特意为本片选择了法国北方的独特乡村？
导演答：“为了让你的影片令人感觉恰当，你必须要了解所要拍的地方。这里有我知道的风景、我知道的地理、我认识的人，我知道他们的口音，我就是这样才知道了如何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这里原本就是我的家、我的土地、我所从来的地方。”
记者问：为何当你的教育将你带离了这块土地后，你（的影片）仍会不断返回这块故土？
导演答：“我可能会因为受教育而离开故土，但这并不会使我感到我已（应该）远离它，正相反，我还需要重新走过那些相同的乡村道路。通过（在他乡）学习哲学和神秘主义，我发生的唯一改变的是，我的（感知）洞察力更敏锐了，而这种更高的感知力只是令我更想回到（故乡）相同的道路和相同的人们当中。我爱这些人，我认为存在一种极为简单地看待他们的方式。所以即便我在不同影片中向它投射不同的光谱，但我只是在不断观看他们、拍摄他们，我觉得其中没有什么东西需探索，这么做只是一个敏感度的问题，所以我只是让自己变得更敏感——去感受它，而不觉得有必要向任何人絮叨些关于它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关于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拍摄他（它）们，那是电影所关于之物。”
“影片中的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我所拍摄的那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我选择了一个地点，其方圆不超过20公里。我不会去不同的城镇寻找这些人，他们都属于这个特定的地域。他们主要是园丁（农牧民）。我足够幸运，才找到了许多正在寻找一个季节性工作的农民；所以在此期间他们是免费为我演出的。让人物得其所哉，就属于那个正确的地方——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就像是当你想拍摄花朵，你不能从其他地方来移花接木，所以它们必须就属于这块地方，这样看来才是妥当的。一切都是一个共鸣、共振的问题，我非常敏感于这种共振的和谐。如果风景看来得其所哉、如其所是，那么人也就只会感觉妥当。”（转自2014年9月18日戛纳对导演专访）
从这段对话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布鲁诺·杜蒙的电影写作方式有些类似文学性，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等等。作者对于故事发生地的兴趣和敏感决定了电影的气质和质感。布鲁诺·杜蒙也亲口说过他总是先大概写好剧本，然后到了现场后根据演员或环境修改剧本。这种作者导演式的立意和拍摄电影方式与美国电影完全背道而驰，但布鲁诺·杜蒙说他会坚持自己的方式，并对法国观众现在被美国式电影席卷提出意见。
对于布鲁诺·杜蒙这个方式或许我们国内影迷不会太陌生，近些年在国际影坛屡获大奖的土耳其导演比格·锡兰也是把自己的视觉放在自己的家乡小镇，还有泰国导演阿彼察邦对于泰国乡村的刻画和反思，当然也有我们国内导演贾樟柯影片里的家乡汾阳县城。
强迫式地采用非职业演员
上个世纪的世界电影发生过多次美学和语言革新，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改变之一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虽然新现实主义不像后来的法国新浪潮或Dogma95那样明确地要求自己的拍摄手法，但是新现实主义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影迷很熟悉的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都是。后来这一准则被沿袭下来，产生了一批有水准有影响的电影。众所周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对后来的法国新浪潮产生千丝万缕的影响，生于60年代的布鲁诺·杜蒙对电影的美学养成或许不难猜出。
从1997年布鲁诺·杜蒙的第一部长片就开始和非职业演员合作，在一次记者采访中，导演本人曾说过：我挑选他们，是因为他们和角色中的人物生活个性非常靠近。我没有让他们去看电影剧本，我只需要他们的内心生活世界。只有这样，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才能够真的表达他们自己。他们是这部电影的中心，电影完全依靠他们的给予。我写完剧本，经常还会在演员人选确定后再做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