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萧红偶然相识（节选）
萧 军
人生是很难于排除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尽管在这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后面是存在它的必然规律，但偶然究竟也还是“偶然”。
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裴（裴馨园）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
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裴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道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门吧。”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道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迺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去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裴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瞄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看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形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的朋友J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裴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裴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吧！”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作过储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他妈的！……”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张图案式的花纹和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我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予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着上来对比，我当时只是穿了一件褪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丁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装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做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袋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吧！”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在临离开那家旅馆时，我到了账房了解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据旅馆人员说，她和她的“丈夫”汪××在这旅馆已住了半年有余，除开房金以外还要供给他们的饮食，有时还要借钱使用，因此计算到现在已经欠了六百余元。一个月以前，汪某说回家去取钱，至今未回，信也没有，……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留在旅馆里，等待她丈夫回来还了钱，她就可以随便走了，……
旅馆并不知道他们还是“未婚”的关系，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只是警告他们说：
“钱不会少了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存心不良，别有打算的！……我警告你们！”
“我们没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债还钱。谁把钱给了，谁就可以领她走……”
我明知他们是“瞧我不起的”，但他们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吃“报饭”的，轻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时期一些在大都市里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结，有的就是“一家人”。后来从侧面听说，他们待一个时期汪某再不回来，就要把她卖进“圈儿楼”（当时哈尔滨道外妓馆区），而且说她是自愿“押身还债”的，这就是当时可怕的处境。
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
稍稍长大以后，由于有了思想，有了意志……就要和腐朽的、顽固的家庭、学校、社会……作斗争！由于本身是无力的、孤单的、无助的……结果是失败了！遍体伤痕地失败了！几乎被拖进了万丈深渊，可怕的黑色地狱！
我们遇合了，我们结合了……就共同从事文学生涯。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起始她是谦逊的，缺乏自信的……好则，这特刊是由熟人所编，文章不会落选，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各省以后，首先是忙于军事征伐和建立伪政权的组织，对于文化方面的镇压和统治还没有提到首要日程上来，因此在哈尔滨还有着几家私营报纸和印刷业得以残存着。利用这一可乘的间隙，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开展一些文化、文艺方面的活动。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尽管有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有的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各自参加的地下组织都各有各自的体系，在思想意识上也各有各自的观点，存在着认识现实的差异和距离。但在“反满抗日”这一共同的目的上是同一的。
在《国际协报》上开辟了一个每周一次的“文艺”副刊。还在“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上办了一个名为《夜哨》的每周一次的副刊。
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
创办了一个“维纳斯画会”。
《国际协报》的副刊和星期副刊，那时由白朗（刘莉）负责编辑。
《夜哨》由我集稿而后寄给《大同报》副刊主编陈华，由他来选取。这副刊出到了二十一期因被发现有揭露日本兵在乡村“讨伐”过程中的恶行，被报馆当局勒令停刊了。
“星星剧团”导演是金剑啸，我是演员之一。
“维纳斯画会”主持者是金剑啸。会员有冯咏秋、白涛、萧红……我也是会员之一。
年秋，我把自己和萧红写过的文章，选拔了一下，出了一本小说、散文集名为《跋涉》。这里收有我的六篇文章，她的五篇文章。
随着一些反满抗日的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连被破坏，白色政治恐怖气氛一天比一天浓重起来，随着《夜哨》的被停刊，剧团的一个团员被捕了，从民教馆借用的画会房子也被收回了，展览会也无地可开了，只好把剧团解散，画会解散，加强个人写作的活动。捕人的事情，杀人的消息，经常发生，我们这些人在生活上、工作上，全进入了一种紧张的、时时刻刻做着有被逮捕可能的准备，很有点“朝不保夕”、“日不保夜”的趋势。
有的朋友一再地警告我们，敦促我们，应该赶快离开哈尔滨。
但是，我们投奔哪里去，投奔谁呢？怎样走法呢（这要一笔路费呀！）？单独我一个人还是方便的，萧红该怎么办呢？能丢下她不管吗？她的身体弱而多病，又无生活能力，……一切陷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一位讲武堂时期的老同学名叫黄之明（黄田）的，他那时在伪满警察局做一名警佐，平时在我们生活上他是经常给以支援的，他给我的绰号叫“闯大运”，意思是说我好冒险，什么也不在乎。他是位很谨慎的人，每次总是显得很痛苦的样子警告我说：
“三郎，你必须走了！不能再闯大运了，不能再满不在乎了！路费……我从每个月的薪水里为你积攒一些。你必须走了！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讯问犯人的地方，他们打人时那种叫骂声和犯人们的哭喊声，我全听得很清楚，万一哪一天他们把你弄了去，给你用刑，你让我怎能够听下去啊！你必须赶快走！”
我被这位善心的老友如此真诚的关心，确实很为感动！要离开哈尔滨的念头开始萌芽了。
一次，金剑啸来到我家，他的习惯是喜欢在地上踱来踱去。踱着，踱着，他忽然停住了脚步，把鼻子上的眼镜向上推了一下，直直地望向我说：
“三郎，我们该走了！”
“到哪里去？”我冷冷地问着他。
“上海！”
我摇了摇头说：“上海？那里我连个鬼也不认识。”
“我还有几个熟人。”
他在上海学过画，这是可能的。
“好，我们研究研究吧。”我说。
“不是研究研究，而是准备准备！”
“好，准备准备！什么时候走？”
“五六月间吧。”
“一言为定！”我点了一下头，决定着。
“一言为定！”他把身上穿的一件半长的黑色皮面的羊皮大衣拍打了一下，接着说，“这件皮大衣一定要带着，万一没办法就卖了它，皮衣服在上海比北方值钱。”
我把和金剑啸的决定，认真地告知了黄之明，他高兴地点了点头，决定地说：
“好！从现在起，我就给你们积攒路费！一言为定。”
这时期，舒群去青岛了，接到他的信，催促我们应该早些日子去青岛。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
一天，北杨突然来到我的住处，戴了一副特大的口罩，进门以后，他要萧红到大门以外去看看，可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徘徊？
他把口罩掀起来，脸型有些变样了，近于浮肿，一只眼睛半封闭着，我问他：
“你病了吗？”
“没——”
“那为什么戴口罩？”我问。
“慢慢再说。给我弄点吃的。”
萧红回来了，摇了摇头，表示没什么情况。我又请萧红到对面小铺子里去买一块面包，一些肠子和一瓶啤酒。
“我要走了。”北杨说。
“到哪里去？”我问。
“去磐石游击队！”他抚摸着自己那肿涨了的脸颊。
“为什么？”
“组织上的决定。——我昨天被日本宪兵队弄了去，揍了我一顿，从我身上没翻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我会日语，我说是教日语的，他们关了我一夜就放了。我不能再在哈尔滨住下去！”
萧红买了面包、肠子和啤酒回来，他一面吃着面包和肠子，一面喝着啤酒，很快就吃喝完了一切，立起身子向我伸出那只粗大的手掌表示要向我告别，我握了它，而后他也和萧红握了手道别，他声音显得有些悒郁和低沉地说：
“再见了！”
“再见！”我和萧红一同说。
“我希望你们能来游击队！”
我望了望萧红摇了一下头，叹了一口气：“恐怕很困难！”
照例，我们不送他，让他自己走。
他出了屋门又转回来向我说：“你们也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为什么？”
“我忘了告诉你，宪兵们竟在我衣袋里搜查到一张纸片，上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写了你的名字和地址，他们问我为什么认识你？我说你跟我学日语，他们说知道你。”
他说完就匆匆地走了，从此我们就成了永别。因为后来得知他在磐石游击队中牺牲了。
节选自《人与人——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
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张秀琢
最近在几家报刊杂志陆续读了有关萧红和她所著《呼兰河传》的文章，勾起了我对故乡和姐姐的深切怀念。萧红，这个曾每天见面，但又陌生的姐姐，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我的生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萧红还不满十岁的时候，母亲姜氏就患肺病逝世，留下她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张秀珂。父亲带着他们生活了一年多，继母（我的生身母）梁氏来到家。我出生的时候，姐姐已经十几岁，我刚记事儿，姐姐就离开了家。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
萧红姐姐的学名张乃莹，在家乡——呼兰河城里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读了小学、高小后，又到哈尔滨市第一女中读了一年多。
姐姐从小性格倔犟。父亲曾对我讲述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形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碴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犟劲儿是“天生的”。姐姐热爱生活，她有一颗炽热而善良的心。但是她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幼年丧母的过分悲痛，使她的性格变得孤独、倔犟，爱反抗。好像什么都不顺她的心，不中她的意。
姐姐小时最喜欢我家房后的菜园，它虽不大，莱的种类却很多，晶莹闪光的紫茄子，足有一尺多长；粉红、金红交相辉映的西红柿，远远望去像一丛丛盛开的鲜花；攀藤而上结出硕大果实的大南瓜，像一个个大灯笼……其中最吸引姐姐的是那片用秫秸搭成屋顶形的三角架，被绿盈盈的瓜叶和瓜秧罩满的黄瓜地了。一条条像翡翠般碧绿的黄瓜吊在上面；那周身长刺，一朵小黄花还顶在头尖的青翠欲滴的嫩黄瓜，给少年时代的姐姐带来了许多乐趣，姐姐很喜欢藏在黄瓜架下。有一次有二伯到园里来干活，把她领来了，临走时就找不见她，喊她也不答应，后来发现她在黄瓜架下睡着了。
我家的后菜园种了各种花草，有晚香玉、夜来香、百合、西蕃莲……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里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很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连她喜爱的后菜园也被丢在一旁而钻进那个又小又黑、必须端灯进入的小后屋，翻腾着那些多年用不着的老古董。
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上娇惯了。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不喜欢这个家。她在《呼兰河传》里写了和家人的关系。除祖父外，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她和祖父的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说的：“……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和祖父感情深厚的另一面，反映了她对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满。和祖母、父亲、母亲不亲近，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她，或在哪件事情上招惹了她。父亲有时严厉些，母亲遇事爱唠叨几句，祖母则像书中所说的用针扎过的她的手指，为这事儿我问过父亲，父亲笑着回答说：“哪能真用针扎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画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书中这样写道：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
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强，谁要是说了她或是骂了她，她会几天不理睬你，整天撅嘴躲着你，除非你带歉意甚至赔礼般地哄她，方肯破涕为笑，和好如初。
舒适的家庭生活，没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娇惯，没有使她感到温暖，她刚满20岁就离开了家，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她不但倔犟而且刚强，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她也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压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个生平充满着战斗性。
姐姐自幼就同情穷苦人。《呼兰河传》里描写的有二伯，实际生活里确有此人。不过他姓张而不姓有，因为他的乳名叫有子，叫惯了大家倒忘了他的真姓，就随口叫起有二伯来了。
有二伯的身世详情，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无依无靠，没有什么亲人。他从三十岁就到我家，一直待了三十多年。形式上是家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挂名的长工，我家房后有个菜园子，种着蔬莱、包米、黄烟等作物。虽然忙时大家也到菜园里干点活儿，但主要劳动却落在有二伯身上。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侍弄菜园子，供给家里食用的相当一部分蔬菜。有二伯不挣钱，家里只供他吃穿，但是生活待遇是很不平等的。他干活在先，吃饭在后，多半是和老厨子一起吃。穿用也是破旧不堪。姐姐同情他，同情这位在有钱人家里劳动了大半生，孤独、贫寒的老人。姐姐在《呼兰河传》中用了不少笔墨叙述有二伯的生活。“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枕头……花花的往外流着荞麦壳。”
姐姐常常和有二伯在一起。有二伯到后菜园干活，她也去，有二伯锄地，她拿着一把小铲子挖草；有二伯浇水，她提起小喷壶弄水玩儿。有二伯挺喜欢她，干活时常常主动地把她带着。有时嫌她碍事儿让她躲开，她立刻撅起小嘴儿生起气来，弄得有二伯没有办法，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儿哄她。
姐姐关心这位老人，帮助他缝补破旧的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落花生、冻梨送给有二伯。二伯性情古怪，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有猫、狗吃的，有蟑螂、耗子吃的，就是他妈的没有人吃的……”若把东西送给他，他还不要，每当姐姐送去东西，二伯脸上立即露出笑容，“嘿嘿！小荣华（姐姐的乳名），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姐姐离家后，还打听这位老人的情况，惦念着有二伯。
我家西院住着好几户人家，大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房户，其中崔家、李家最穷。李家的男主人在外边打短工，有时卖点蔬菜，女主人在家里为别人缝洗衣服。夫妻俩从天亮忙到天黑，仍然养活不了他们一家。一年过去了，又转过一年，照旧是缺吃少穿。四个孩子都是夏天光着身子，秋天还光着身子。九月中，在南方的人们穿着衬衣还觉得热的时候，北方的呼兰河边却要穿绒衣，早、晚甚至要披棉袄了。一次姐姐到李家，看到家中最小的女孩光着身子蜷缩在炕的一角，冻得小脸都发青了，姐姐看了一下自己身穿的绒衣，便飞快地跑回家去，把母亲新给她买的一件绒衣拿到李家给小女孩穿上。这个刚刚懂事的小女孩，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友谊和爱怜，她用兴奋的目光怯生生地望着姐姐。由于身体暖和了，发青的脸蛋儿也变得红润了。姐姐上下端量着小女孩，小小的个儿穿起一件大衣服，显得笨拙而有趣儿，便乐得拍手大笑，抱起女孩亲了又亲说：“这衣服送给你穿了！”为这件事，惹得母亲生了一顿气，埋怨她不该把新买的衣服就送了人。由于她对街坊邻居中的劳动人民很同情，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因此大家都说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姑娘。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水坑，实际上是走车马的大道，地势低洼又没有人修，一下雨就积满了泥水。对行人以及由此经过的车马说来，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大车陷下去，行人掉进水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姐姐上高小读书的时候，大水坑是必经之地，如果绕行要多走二三里路。好在人行道旁是一家住户的板墙，过路的人，只能借助这道板墙贴着墙根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姐姐第一次过水坑时，也是紧张得心里扑腾扑腾直跳，男孩子们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带着嘲笑的口吻朝姐姐喊：“绕着走吧，这道你们女孩子走不了！”姐姐当时把眼睛瞪得溜圆，“哼，你们等着瞧吧！”说着挽起裤腿，两手扒着板墙，虽然很吃力，但还是过去了，从此男同学便不敢轻易地讥笑她了。姐姐上学是这样走过的，后来我们姐妹兄弟也和姐姐一样像接力赛似的天天都从这里经过。这种安排似乎是预示着我们姐弟未来道路的坎坷不平。
姐姐在《呼兰河传》中还有一段描写，是意味深长的：
车马陷下去，过路的人都去帮忙，不过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提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
……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这段简短的描述，鲜明的对比，淳朴的感情，充分反映了姐姐对绅士与劳动者两种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姐姐的爱与憎。
姐姐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她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她反对封建迷信，对于抽帖算命、拜鬼敬神等事从来是很反感的。四十几年前的呼兰河小城不大，封建迷信活动却很猖厥。大寺庙就有好几座，小土庙到处皆是，“铁嘴”、“金口”等挂摊儿的幌牌飘摇街口，活动最猖狂的算是跳大神儿的了。它不仅骗人而且害人，轻病加重了，重病闹死了，有一些侥幸好了的病人，白白地被他们骗走了钱物，真是害人非浅。姐姐不相信这一套，她把这些骗人的把戏揭示出来，告诫人们不要相信神鬼，不要相信什么因果循环，因果报应。
记得我家到了年节，总要有一番举动，最热闹的该是春节了。我们童年时代都盼着过春节，吃点好东西，穿件新衣裳，放放鞭炮，算是我们孩童的最大乐趣。家里从旧历腊月中旬以后就开始忙碌，蒸黏糕、做馒头、杀年猪、包冻饺子……一边干着活，一边叨念着流传的顺口溜儿：二十一，杀年鸡；二十二，写字块儿；二十三，灶王上西天……直到三十下晚坐一宿。对这些举动，姐姐不大感兴趣，敬门神、供灶王、烧香上供，姐姐连看也不看一眼。说起这些，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春节照例要祭祖，供上祖宗牌位，摆上干鲜果品，到了除夕晚上，夜半要吃顿饼子以表吉利，之前要敬祖先。拜祖要按辈数排列顺序，首先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然后是我们。父亲有个习惯，他不愿当着我们的面下跪，总是偷偷地磕了头走开后才叫我们进去。姐姐也学会了这一手，虽然规定姑娘不磕头，只要鞠躬就行了，但她也不叫人看见，偷偷点了一下头，甚至在供桌前转了一圈便高喊：“我拜过了，我拜过了！”
我家没找过跳大神儿的，但算命却是常事。有一次母亲找来一个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他吹嘘自己如何未卜先知、通晓生死，姐姐却非常讨厌他，站在窗外大声喊：“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惹得孩子们哄然大笑。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有两三个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扎彩铺里做活的人每天忙碌着，扎出了双双对对的奴仆，华丽闪光的车马、豪华壮观的住宅、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让它们伴随着死去的贵人进入阴曹地府。但是连扎彩匠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在《呼兰河传》里写得很深刻：“……没有人看见过扎彩匠还活着的时候为他们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阴间，假若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
在姐姐青年的那个时代，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闺女，顾名思义，是房门里的女子，即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可是姐姐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像天生不懂规矩似的。那时候姑娘要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缺少管教，甚至说成是大逆不道。父亲治家颇严，虽然不像他人那样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稳重文雅，三从四德。这一切在姐姐看来，都是对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缚。她敢于改变现状，第一剪掉辫子，梳短发，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当人们以奇异的目光望着她、发出种种议论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家人劝阻，她干脆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第二天她像是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卫士们挑战似的，穿起了白上衣、青短裙，从南街到北街，游了个遍说：“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
在姐姐带动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有的还是她亲自动手的。街坊的几个小姑娘，也把辫子剪掉了，加入了“示威”的行列。我们家有一个远亲、王家的大姑娘，当时只有十来岁，就是姐姐给剪的辫子。现在我们遇到一块儿，提起当年剪发辫儿之事，仍觉得很有意思。
听爸爸说，姐姐特别好学，读小学时就学唐诗。家里藏书不少，她几乎每一本都翻一翻，有些开始她看不大懂，可她坚持学习，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就愈来愈用心了。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满足的，她从同学、亲戚家里，从父亲朋友的手中借书看。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先后阅读了鲁迅、茅盾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和苏联及外国的翻译作品。她学习成绩很好，从读小学起就是班级的高才生，常常受到老师的夸赞，说她天资聪慧，很有前途。
姐姐小学时的文稿，我没有见过，我看到过她中学时期的作文簿。全册都是用毛笔书成，封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她的名字。这个文本和姐姐一张叼着烟斗的照片（据说这张照片是1934年在上海参加鲁迅先生一次宴会之后拍摄的。从照片上姐姐诙谐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她是闹着玩的，因为她根本不会吸烟），这两件东西在我手里一直珍藏了多年，可惜在1968年随着批判30年代反动文人的急风暴雨，也同其他“污泥浊水”一样被荡涤得不知去向了。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由于卖国贼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我东北的大好河山横遭蹂躏，东北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家人随着逃难的人群东奔西跑，姐姐则参加了斗争的行列。她在标题为《有感》中写道：
“……穿着长袍短褂，西装革覆的大人先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们，手举着‘美丽的’红白膏药旗，耳听着‘悦耳的’东洋大炮声，眼望着踏着东北大地行进的‘武士’们，口喊着万岁，万岁……他们似乎顷刻就要进入天国而早已把祖宗的姓氏忘得干干净净了。”姐姐为祖国大好河山惨遭蹂躏而悲愤，为东北广大同胞横遭涂炭而彻夜不眠，对那些卖国求荣、奴颜媚骨的汉奸则是切齿痛恨。姐姐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
“……夜里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绿油油的草儿枯黄了，红艳艳的花儿凋零了。虽然还没有到深秋季节，人们感到寒气逼人，好像大地要封冻了……”
姐姐的反帝思想，感染了她的弟弟秀珂，他们写了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诗词，油印成传单，散发给人们，我曾看到过油印的诗抄，可惜目前连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环境突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使姐姐离开了家。姐姐出走不久，哥哥张秀珂也留学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那时姐姐已经进关，由于他们之间的消息传递和书信来往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了，日本“刑事”多次搜查哥哥的住处，甚至在他的饮食里偷偷放入慢性毒剂，企图暗害他。是旅馆一位好心的下女（服务员）暗示哥哥，他才死里逃生，而后回到了祖国。
年冬，姐姐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一段时间经常去鲁迅住处，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有时一直谈到深夜。鲁迅给姐姐写过许多书信，指点她写文章……在鲁迅先生的熏陶教诲下，姐姐在思想上得到了启示，在写作上得到了提高。
在姐姐的影响下，秀珂哥哥在江苏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新四军，在黄克诚同志率领的第三师政治部工作，开始了对于他和我们一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生活。姐姐没有和哥哥在一起，她先在青岛、上海，1936年去过一次日本，回上海后又去武汉、重庆，1940年去了香港。12月她在香港完成了《呼兰河传》。她对20年的家庭生活感到寂寞、孤独、痛苦和凄凉。从这点看，《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
年，年仅32岁的姐姐被战争的灾祸、婚姻的不幸、生活的漂泊、疾病的折磨，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长眠于香港的浅水湾。
年“八一五”，呼兰河小城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欢呼雀跃，“解放了！”“咱们是中国人，再不当亡国奴了！”
这时父亲才告诉我们：“你姐姐（萧红）、你哥哥（秀珂）都参加了革命。”光复后，呼兰城里，地下国民党活动频繁，一些伪官吏也一下子都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可是由于姐姐、哥哥早期参加革命，对我们影响颇深，使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并从而促进了我们弟妹几人较早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6年哥哥从关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呼兰家乡。哥哥的归来，给我们带来了欢欣，使我们初步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什么是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是什么货色……
当我们谈到萧红姐姐时，哥哥很悲伤，他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她是个好姐姐，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是革命的，她写了不少进步的作品，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勉励过她。”哥哥又说：“参加革命后就与姐姐分手了，谁承想离别的那天竟成了我们姐弟的最后诀别……”说着，哥哥流下泪来。“后来我们通信不多，甚至有一段时间完全断绝了联系，在香港时她很难过，她病了，病得很重，她希望活下去，和疾病作了不少斗争，但是她终于倒下去了。临终时，跟前一个亲人也没有……”
姐姐生于1911年，1942年死于香港时只有32岁。她写完《呼兰河传》是1940年，离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呼兰河经过了多少次的风风雨雨，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
东二道街的大水坑不见了，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过去只有几家商店、药店的十字街，如今变成了繁华的地方，老十字街东又兴建了一条新十字街，八米宽的柏油马路两旁，百货商店、食品商店、饭店、旅店等大楼比比皆是。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一片繁荣景象。再也不是“晴日风沙满天飞，阴天雨落满街泥”的呼兰河了。如今老火磨已经变成了现代化面粉厂，原来的小铁匠炉已经发展为年产千台中耕机的农业机械厂。还有已具有相当规模的亚麻厂、电机厂、水泥厂、化工厂、晶体管厂……呼兰河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城镇了。
农历四月十八日的娘娘庙会没有了，野台戏也不再唱了。代替它们的是人民俱乐部、电影院、剧院、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和室内体育馆。那里每天都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节目和各种娱乐活动，让呼兰河人愉快地度过他们工作劳动的余暇和节假日。
姐姐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部分讲到了我们的家。我家原有的五间砖瓦房还在，这可能是最后一点痕迹了。姐姐关心着的东邻西舍的人们，他们的儿孙后代活得比他们的先辈更美好了。
像姐姐希望的那样，呼兰河人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翻开了《呼兰河传》的新篇章。萧红姐姐，您可以瞑目安息了！
原载《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
我的同学萧红
刘俊民 讲述?何 宏 整理
五十多年前，我从宾县考入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编入第四班，与张乃莹（萧红原名）、沈玉贤（哈尔滨市兆麟小学副校长）是同班同学。有人说萧红没有毕业，被开除了，甚至被写入电影脚本，这是不对的，我们三个人都毕业了，而且还拍过毕业照片，可惜这些照片谁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过，沈玉贤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第四班的称谓，并不是本年级的第四班，而是全校班级的统一编排顺序。我们班是学英语的，开始时，有四十左右人，除萧红、沈玉贤外，我记得还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迟伯昌，督办的两个女儿……因为都是女学生，往往等不到毕业，就结婚了，所以毕业时仅剩二十多人了。
张乃莹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浓的黑头发，两个很粗很粗的大辫子，垂得她仰着脸，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不仅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后桌。上课时，她常常捧着小说偷偷地读，有时老师走到身边，她还不知道，于是，小说被没收了，她被批评一顿。有时，甚至被叫到校长室，再批评一顿。
在她读初中的三年里，可能把校图书馆中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读遍了。当时校图书馆由美术老师高仰山（号高昆）兼管，他不仅借给萧红许多书，给她讲过许多文艺知识和革命道理，而且还教过萧红绘画。萧红虽然不是沈玉贤、王丽颖她们那个学习美术小组的成员，却也十分喜欢绘画。一次萧红在校园写生，被高老师发现了，于是，萧红便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后来，萧红能为自己的书作封面设计，正是高老师值得欣慰的。
虽然，萧红平素不爱说话，却好打抱不平。记得我们读二年级时，一天，伙食委员任淑珍（她是五班的）和另外一个同学买菜回来晚了，让二师傅给炸馒头片、炒白菜，引起大家议论纷纷。于是，萧红写了一首打油诗，放到任淑珍吃饭的桌子上（当时每人吃饭都有固定的桌子）。第二天，吃饭时，任淑珍看见了，大发脾气，萧红端着饭碗走过去，拿起诗稿看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是写得有些过火，不过，假若没有这事，我就不会写了。”我们见了她的恶作剧，只好偷偷地笑。那首打油诗，大概是：“任伙食长真叫馋，出去买菜回来晚，还吃油炸馒头片，大伙便宜不该占。”
读初一时，张乃莹家里便给她订了亲，男方是哈市顾乡屯的汪家，未嫁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的教员（其兄汪大澄是该校校长），同时读法大夜校。他还来过我们女中，乃莹还给他织过毛衣。读初二时，他父亲死了，乃莹还去他家给未过门的公公吊孝。后来，乃莹发现他吸大烟，才讨厌他。
年，为边境之争，统治东北的奉系军伐与苏联发生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很快便以中国失败告终。我们这些青年女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为阵亡将士家属募捐，做了一些小兰花，到马路上，给过往行人（当然要选择比较富裕一些的）戴上，然后他给一些钱，这种活动叫配花。我和乃莹在一组，最多时，一天能募一百多元。由于我和萧红住同一宿舍，所有的社会活动，我俩总是在一起的，而且我们非常要好，什么心里话都互相倾吐。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说，沈玉贤与萧红同住一宿舍，是不对的，因为沈玉贤当时家住哈尔滨市偏脸子（今道里区），根本不住宿（她上高中后才住宿，那时萧红已离开女中了），可能当年萧红病卧香港说错了，或者骆宾基记错了，因为当年与萧红住一宿舍又很要好的，恐怕只有我了。
另一次学生运动，便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建五条铁路了。当时的女中校长孔焕书（萧红给她起个外号叫孔大包牙），被迫同意女中学生参加游行，她让一中和二中的学生代表给吓坏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首先奔向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今南岗民益街）请愿，然后转向道里外交特派员兼滨江道尹蔡运升家（今哈市市委侧门），要求他出来解答问题，“打倒卖国贼蔡运升！”“反对日本强修五路！”口号响彻云天，蔡运升从后门逃走。当时，天色已晚，临时决定解散，第二天继续游行示威。次日，我们在许公路二中门前操场集会，学联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使我们明确了抗日斗争的伟大意义。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排八人手拉手。口号此起彼伏，传单从我们手中撒向人群……当队伍走到西门脸（今新闻电影院正阳街一带），与前来阻挡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子弹射向天空，水龙头射向学生，但队伍在继续前进。萧红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很勇敢。还如她在《一条铁路底完成》一文中说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站在这几千人之中，我的脚步，我觉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于是我就站在雪花里开始读着已经得到的传单。”
“那天受轻伤的共有二十几个。我所看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的血还凝结在石头道上。”
“第二天的报纸上登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
在游行之后，我又和萧红秘密商量，每天下晚自习，去学校附近的中长铁路护路军司令部（今铁路卫校校址，当时司令是丁超），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回去！”“打倒卖国贼！”“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这些标语是我们在宿舍里偷偷写在报纸上的。每次约贴十张左右，贴了近半个月，每当贴标语回来，我们总是挂满胜利的微笑，特别是萧红，兴奋得很。护路军司令部门前是有哨兵的，我们两个，常常是一人监视哨兵，一人贴标语。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去贴标语呢？因为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曾激昂地说，如果让日本鬼子修成五条铁路，那么他们便可以在一天之内占领全东北！贴标语这件事，没有第三者知道。
当年女中有一门公民课，是原修身课改的，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叫于嘉杉，总是照本宣读，同学们很不感兴趣。他讲法律那节课上，坐在最前排的小个徐微（就是萧军小说《涓涓》人物的原型），竟睡着了。于是，这位胖秀才老头发火了：“我讲公民课，你们不爱听；我讲《妈妈好糊涂》，你们就爱听了！”说完摔门而去。他这句话可把同学们惹火了，因为《妈妈好糊涂》这首民歌，是姑娘埋怨妈妈不给她找婆家。大家一致认为，于老师这样讲话是污辱学生。于是，决定报复一下。在他再次上课之前，在黑板上写下：“一、何谓‘妈妈好糊涂’？二、试述‘妈妈好糊涂’的含义。”为了不让于老师看出笔迹，一人写一笔，这个点子，好像是萧红出的，于老师来了，便问班长郭淑媛：“这是谁写的？”她说：“大伙写的。”于老师见问不出，便气鼓鼓地走了。这件事几乎闹成学潮，后经训育张主任出面调解，才平息下去。
临毕业时，老师们很关心同学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的去外地读书，有的回外县。教英语课的马梦熊老师问萧红时，她说：“我要去北京读高中。”马老师马上警告她：“我可告诉你，你的性格与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毕业后，她与表哥陆学禹一起去北京了。临走，她还嘱咐我们（我与沈玉贤都升入本校高中）：“如果汪恩甲来找，就说乃莹不在。”家里催她与汪恩甲结婚，她假装同意，骗了一笔钱，还是我陪她在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的绿色皮大衣。
陆学禹在暑期，提出要与妻子离婚，家里便断绝经济供给，乃莹也不得不中断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学习。此时，汪恩甲赶到北京，乃莹在逆境中，只好同他返回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但汪恩甲的哥哥已经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又断绝了经济供给，汪恩甲回家取钱，也被扣住。乃莹赶去汪家，也被骂出。于是她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了保全哥哥汪大澄的名声，在法院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要离婚，于是法院判了离婚。虽然下堂之后，汪恩甲再三向乃莹解释，这个离婚不算，但乃莹是倔犟的，一气之下，便与他家永远分开了。她父亲张选三、继母梁亚兰，还有我，都去法庭了。她给我爱人（当时在英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工作）打电话通知了我。她后来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曾来找我要过衣服和鞋。她和三郎结合以后，我和沈玉贤去商七街她家看望她。她说她生过一个女孩子（那是汪恩甲的），把她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了。她还说她穷得要过饭，就是要饭也养活不了孩子啊！后来，我在哈尔滨大街上，遇见过她，她说她要去上海。以后便无消息，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她已病死香港，为她的夭折，我们深深感到悲痛！
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萧红生父张廷举其人其事
王化钰
萧红生父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是萧红祖父张维祯五弟——张维岳之三子。在他12岁时，张维祯将他从阿城福昌号（哈尔滨市太平区光明乡民主村）接到呼兰读书，过继为子。
张维岳生七男一女。老大廷蓂，老二廷选，老三廷举，老四廷会，老五廷禄，老六廷献，老七廷勋；女儿秀珠，行五。
张家始来福昌号时，既种地又开烧锅。民国末年烧锅停烧，以种地为主。福昌号张家是由老二、老四当家。张廷举虽然来呼兰读书，并成家立业，但张家哥儿几个未分家，来往甚密。每逢年过节，福昌号派车往呼兰张廷举家送肉、面、黄豆、黄米、豆秸等。
张廷举毕业于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获奖励师范科举人，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兼任实业局劝业员。1908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姜文选长女姜玉兰结婚。1910年转回呼兰，任小学教员等职。
年，张廷举升任呼兰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长（今胜利小学校）。
他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招收女生入学。因在县内有一定威望，被推举为县通俗出版社社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翌年又被选为第三届教育会的评议员。
张廷举从封建主义思想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出发，他认为一个女孩子应恬静、文雅、端庄、温顺，他不喜欢萧红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对女儿有些疏远，放不下做长辈的架子和尊严，逐渐和女儿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
张廷举和其续妻梁亚兰很支持萧红去哈尔滨从德中学读书，萧红每周六都回呼兰来，对她提出的要求，继母梁亚兰从未回绝过。萧红上初中二年级时，经她六叔张廷献做媒，张廷举做主，与汪恩甲订婚。后来，她参加反抗日本修筑吉敦铁路的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又与陆哲舜双双去北京念书。此事未告诉家里，她父亲十分生气，真是无法容忍，认为是伤风败俗，枉费父母的一片心血。
年7月，张廷举任县教育局局长。据与他共过事的健在的老同志讲，他忠厚老实，待人诚恳，谦虚严谨；平时，不好结交俗人，寡言少语；不吸烟，不喝酒，从来没有人说他有什么不轨行为。他不攀龙附凤，不阿谀取悦，落落寡合。
年，萧红与萧军出走青岛，《跋涉》被没收，日伪特务机关嗅觉十分灵敏，立刻来张家进行两次大搜查，翻箱倒柜，寻找书信，进行拍照。虽然如此，但并没对他采取其他过激手段，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搜查后张廷举感到问题严重，为了免遭灾祸，只好求他表哥帮助。日伪政府军政部大臣于琛徵、日伪军管区司令长官王济仲等把巨幅戎身照片送给他挂在屋中，又给他在县里进行了通融。有鉴于此，日伪呼兰县政府让他就任了协和会副会长。
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后，呼兰县成立了地方维持会，张廷举是负责人之一。地方维持会召集县内工商各界人士开会，动员募捐，他带头捐献，为供应苏联军队军需物资付出了心血。
年，呼兰土地改革开始，张廷举参加新四军的儿子张秀珂，因患风湿性心脏病，经黄克诚同志批准，携警卫员回到家中养病。梁亚兰亲手为他做饭、熬药，悉心照料。张秀珂与继母关系十分融洽。
张廷举在儿子的帮助下，主动请农会处理自家的房产田地以及浮产，并把房地照交给农会，广大贫下中农没有斗争他。不久，他又把保存的《呼兰府志》交给县委书记李建平同志。经研究认为，张廷举家境已经破落，本人大半生没做过什么坏事，民愤较小，并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被定为开明士绅，选为松江省参议员。
年前（1951年），笔者执教于萧红小学（原建设小学），曾有过一面之识，并交谈过。
张廷举中等身材，微胖，圆脸，慈眉善目，一缕银须。一对磨得通红锃亮的小圆葫芦，在手心转动，发出悦耳的声响。
一天，我下课走进办公室，他站起来让我坐，我还以为是学生的家长呢！
“您老找我吗？”
“不！”他一边转动着手中的小葫芦，一边说，“我是前院的，没啥事，闲走走……”
从那以后，他经常来。有时学生上间操，他就站在一旁看。有的老同志告诉我，他是过去呼兰教育界的人士，是女作家萧红的父亲。我不觉肃然起敬。
有一次他问我：“你教了几年书？”“刚刚三年。”我告诉他。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教书时是旧社会，你今天赶上好时代了，我这老头子羡慕你们啊！”
因为接触多了，逐渐熟悉了，谈起来也就少些拘束。我问他：“萧红为什么离家出走？”
“萧红是搞写作的，她走是去参加革命。为了打日本，许多青年都去寻找革命了……”别的他一字不谈。显然，在他的心灵深处埋藏着隐痛。
年，他与梁亚兰去儿子张秀珂家养老。当时，张秀珂在哈尔滨市卫生学校当校长。张秀珂病故后，老两口去了沈阳。临走时曾对邻居老王太太讲：“我女儿萧红还留下一部《呼兰河传》呢！”他哪里知道萧红留下的何止这一部书？
年，张廷举因病去世。
原载《呼兰文史资料》，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