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创痛（节选）
季红真
随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带来的轰动，萧红和萧军成为上海滩上一对引人注目的成名作家。他们的经济宽裕了， 社交的范围扩大了，应该说处境和生活条件都大大地改善了。但萧红很快就陷入了新的烦恼，她和萧军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萧红和萧军到了上海不久，萧军就去陈涓的家中找她。当时，陈涓不在上海，漂泊到了沈阳。她收到家里的信，说有一个叫某某的写文章的老粗来找过她，陈涓就知道萧红和萧军已经来到上海。1935年暮春时节，陈涓在松花江畔举行了婚礼。萧军和萧红写了贺信，并且在信里说起上海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多雨的地方。1936年，陈涓带着新生的婴儿回到了上海父母家中。因为陈涓哥哥的住处邻近萧红和萧军萨坡赛路的寓所，有一天就和幼妹一起去看望他们。陈涓想：“现在我结婚了，也做了一个孩子的母亲了，你们不会再误解我吧？”所以照平常一样同他们有说有笑。临走的时候对萧军说：“你送我回去吧？”萧军有些犹豫，但也答应了。单纯天真、心地坦白的陈涓哪里知道，听说她要南归之后，萧红和萧军就经常为此而争吵。她到他们家中拜访的时候，正在他们大闹之后。所以萧军很为难，送她回去不是，不送她回去也不是。走在路上，萧军话很少，陷在沉思中。陈涓不明白，心想送送有什么关系呢？
从那以后，萧军便经常来陈涓家玩，也常邀请陈涓出去吃东西。当时陈涓深深地觉得萧军很可怕，他固执的性格、强烈的感情，使她感到烦恼。她知道萧军太让自己沉溺于幻想之中了，她隐隐地觉得这事越来越糟，萧军的那种倾向太可怕了。有一天，萧军跑到陈涓家里对她说：“她问我，你是到那儿去吗？我向她撒谎：不，我要到书店去，那样远的路我去干什么？”说完就涨红了脸，但很高兴地笑笑，意思是说：“瞧，我这不是来找你来了吗？”还有一天晚上，萧军喝醉了酒兴冲冲地来敲陈涓的门，进来以后，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四川路桥新亚吃饭。”下文就没有了。意思是说我不怕路远又来找你了，站在客厅里的陈涓被他弄得很窘，因为萧军来既没有事，又不聊天儿。陈涓又找不出话说，空气很沉闷。好容易等到萧军走了，陈涓送他到后门口，萧军又回身在她的额角上吻了一下。
陈涓在上海住了三四个月，她的丈夫天天来快信催她北上，陈涓于5月1日劳动节那天走了。临行的时候，萧军为她筹措了20元的旅费。陈涓很是感动，想早晚要偿还这份雪中送炭的美意。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那天晚上，9点多钟，陈涓十分忙碌。一个朋友带了许多礼物来送她，这是一个英俊有为的青年，因哥哥押在牢房里已经多年，所以平时总是忧悒不快，感到前途黑暗很消沉。陈涓很想在行前劝慰他几句，使他振作起来。正想说话的时候，萧军突然来了。不问情由，也不跟人打招呼，就要陈涓跟他出去吃东西。陈涓说等一下都不肯，陈涓让他缠昏了头，就向那个朋友打招呼，请他到融光戏院门口等她，她还有话要跟他说，这样才陪着萧军走了。陈涓的心里很不痛快，觉得萧军太强人所难了。因此没精打采地走到靶子路一家咖啡店，一句话都没说，坐在咖啡店内两人也是相对默默，萧军开始喝闷酒，开了一瓶又一瓶。陈涓实在忍不住了，按住他的瓶子说：“你不要喝了吧？”萧军不做声，陈涓又说：“你不能不喝吗？”萧军头也不抬，仍然保持沉默。陈涓觉得很难堪，痛苦地向他哀告：“从今以后请你不要再喝酒了吧？”萧军被陈涓的声音所感动，注视着陈涓说：“从明天起我就不再喝酒了，为了你的缘故。这一杯，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喝了吧。”结果，喝光那杯酒，他们就走到了街上。这时已有11点钟。萧军问她上哪去，陈涓说回家，萧军要送她回家，被陈涓拒绝了。陈涓慌慌张张地说：“要到别的地方去，不是回家。”萧军就和她告别走了。陈涓到融光剧院找到那位等候已久的朋友，又一同走回靶子路去。就在这时候，萧军突然从电线杆子后面走了出来，向陈涓惨厉地狞笑了几声，就扬扬手走了。a萧军做的这些事情，当然都是瞒着萧红的。但敏感的萧红早就有所察觉，这使她的感情受到了重创。她把自己痛苦的思想倾注在一首组诗《苦杯》里：
苦 杯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一个姑娘！
二
昨晚他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三
爱情的账目，
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
算也总是不够本的。
四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液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五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避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样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六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七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八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九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十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床上哭，
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萧红整个的生命，还要振作起来替萧军整理、抄写文稿。她的身体非常衰弱，面色苍白，一副贫血的样子。她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无处可以诉说，就整天待在鲁迅先生的家里。当时，鲁迅也病得很重，每天要服药问医。许广平为了减轻鲁迅先生陪客的辛苦，便独自和她在客厅里长谈。多数时候，萧红“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时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设法不叫它渗出来”。萧红也尽量努力克制，“却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b。要陪萧红，又要照顾鲁迅先生，许广平不能兼顾而弄得不知所措。有一次，陪了萧红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鲁迅先生说刚睡醒，全部窗子都没有关，刮着夏日里的大风，而许广平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鲁迅先生因此受了凉，发起烧来，病了一场。许广平一直隐瞒着鲁迅先生生病的原因，直到萧红去世之后，才提起这件事。感叹着：“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胡风夫妇当时也经常到鲁迅先生家里去。梅志每次去，几乎都遇到萧红在鲁迅家楼下客厅里。有一次，胡风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先生亲自引梅志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对她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了。梅志看见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萧红沉浸在自己的苦闷里，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样子。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梅志也参加了进去。海婴人小，不知萧红的愁苦，嘴里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兴致也好起来。这才和梅志拉起家常，问孩子长得怎么样。海婴也用上海活说：“侬格小弟弟好白相勒！”大家都笑起来，气氛才变得和谐愉快了。有一次，许广平先生在楼梯上迎着梅志，向她诉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梅志觉得在别人痛苦的时候，去刺探别人的隐私是不道德的，所以她也不问详细情况，尽量陪他们玩，使他们高兴。一直到胡风出现在楼梯口，她才向他们告辞。
萧红尽管感情大于理智，但还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尽量不去打扰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她甚至尽可能地回避朋友，一个人四处游游荡荡排遣苦闷。此外，她茶饭无心，经常一个人瞎对付。胡风不止一次在霞飞路上遇到萧红，看见她一个人去俄国大菜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
由于萧红的身体和精神都不好，黄源建议她到日本生活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并不太远，生活费用也比上海贵不了多少。那里的环境也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也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语。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学通了，就可以读许多世界文学的名著。黄源的夫人许粤华（笔名雨田）当时正在日本学日文，不到一年就已经能够翻译些短文了，她可以照顾萧红。萧红也很想去看看在日本读书的弟弟张秀珂，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了，很想叙叙姐弟之情。萧红和萧军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以一年为期，再到上海来聚会。这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寄放在书店里代卖，结算了一笔书价，数目约在二三百元。他们各自带了一些，萧红要出国就多带一些，萧军则带得比较少。
鲁迅知道萧红和萧军的矛盾，但不愿意过多地干涉他们的私生活。听说萧红要东渡扶桑，1935年7月15日鲁迅在家里为萧红设宴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制馔。g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靠在藤椅上，对萧红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是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月16日，萧红、萧军和黄源在一起吃了一顿好饭，然后到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照。萧红烫了头发，治好了行装，首先在外表形象上改变了一下，振作起来去迎接新的生活。7月17日，萧红登上轮船，驶向异国的土地。
天空骄阳似火，海风习习吹来，但萧红的心情是黯淡的。自从1933年和萧军同居以后，他们一直相濡以沫地生活在一起。现在一个人漂流在海上，内心的寂寞与孤独是难以言说的。她站在船尾，眺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陆地，望着颜色越来越深终于变成黑蓝色的海，心潮起伏。舱底的空气很不好，虽然早已吃了大量的胃粉，还是想呕吐。她一上船，就给萧军写信，诉说自己的心情。
注释：
见一狷《萧红死后——致某作家》，载1944年6月出版的《千秋》创刊号。
见许广平《忆萧红》，载《怀念萧红》第1 3~1 4页。
同上，第18页。
见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载《花椒红了》第7页。
同上，第6页。
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6～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见《鲁迅全集》第15卷，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见萧红散文《海外的悲悼》，载《中流》第1卷第五期纪念鲁迅特辑，1936年11月5日。
见萧耘《鲁迅题字的一张照片—一关于女作家萧红的一点史料》，载1979年4月20日《哈尔滨文艺》1979年第4期。
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原载《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周鲸文先生谈端木蕻良
刘以鬯
先自美来信，要我回答两个问题，关于端木蕻良的。我答不出，只好请教周鲸文先生。周先生战前曾在香港创办《时代书店》，并与端木蕻良合编《时代文学》，是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萧红患病，所有医药费全部由他负担。端木蕻良与萧红留港期间，从周先生处获得的帮助，很多。
以下是我访问周鲸文先生的记录。我发问，周先生回答。访问的日期是1976年1月3日。全文曾经周先生过目。
问：《时代文学》总共出了几期？
答：创刊号于1941年6月1日出版，之后每月出版一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总共七期。
问：《时代文学》是周先生与端木蕻良合编的，在职务上怎样分配？
答：那时，我事务繁重，又要集中精力编《时代批评》；《时代文学》的编辑工作大部分由端木蕻良负责。
问：端木蕻良除了编辑《时代文学》外，在《时代批评》上也发表过文章。《时代批评》第四卷第七十九期的《收复失地专号》上，他发表过一篇《民主建国与复土抗战》。他在《时代批评》上发表过多少篇文章？
答：记不清了。不过，1949年3月我离开香港后，《时代批评》的编辑工作交给他去做。
问：周先生离开香港到什么地方去？
答：北京。
问：端木蕻良后来也在北京，你在北京见过他吗？
答：没有。这件事，直到现在还使我感到困惑。我在北京的时候，许多老朋友，像《混沌》与《边陲线上》的作者骆宾基等，都曾见过，就是没有遇见过端木蕻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找我。
问：端木蕻良在北京时担任什么工作？
答：听说在市党部做事。
问：周先生办的《时代书店》出版过端木蕻良全部著作？
答：《时代书店》出版的书很少。这个书店是为发《时代批评》才创办的。
问：在端木蕻良的著作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
答：《科尔沁旗草原》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他采用了电影剪裁手法。
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端木蕻良在重庆复旦大学执教；《文学月报》也有意请他担任编辑，生活相当安定，为什么跑到香港来？
答：那时候，我曾发表过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论文。根据这一点，我相信端木蕻良决定离开重庆到香港来，主要因为1941年“新四军事件”前后的政治气压太低。
问：端木蕻良与萧红来港后，怎样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答：起先，他们在《星岛日报》上写稿。萧红的《呼兰河传》就发表在《星岛日报》的副刊里。后来，他们在《时代批评》上发表文章。端木蕻良担任《时代文学》的编辑工作后，生活就更安定。
问：端木蕻良与萧红在香港时，住在什么地方？
答：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那楼宇早已拆卸，可能改建总统酒店（现名“凯悦酒店”），就是这一带。
问：H先生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要我回答两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只好请教周先生。第一个问题是：很多纪念萧红的文章都骂端木无情，不知端木给你的印象怎样？
答：（寻思片刻）这……这很难讲。
问：他的为人怎样？
答：端木有些大孩子气，偶尔会撒一下娇。
问：他是不是不大合群？
答：有些人总是嘻嘻哈哈的，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端木蕻良不是那种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情不太随俗，落落寡欢。
问：恃才傲物？
答：像他这样有才气的人，成名之后，无意中露些傲态，是免不了的。
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大时代》里的丁宁是位大少爷，1933年曾去青岛玩过，手面阔绰。这种情形，与《乡愁》里的男主角（端木本人）在北平当学生，生活很清苦，显然是矛盾的。这是什么理由？
答：小说家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总会带点夸张，未必全是事实。
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说萧红在玛丽医院养病时，端木蕻良曾打电话给你。你到医院去探望萧红时，答应负担萧红的医药费，要萧红宽心养病，你还记得这件事？
答：记得。萧红最初进医院，为了医治痔疮等症；经医生检验后，才知道患了肺结核。以后留院，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医生要她睡在骑楼上。
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木蕻良与萧红的境况必定更加狼狈。你怎样帮助他们？
答：我想起一件事来了。战争正在进行中，有一天，端木蕻良和于毅夫先生用帆布床把萧红抬到我家里来，使我感到意外。那时候，我住在港岛连合道。附近有英军高射炮阵地，因此成为敌人轰炸的目标。那时我家住满了逃难的亲友，连车房都住满了。这种环境不适宜病人，我叫他们去住中环思豪大酒店（现已拆掉改建），开支由我负责。以后，又搬到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
问：留港期间端木蕻良与萧红的感情好不好？
答：我总觉得两人心里有些隔阂。
问：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日本军攻陷香港后，正在病中的萧红曾经对友人说过这样的话：“端木是预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此外，萧红还表示不能跟他共患难。依你看来，端木蕻良这种打算有充分理由支持吗？
答：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问：萧红病重，端木蕻良站在床侧哀哭；而且对萧红说：“一定要挽救你。”从这一点来看，端木付给萧红的感情并不虚假。你的看法怎样？
答：两人的感情基本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文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性格凑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
问：他是不是经常看电影？平时喜欢做些什么？
答：他喜欢看电影；如得志趣相投的人，他也很爱聊天。
问：端木蕻良在《时代文学》发表的长篇小说《大时代》，有没有完成？
答：我不记得。
原载《端木蕻良论》，（香港）世界出版社，1976年
萧红与端木蕻良
方 蒙
今年1月23日，是女作家萧红逝世51周年。萧红生于松花江畔的呼兰县，死于南海之滨香港。鲁迅曾赞誉萧红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在创作盛年31岁时，在日本侵略香港的炮火声中，悄然离开了人间。
萧红的死，引起国人的无限悲痛，更引起文艺界的普遍关切。
年的悠悠岁月转瞬即逝，记忆却在人间长留。翻看旧照，一张张、一幅幅往日的人事，欢乐、哀悉，……一一映现于眼前。
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是30年代我国文坛的新星。当日的照片，显得多么青春年少、活泼洒脱。但谁能想到，40年代之初，1942年1月，萧红竟早逝于香港。今天，萧军也早已作古，端木蕻良已年满八旬，和骆宾基一样，体弱多病，垂垂老矣！
萧红死后，文艺界不少人写文章，怀念萧红短暂的一生，回忆萧红病中的寂寞，死时的凄凉。有的文章，把萧红的死，归罪于端木一身，说他薄情寡义，冷漠孤僻。
这些指责，对于端木，无异是雪后加霜。萧红的死，他心灵所受的打击已很沉痛，接踵而来的舆论压力，更使他难以承受。他无力申辩，默默地生活着。
天长日久，默认似乎成为定论。端木似乎习以为常，不再去揭开这悲痛的一页，澄清历史的真相。但每逢纪念年月，他都以深沉的感情，凝练的诗篇，寄托自己的哀思。萧红逝世时留下的一撮青丝，跟随端木辗转流离50年，一直藏于身边。最近，萧红故乡建立纪念馆，端木把这撮青丝献出，作为馆藏珍品，留作纪念。
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历史竟使三个与萧红关系密切的人，同蹲在一个牛棚里，这就是萧军、端木与骆宾基。当时，他们被四人帮扣上种种罪名，整天参加劳动，接受批判。
三个人中，萧军年龄较长，但身体较好。在劳动中，担负着深挖洞的运土任务。在寒风凛冽中，我见他腰系一根草绳，叉开双腿，两手不停地运土。而端木与骆宾基，文弱书生，只能做些轻微劳动。由于四个对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饬令三人互相揭发批斗。三人之中，旧账未清，又结新怨。骆宾基事后谈起这些事来，仍耿耿于怀，不甚激动。粉碎四人帮后，《新文学史料》发表回忆萧红文章时，因旧事重提，端木再次受到抨击。80年代初在哈尔滨召开纪念萧红的会竟未邀请端木参加。历史的误解，易结难消。应当说，萧军、端木、骆宾基这一代作家，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下，遭遇了种种磨难、痛苦和不幸，岂止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未逃脱时代的命运。或者说，是时代悲剧给每个人以不同的遭遇与命运。萧红当年在香港时，正是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日军攻占香港，香港在恐怖之中。
这时，身患结核病的萧红，困居香港、咳嗽、头痛、失眠，日益加剧，重病之身，逃离香港已不可能。在东北留港知名人士周鲸文和文化界领导人胡愈之的帮助下，她住进了香港养和医院。
经医师诊断，萧红患的是喉瘤，需立即开刀切除。这突如其来的诊断，震惊了萧红和端木。萧红同意开刀，端木却坚决反对。意见相左，各不相让。两人在认识上、性格上、心情上，暴发了尖锐冲突。
端木不同意开刀，是因为他哥曾患脊椎结核，手术后伤口久不愈合，床上躺了整八年。萧红则求治心切，希望早日摆脱了病痛缠绕，认为手术是除病捷径。萧红倔犟的性恪，反抗的精神，使她的生活道路、创作风格和处理事物的态度，都有着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且一旦认定，决不改变。但萧红毕竟是女性，这时精神上、情绪上需要温存、安慰和怜爱。萧红这种心态，端木却不能理解，更不能使她满意，悲剧由此而生。
端木蕻良是在优裕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他是家庭中的幼子，小时体弱，母亲和两个哥哥对他溺爱迁就，娇生惯养。从小时读书到上清华大学，步步如意，一帆风顺。加上天姿聪明，年轻时便博览群书，古今中外，诗词韵律，懂得不少。他的成名之作《科尔沁旗草原》是大学二年级写成的。刻印作书，写得一笔好字。萧红作品的封面、插图，有的出于他的手笔。
端木易暴躁，有时又细致、柔和。倘一旦与他意见相左，或他不能接受时，三言两语不合，一碰就炸，拂袖而去。内向、孤傲、不善表白，与友人相处常易引起误解。
端木不同意萧红开刀切喉，从理性上说，他是对的。当时如不动手术，经长期疗养，增强体质，萧红生命悲剧当时不致发生，但端木处理不当。他是健康者、丈夫，萧红是患病者、妻子，萧红这时需要的是感情上的安慰，精神上的支持，而不能使她感到寂寞、伤感与失望。端木委托骆宾基照料萧红。他四处奔走，求人借钱，筹集医药费用。鞋底走穿，疲惫不堪。寂寞中的萧红向骆宾基倾诉衷曲，骆宾基给以同情，并得到女性的理解。彼此似乎找到知音。这便是构成萧红死后，骆宾基写《萧红小传》的感情因素。
萧红决定开刀，端木拒绝签字。萧红自己签字，这本来是不允许的。但战时环境，一切反常。
手术终于进行了。但开刀结果，未发现肿瘤，医生诊断失误。当时有效药品盘尼西林、雷米封尚未出现。养和医院被日军征用，萧红转移到一家法国医院。后这家医院也被征用，萧红又转到圣士提反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萧红伤口未愈，经多次迁移，病情恶化，终于离开了人间。
萧红死于日本侵略战斗中。更远一些时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入东北，萧红逃出黑龙江故乡南下，颠沛流离，贫困挣扎，体质虚弱。现又在日军攻占香港炮火声中患病。萧红的生命，是被日本侵略者夺去的。当时，即使端木在感情上处理得当，也难以挽救萧红手术后的生命。
萧红逝世后，端木忍着悲痛，将她的骨灰分装两瓶，其一葬在圣士提反校园的一棵树下，这是萧红逝去的地方。另一葬在浅水湾海边。让奔波一生的萧红得以静静地休息。骨灰安葬后，端木悄然离开香港，转赴内地。
年冬，我和端木结伴离沪赴港。当火车开出深圳前往香港时，端木的心情沉重，两眼望着窗外，一路寡言。我知道他在怀念萧红。不久，我们去浅水湾悼萧红墓。墓园犹存，墓园中的小树，树叶迎着海风，沙沙作响。萧红静静躺在这里整整七年。端木含泪凭吊，拍照留念。解放后，萧红骨灰由广东作家协会移葬广州银河公墓。1984年后，我两次到香港，都去浅水湾看萧红墓地。这时浅水湾已有许多建筑物，萧红墓园已毁，但那棵小树已长得高高，枝繁叶茂，仍在迎风飘舞，沙沙作响。我拍了照片，带回北京，供端木留作纪念。
端木孤独、寂寞地生活了18年，60年代才与钟耀群结婚。钟大姐是抗战时新中国剧社著名演员，解放后在昆明任导演，性格善良、开朗、大度。现与端木合作撰写长篇小说《曹雪芹》，上、中卷已出版，下卷尚在撰写中。
端木晚年身体欠佳。患脑血栓后，后遗症常发作。在钟大姐精心护理下，渐渐平复。朋友们都夸钟大姐能干、热情。对外应酬靠她张罗，来访者靠她安排，写作靠她整理资料、梳理成型，起居饮食、医治服药靠她料理。端木的脾气、个性，也被她治理得温顺平和多了。友人们笑称，一切一切，端木离开她就转不动了。
端木蕻良晚年生活在幸福中。
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剪不断，理还乱
——端木对萧红的怀念
郭玉斌
端木蕻良曾经这样自述：“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地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a不错，自从萧红去世，他负载的太多、太重。他一方面要负载失去爱侣的悲伤，另一方面还要承受世人的不解、冷眼指责甚至谩骂。对于种种不利于他的舆论，他似乎很少提出质疑或起码的反驳。也许，这个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的人，已经无力抗争了；也许，他觉得没有必要花费力气去辩白。但无论如何，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萧红去世不久，端木把萧红的事迹写成梨花大鼓由当时著名的艺人董莲枝女士传唱，并向柳亚子索诗。柳亚子为此题诗云：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浅水湾头垂泪碑，七星岩畔相思梦。
梨园弟子董娇娆，婉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端木经历了与萧红的生离死别之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没有从丧偶的创痛中解脱出来，断弦之哀不绝如缕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端木一改早期小说粗犷豪放的风格，而呈现出一种细腻婉曲的特点。比如他写的独幕话剧《林黛玉》，京剧《红拂传》，小说《早春》、《雕鹗堡》、《女神》、《海上》等，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其中都可以看到萧红的身影。特别是《早春》，它的题记所引用的就是《呼兰河传》尾声中的一句话：“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年1月末，端木办完妻子萧红的丧事之后离开了香港。3月，辗转来到桂林。端木的好友智侣回忆说，当时的端木，“仪态显得十分萧条。他独个儿租住了人家的一层二楼，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朋友去借住一下之外，多半的日子，是闭门索居。他的卧室，光线仿佛很幽暗，写字桌上面，经常是凌乱无章地堆满了书籍、杂志、报纸、信件、稿纸、信封之类的东西，少说也有尺来高，像个山冈一样。其时他文章虽然少写，书桌有时到底是要用一下的；每到用时，他就使劲把书报推开，勉强清出一个小小的角落来，草草用过，也就让它恢复原观，永远提不起精神来整理整理。”
年11月，端木给在香港的戴望舒去信，表示由于自己暂时去不了香港，请他“分神照料”萧红卷。
王采回忆说，1946年1月22日，他曾伴端木去萧红墓地，端木含泪躺在萧红墓地上，终日未食。过了好多天，王采方知那日是萧红的忌辰。
又据方蒙回忆道：“1948年冬，我和端木离沪赴港。当火车开出深圳前往香港时，端木的心情沉重，两眼望着窗外，一路无言。我知道他在怀念萧红。不久，我们去浅水湾悼萧红墓……端木含泪凭吊，拍照留念。”
有人回忆说：50年代，政治运动不断。运动初期，有位领导多次找端木谈话，要他揭发胡风，交代问题，端木始终保持沉默。实在挨不过“抗拒运动”的罪名，只得无可奈何地先自责一番，可当场被告知：“这是过不了关的！”文章接着写道：
那位领导又说：“很清楚，萧红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能逃脱吗？”
这时，端木神态骤变，一张为痛苦扭曲了的脸孔，涨得通红，嘴唇颤抖着，讲话像陶瓷的破裂声，刺耳惊心：
“鞭尸是封建帝王的做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污蔑萧红！”
端木猛地站起身来，全身索索发抖。
那位领导连吼了两声：“你坐下！”
端木径直走出办公室，不管领导怎样吼叫，他也不回头。可见萧红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对萧红的感情有多么深。
年7月，就在那场政治审查的时候，端木获知香港浅水湾萧红墓被毁在即，便以丈夫的名义委托广州作协迁回萧红骨灰。
年，在萧红逝世后18年，端木才在朋友的热诚关怀下，组成了新家庭。新妻钟耀群是新中国剧社的话剧演员，她很理解和尊重端木对萧红的那份感情，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照抚了体弱多病的端木。
年美国学者、萧红研究专家葛浩文先生第一次来中国内地就造访了端木。他回忆说：“那一天，我一口气向端木蕻良提出了一大串有关萧红的问题。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萧红病逝的细节，万万没想到端木蕻良的反应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只见他突然用一把扇子遮住了他的脸，无法控制地号啕大哭。哭声甚至惊动了他那在隔壁房间里忙碌着的老伴，连忙赶过来查看，这让我更加不知所措。接着端木蕻良断断续续地述说他内心的痛苦，他不断自责自己没有能阻止1942年香港的那次错误的手术，结果加速了萧红的逝世，他甚至感到罪过。为了萧红，端木蕻良竟在外人面前无法控制地痛哭流泣，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年端木到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时，专门抽出时间，到汉口寻找当年他和萧红结婚的大同酒家。当费了好大劲终于找到时，“端木拄着手杖，迫不及待地爬上二楼楼梯口，巡视楼上情景时，我看到他不顾喘息、百感交集的含泪目光……”
年6月17日，端木在夫人钟耀群陪同下，参观了呼兰县萧红故居。他像孩子一样躺在萧红出生的土炕上，又在萧红肖像前留影。
年11月4日，75岁高龄的端木由钟耀群陪同，去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他在黄力（黄谷柳的女婿）的扶持下，“跌跌撞撞走到萧红墓地，不顾一切地扑向碑前，用手指揩拭萧红相片脸上的尘土，就像当年他为萧红揩拭脸上的泪水一样……”h端木献词一首，题为《松人风——为萧红扫墓》：
生死相隔不相忘，
落月满屋梁。
梅边柳畔，
呼兰河也是潇湘。
洗去千年旧点，
墨镂斑竹新簧。
惜烛不与魅争光，
箧剑自生芒。
风霜历尽情无限，
山和水同一弦章。
天涯海角非远，
银河夜夜相望。
（注：端木曾自作一联“梦伴竹林为伍，耻与魑魅争光”，“竹林”是指“竹林七贤”之首嵇康）
年清明端木写《祭萧红》：
年年此日是清明，柳色如烟亦无声。
唯有半夜星作雨，珠光点点化泪倾。
十年浩劫以后，端木几乎每年都要自己去或托朋友到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悼诗。
年10月5日，端木病逝北京。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曾向人表示在现当代女作家中没有一位超过萧红的。
年5月13日，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校园面向东北方向的坡上，也就是端木当年埋萧红骨灰的地方，钟耀群将端木的部分骨灰洒在一棵硕大的红影树下，以了却端木生前对萧红的无限眷恋之情。
注释：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转引自王本朝《论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美学意蕴》，载《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
柳亚子：《端木蕻良谱萧红事为梨花大鼓鼓词以授歌女董莲枝索题赋此》，见《怀念你——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P14～15。
智侣：《萧红与端木》，载香港《文汇报》1957年8月2日。转引自孔海立的《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P144。
方蒙：《忆萧红》，见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39。
葛翠琳：《沉默》，见钟耀群著《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P149~150。
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钟耀群：《端木与萧红?前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端木蕻良：《怀念你——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P4。
原载《萧红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
不思量，自难忘
——萧军对萧红的怀念
郭玉斌
萧红在香港逝世后，因战乱阻塞，消息慢慢传入内地。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据《广西日报》专访，报道了萧红逝世的消息。5月1日下午，延安文艺界举行了萧红追悼会。萧军沉痛地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萧红的生平和著作。
后来，萧军写了一篇纪念萧红的散文《零落》。在这篇散文中，他称萧红是“一个给予她的民族、国家以及人类带过一些光和热的作家”。并用“年来故友飘萧尽，待赋招魂转未能”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萧红永久的纪念。
年秋，萧军终于回到了他阔别12年的哈尔滨！这个被他看做第二故乡的城市，有着太多太多的往事。徘徊在松花江畔，萧军的思绪如滔滔江水，无限感慨，赋诗一首：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在；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物是人非，感时伤景，怎不让人黯然神怆！
萧军这次回哈尔滨，偶于旧书摊上发现了《跋涉》——他与萧红早期的作品合集，而此时萧军已经没有一本样书了，这真让他悲喜交集。他立刻把它买到手，后来又在目录页的空白处题了字：“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桢宛在，伤何如之。”表现了他对英年早逝的曾经的伴侣的一往情深。
年《八月的乡村》再版，萧军在“后记”中写道：“感念已故的萧红，她那时代我辛苦地缮清原稿，并给我决定性的鼓励！因为自己写完这小说后，心情很坏，不满意它，曾想焚毁，或者重新写过，是她阻止了我，才得和读者见面，才得流传到今天。”
年7月12日，萧军从抄家返还的杂物中，偶然发现了萧红写给他的四十多封信，他不禁惊喜万分！这些信有的字迹漫漶，有的纸张破损，很难再保存下去了。于是，萧军把这批信用毛笔抄录一份。之后，又把它们按时序排列起来，作了注释，成书16万字，定名为《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他知道，这将对“有志于研究这位短命作家的生平、思想、感情、生活等各方面，会有一定参考作用的”b。
年，萧军得到鲁海摄的青岛观象一路一号小楼的照片，那曾是他与萧红居住过的小楼，萧军感慨万千，遂成七律两首：
小楼犹似旧时家，四十年前一梦赊。
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
深宵灯火迷星斗，远蒲归帆赍浪花。
往事悠悠馀几许，双双鸥影舞残霞。
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
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
珠残镜破应难卜；雨去云行取次分。
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哪堪闻。
世纪80年代，兴起了萧红研究热，对此萧军说道：“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或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能抹杀，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工作……”d这些都反映了萧军对萧红的怀念。
注释：
萧军：《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23。
萧军编著：《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4。
萧军：《题青岛观象一路一号故居小楼照像》，见《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8。
萧军：《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50。
原载《萧红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6月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她
闫 红
萧红不长的一生里，大致跟过三个男人，每一个男人对她都不好，第一个男人曾与她订婚，但萧红莫名其妙地跟另外一个男人出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找这位未婚夫，被对方家人逐出门外。这未婚夫也似是个有情有意的，把萧红安置到一个地方，两人同居数月，等到萧红的肚子渐渐大起来时，未婚夫突然无影无踪了，结合整个事件来看，简直像个有预谋的报复。但是，就算是一个报复，仍比萧红后来遇到的男人对她还要好一些，起码这个男人给她留下的是一个谜团，而不是确凿的侮辱与冷漠。
第二个男人是萧军，很多文章喜欢把他的形象描写得很正面，与反面的端木蕻良做对比。可是，据说，有一次，萧红的脸上有一块青肿，朋友问她怎么了，她说是跌伤的，萧军冷笑道，别不要脸了，什么跌伤的，还不是我昨天喝醉了打的。要不是转述这话的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我简直要怀疑是无中生有的传闻，一个文明的男人，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粗暴地撕下那女子最后—点遮掩，冷酷的语言比拳脚伤害更重。
至于端木，就更不用说了，他对于萧红的文字都轻视，当着她的面对她的朋友说，她不就会写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吗？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命的女子，这伤害可想而知，要是别人这么说，还可以对他的有眼无珠一笑了之，偏偏这个人，是她无法忽略的丈夫。或者萧红意乱情迷死心塌地倒也认了，但她接受他以前，就曾对人说，端木是个小人。
她的一生，确实可堪同情，可是，她为什么总是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不要拿才女薄命来遮掩，和她时代相近的才女，虽然情路都不是很顺当，但起码都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就说丁玲吧，胡也频对她始终钟情，冯雪峰虽为现实所阻，却也脉脉有情，更不用说与她白头偕老的丈夫陈明，在她去世多年之后，写回忆文章时，仍饱含着动人的柔情。张爱玲算比她运气差点，但也只是感情上受点伤，跟尊严被践踏没法比。
萧红落到这个地步，要怪她自己。萧红太习惯于在灵魂上依赖他人，这个他人，不专指男人。我们都知道，鲁迅对萧红很爱护，萧红也写过一些怀念文字，可是这份友谊在许广平的笔下又是一种味道，尽管她努力写得非常温婉。
许广平说，萧红特别喜欢去她家，几乎每天都去，一待就是大半天，鲁迅先生没有那么多时间奉陪，就让许广平陪着，他自己在楼上看书。许广平身在楼下，心却在楼上，那时鲁迅的身体很差，她担心他照顾不好自己，又没法上去探视，一边陪萧红说话，心里却非常紧张。果不其然，有次鲁迅看书时，坐在躺椅上睡着了，被子滑落下来，先是小病，最后演变成大病，再也没有起来。
许广平是在萧红去世后写这篇文章的，仿佛只是为了怀念，但那份怨责是掩饰不住的。
我想，萧红绝不是那么不敏感的人，只是她没办法，她没有一份好爱情，鲁迅及许广平曾经给予她的爱护就是她唯一可以投奔的温暖。她也许已经看出人家的冷淡，可是，不朝这儿朝哪儿走呢？这儿，毕竟是逐步冷下来的微温，剩下的三个方向，则是无边枯寒。
张爱玲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美国，拜访胡适，头开得非常好，也算相见甚欢，可是，当说到某个话题时，胡适脸色稍稍一暗，张爱玲马上捕捉到了，十分不安。即使在那异国他乡，面对这位非常欣赏自己的偶像级前辈，张爱玲也未敢多加亲近，她太明白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距离也许是友谊的保鲜剂，倒是胡适还来看望过她一回，他们一直保持着这样淡然的君子之交，避免了因过于亲近而生出的些微尴尬。
我不知道萧红是否担心华美的袍上爬满虱子，也许她知道，但她不在乎，她更想要取暖，即使将虱子一道披挂上身。她像忍耐虱子一样，忍耐着世界的冷眼，还装成一派天真模样，仿佛因不谙世事而无从察觉，就可以不受伤害。
她不肯残忍地对自己，就轮到别人残忍地对她了，他们都看出她没有勇气跑掉，他们全都把她给吃定了。休说人性皆善，更不要以为肌肤相亲的男女之间总是爱意与温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要有可能，总有人想要占据上风，萧红随机碰到的男人更不会例外。
《聊斋》里有一篇，说一个女鬼与一个男子相好，男子的家人排斥她，羞辱她，她仍然“忍垢为好”。我觉得这四个字很特别，多少女子，就是这样无望地忍耐着，那样敏感的心，这会儿却装做麻木。
萧红与男人的关系，其实是她与这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她不够决绝，不够果断，她拖延着，赖着，她贪恋着泥淖里的温暖，不肯孤立无援地站在天地之间。直到她弥留之际，才脱下了那副天真热情的面容，写道：平生遭尽白眼，身先死，不甘、不甘。她心灵里的寒逼出来，灵魂终于孤单单徘徊于天地。
第五章
萧红与鲁迅研究
试论鲁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节选）
陈世澄
呼兰河畔草青青，天南地北早闻名。
女儿原有英雄气，文采偏从鲁迅风。
这是王孟白教授在萧红逝世40周年之际写的悼诗（见《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中的四句。它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及萧红对鲁迅的师承。
萧红开始接受鲁迅的影响，要追溯到萧红在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的阶段。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哈尔滨，经过“五四”运动的波及和影响，文化战线也吹进了革命气息，鲁迅的作品已经摆在这个北方名城的书架上。1927年，17岁的萧红得到了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机会，她开始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萧红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同时表现了对文学的强烈爱好。据萧红亲密的学友徐淑娟（现名徐薇）回忆，萧红在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书”。“那时我们爱读的是鲁迅的《野草》，对作品的许多妙句和篇章，我们都能背诵。”“有时我们结合文章，讨论人生的意义，讨论怎样做一个举起投枪的战士，奇怪得很，我们十分神往，鲁迅的《野草》，我们似乎就能心领神会了。我们认为，做人就要像鲁迅写的那样去做。”（李丹、应守岩： 《萧红知友忆萧红》，见《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五辑）可见萧红早就懂得从鲁迅这位大师的作品里吸取艺术营养。
年，在动乱的岁月中，萧红同另一位文学青年萧军结成患难伴侣。萧军同萧红一样，也是鲁迅先生的热烈崇拜者，是《野草》的忠实读者。50年后，萧军回忆青年时代读《野草》时的感受说：“《野草》是我读的第一本鲁迅先生的书。它给予我的感受，恰如松花江南岸那明净的秋天，给予我思想和感情上的影响也如那明净的秋天，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哀思和漠漠的惆怅！”（《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萧红类似的回忆文章。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她当年读《野草》时的心境是会和萧军相通的。正是由于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感受，才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他们在未结识鲁迅之前，就已心悦诚服地自认为是鲁迅先生的弟子了。
年夏季，萧红和萧军从哈尔滨出走来到青岛。不久萧红写完了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也近尾声。当时，他们对自己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同上）还不够把握，因此就写信给他们心中的导师鲁迅先生，请求指导。10月9日，鲁迅先生接到了二萧的信，并立即复信。“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这对文学青年“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他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同上）
年11月初，萧红和萧军登上日本的货船，从青岛驶抵革命文学的摇篮上海，投奔到鲁迅先生的身边。从此，萧红得到了鲁迅像慈父、像严师一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悉心的扶植和培育。鲁迅十分喜爱这两位淳朴、正直、豪爽的东北流亡青年，他从他们的《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中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希望。在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的上海，鲁迅勇敢地保护了这两位来自东北的抗日作家。由于鲁迅的细致介绍，使他们很快了解和熟悉了上海文坛的现状；由于鲁迅的无私支援，使他们免遭经济拮据的困境；由于鲁迅的奔波，他们的《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才得以出版，从而使他们步入上海的文坛；由于鲁迅在创作上的悉心指导，使他们不断取得新的文学成就。
鲁迅同青年作家最好的联系方法是通过书信沟通思想。从1934年10月9日至1936年2月23日，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鲁迅就给萧红和萧军写了53封信。从数量上看，就说明了鲁迅同他门的联系多么密切。鲁迅先生的信，不仅“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而且成了他们生活、学习和创作的教科书，以至我们今天翻阅这些珍贵史料时，仍然受到深刻的教育。
萧红和鲁迅虽是两代人，又有着不同的身世和经历，但是，对人民大众疾苦同样十分同情，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同样密切关注。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文学创作目的上的一致，决定了萧红能自觉地接受鲁迅的文学主张，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
鲁迅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指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们的作家应该“真诚地、 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论睁了眼》）。萧红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有同鲁迅相近的思路。
年，萧红和萧军在朋友舒群等人的赞助下，自费印行了二人短篇小说集《跋涉》。这本二人集的书名《跋涉》的立意，就有意效法鲁迅先生的《呐喊》。鲁迅的目的在于为那些为开拓新的人生之路而斗争的“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奋力“呐喊”；萧红他们则是在探索新的人生之路上艰苦“跋涉”。在《跋涉》后记中，他们开宗明义地写道：“从有了印这册子的动机始，迄现在止，使我们对于现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可见萧红在刚刚开始文学生涯时，便同鲁迅一样，对探索人生的意义十分关注。
《跋涉》共收入萧红的短篇小说五篇。这些小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东北城乡劳动人民的苦痛人生和坚韧抗争。我们看到，这位女作家的创作一开始便超脱了她个人的不幸。她没有像一般士女那样去咏花讽月，也没有多愁善感的女性的无痛呻吟。她已经把个人的不幸融进整个劳动人民的苦难之中。在《王阿嫂的死》中，萧红哭诉的是中国劳动妇女痛苦的人生。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活活烧死了，她自己也被地主打得流产致死。她抛下的女儿在妈妈的坟前打着滚痛哭，担心着自己的命运：“我还要回到张地主家去挨打吗？”萧红在这里向社会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农民奴隶般地劳动，一代一代地在地主的压榨下默默地死去，而新的一代却未觉醒，仍将继续着父母命运。在这里，作者一方面饱含热泪哭诉着劳动人民痛苦的人生，一方面期望着能改变劳动人民受压迫受欺凌的地位和命运。
年，萧红完成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我们从这部潜心之作中，更可以看到萧红的创作思想更加深入，她的创作视野已经扩展到整个“中国的人生”。从《生死场》中，我们更可以见到鲁迅文学主张对萧红的影响。
如果说《跋涉》在表现人生方面还存在雕琢痕迹的话，那么《生死场》则非常自然地表现了中国北方人民的痛苦的人生。“全书所写的，无非是在这片荒茫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萧军：《〈生死场〉重版前记》）作品写道：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这就是在还没有觉悟，没有起来反抗之前，旧中国北方农村的真实写照。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祖祖辈辈就是“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了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威力下面”（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这就是《生死场》前十章所表现的旧中国北方农民的真实生活。
但是，这样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便有人民的觉悟和反抗。《生死场》的后五章，则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奋起反抗。过去麻木苟活的人们，悲壮地站了起来，为民族解放的神圣大业而战斗，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样是在生死场上，过去是浑浑噩噩地为死而生，现在则是大义凛然地为生而死。《生死场》立意的深刻性、哲理性大概就在于此。因此，鲁迅才对这部小说予以高度的评价：“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生死场〉序言》）鲁迅在这里精辟地概括了《生死场》的主题，即“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充分肯定了萧红“为人生”的创作方向。说明萧红和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到上海后，由于直接受到鲁迅先生的教诲和熏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作家的义务，“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创作自觉性加强了，从而使她的思想和创作不断深化。此后，她一直像导师鲁迅一样思索中国的人生问题和民族问题。1937年5月，在致萧军的信中，她发出了这样的慨叹：“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1938年夏季，在大后方的一次抗战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她发表了这样的见解：“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转引自韩文敏：《〈呼兰河传〉之我见》）同年，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她对鲁迅的小说谈了如下认识：“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聂绀弩：《〈萧红选集〉序》）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萧红才在其后的创作中，更自觉地师承鲁迅，使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升华。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主题，可以说是在鲁迅创作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形成的。这部小说十分注意“显示灵魂的深”，表现在旧中国黑暗统治下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整个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本世纪20年代东北农村黑暗、贫困、愚昧的社会生活画面，表观了作者对家乡人民身心痛苦的深切同情。小说着力渲染了由于封建势力、宗教迷信以及传统恶习的束缚，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沉重负担，描绘了众多被社会扭曲了的灵魂。随着《呼兰河传》一个个人物的出现，我们自然会感到像有二伯、王大姑娘……同鲁迅作品中的阿Q、祥林嫂……总有些相似之处。这些人物遭遇的不幸，特别是精神上的麻木，存在着共通的地方，但又各自带有两位作家笔下的不同地方特点和艺术特点。这正说明萧红学习鲁迅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接受了导师的思想，反复消化和思索，然后才去加工自己的素材，塑造自己的典型的。《呼兰河传》正是萧红在创作思想上师承鲁迅的成功实践。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问题上，萧红和鲁迅也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
鲁迅先生在给萧红和萧军的第一封信中，便谈到了题材问题。鲁迅说：“不必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以。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鲁迅这封信的观点和他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1931年他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就明确指出：“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题材，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有意义的。”（《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强调选取题材“不必趋时”，尽可能选取作家所熟悉所经验的东西，这是从实际出发来要求作者的，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萧红完全接受了鲁迅的主张，在她的创作中尽量选取她最熟悉的题材，并且站在“斗争者”、“革命者”的角度处理这些题材，“表明了她的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萧红选集〉后记》）1936年以后，她创作了十几个短篇，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是一直按着这个思路来选材的。《手》可以说是作者中学时代的一篇回忆录。它通过一个老染匠的女儿在城里中学读书，因为有一双由于长年从事印染劳动而被染黑的手，所以遭到校长的歧视，以至最后被撵出校门的遭遇，揭露了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歧视和旧教育制度的黑暗虚伪。《家族以外的人》以她童年时代家中一个同族老长工为模特，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但却麻木、愚昧的旧中国农民形象，从另一个侧面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罪恶。此外，《后花园》、《小城三月》也都是萧红所经验所熟悉的生活的再现。
应该指出的是，萧红并没有因此就把创作的视野局限在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的狭小范围内，她还自觉地合着当时民族解放战争的节拍创作了《黄河》、《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北中国》。这几篇小说全部反映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以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恨同敌人进行血的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作品同《生死场》一样，对于唤起人民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产生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这里我们还将涉及一个对萧红后期作品，特别是对《呼兰河传》的评价问题。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呼兰河传》选取的题材，几乎已经成了人们贬低这部作品思想性的共同口实。有人认为萧红“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只好“在往昔的记忆里搜寻写作的素材”；有人指责萧红后期创作“滑出了现实斗争的领域”；有人借此定论：萧红“走下坡路了”。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不符合萧红的创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的。事实上，萧红在题材问题上是有自己明确主张的，她的创作是符合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家的创作规律的。的确，萧红是以抗日作家的身份而蜚声文坛的；但是，她却不同意只有到前线去才能写出好作品来的看法，也不认为留在后方的作家就等于和生活隔离了。她说过：“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七月》第7期）还说过：“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七月》第15期）这些观点都表明萧红同鲁迅一样，在创作题材上不热衷于“趋时”。她坚持挖掘“跟自己的情感熟习”的题材，反映“跟自己起着思恋的情绪”的生活。《呼兰河传》正是这样一部有着明确创作意图和创作原则的优秀作品。事实上，《呼兰河传》正因为有着自己独特的题材和风格，才使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文学作品。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大可“不必由于《呼兰河传》没有表现抗日战争的题材，而冷淡了这幅使人忍俊不禁的世态风俗画”（王观泉：《萧红研究得失谈》，见《语文学报》1982年第1期）。1936年鲁迅针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指出：“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而《呼兰河传》选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恰恰关系到人人所共有的“民族生存的问题”。鲁迅未能再为这位天才的女作家作序，但他的这段论述却可以作为《呼兰河传》 很好的注脚。
长篇小说《马伯乐》也是一部有争议的重要作品，在它的足本得以呈现给读者之前，有些论者便人云亦云地给它下了结论：这部作品“看不到火热的斗争场面”，是“作者思想低沉的反映”。的确，这部作品没有正面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没有义勇军打仗，没有学生请愿示威。但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作者的创作目的在于批判、暴露，而不在于歌颂。作品讽刺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一个充满自私打算的卑琐人物，一个逃跑主义的典型马伯乐，在另一个侧面上反映了抗日战争中一类人物的精神状态。这种题材自然不能表现“火热的斗争场面”，不能塑造“民族的英雄形象”，但是却完全是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化这一艺术规律所允许的，马伯乐这个形象也以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给现代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典型。
我们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当我们现在允许探讨题材多样化的时候，重新阅读《呼兰河传》和《马伯乐》这两部具有独特题材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并且对照30年代鲁迅关于题材问题的论述，对照萧红的有关谈话，我们就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两部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同时，我们也会发现鲁迅和萧红关于创作题材的主张对指导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地方色彩和乡土特点，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就曾介绍过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王彦西作品的乡土特色。他还曾多次指出：“地方色彩也能增加画的美和力。”（致罗清桢，1933.12.26）“现在在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致何白涛，1934.12.19）事实上，鲁迅创作的许多白话小说就很有地方特色和乡土特点。我们从鲁迅小说《故乡》中就可以从一幅幅“神异的图画”中，感受到浙东农村特有的美，从鲁镇的风土人情中，看到江南水乡特有的风俗画；从闰土、祥林嫂等人物群像中，体验到那个时期、那个地域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正因为鲁迅有这样的见解和创作实践，所以当他看到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生死场》时，便深深地爱上了它，被东北农村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被“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所打动。
《呼兰河传》更是一部保持了乡土色彩的长篇小说，它成功地反映了东北农村世代相传的民间风俗。这里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山川景色，有人们生老病死的法规，有婚丧嫁娶的习俗，有年节祭祀的礼仪。正像茅盾在《〈呼兰河传〉序》里评定的，它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它不仅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具有社会研究价值。
鲁迅和萧红小说创作的乡土色彩，很有共同特点，从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鲁迅对萧红创作方面的影响。
第一，两人的小说，一个写的是江南水乡，一个写的是塞北村镇，两地有着不同的风土人情。但作者都没有把农村生活描写成田园诗，也没有冷眼旁观农民的苦难，而是与农民同命运共呼吸，真实地反映了两个地域劳动人民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共同揭示了我们民族的苦难。这就是革命阵营乡土文学的灵魂和支柱。离开农民命运的所谓“田园诗”是虚幻的，不能打动人的，因此也是缺乏美感的。
第二，两人的小说，除了具有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外，还有一定的“自传体”的特点，在故乡的山水中可以见到作者的身影。鲁迅曾说过：自传体文学“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小引》）。这类作品显著特点是描绘自我，表现自我。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部部都刻着自己的脚印，鲁迅的《社戏》、《故乡》、《一件小事》则时时可以见到作者的身影，而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小说也往往体现着女作家自身的命运。
鲁迅和萧红的作品中都有两种自我形象，一种是直接地表现自我，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萧红的《商市街》；另一种是间接地表现自我，“我”只是主人公的陪衬，但主人公的命运却牵动着“我”的心，比如鲁迅的《祝福》、萧红的《家族以外的人》。这种自传体的特色，使作品的乡土色彩增添了浓厚的、真挚的感人气氛。
鲁迅说：现在的文学“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力。”（致陈烟桥，1934.4.19）在某种意义上说，愈是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术，它所提共的社会认识价值就愈高。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早在二三十年代，便以它固有的民族色彩，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70年代开始，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也以它独具的乡土特色，终于“打出世界上去”。今天，《生死场》、《呼兰河传》已在美国、日本广为流传，并得到葛浩文（Goldlatt）、前野淑子等国外萧红研究者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这段话我们完全可以看做是对萧红作品的预见。
在《〈生死场〉序言》中，鲁迅婉转地批评了萧红创作的弱点，指出《生死场》“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此后，鲁迅又在给萧军和萧红的信中把这个批评具体明确了，指出：“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理解作描写人并不怎么好。”（致萧军、萧红，1935.11.16）
萧红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鲁迅的中肯的批评的。鲁迅十分重视和善于表现典型人物，擅长肖像描写、动作行为描写和心理描写，他的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狂人、阿Q、闰土、 孔乙己、祥林嫂……，都是个性十分鲜明的艺术形象，鲁迅以高超的艺术技艺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些人物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画廊上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萧红认识到自己创作的弱点之后，认真学习鲁迅塑造典型人物的艺术技巧，并直接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去。她曾表示：一定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聂绀弩：《〈萧红选集〉序》）由于有这种远大的抱负，加上她辛勤努力，她的创作终于结出丰硕之果。萧红后期创作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小城三月》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明显地受到鲁迅小说艺术的影响。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开始注重对人物的刻画，从人物的肖像到他们的动作，从语言到内心世界都悉心地用了笔墨。其中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有二伯。我们发现，在有二伯身上反映着阿Q的某些性格特征。阿Q曾因同赵太爷是本家而沾沾自喜，有二伯则因与张姓地主同宗而扬扬得意。他最高兴的是别人以“二掌柜的”、“二东家”称呼他，每当这时他就“笑逐颜开”，摆出十分庄严的样子。有二伯和阿Q一样，都对统治阶级有过反抗，但却都是消极的反抗。阿Q挨打后常以“儿子打老子”自慰，有二伯则经常指桑骂槐来求得精神上的满足。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十分注意选取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刻画有二伯的性格特征。有二伯一无所有，无固定的住处，见多识广，所以他的语言，就有这一类农民幽默、灰谐而又玩世不恭的特点。比如，当他走路踢到砖头把脚碰疼的时候，他就把砖头抬起来，并且和那砖头说起话来：“你这小子，我看你也是没长眼睛，也是跟我一样，也是瞎模糊眼的。不然你为啥往我脚上撞，若有胆子撞，就撞那个耀武扬威的，脚上穿着靴子的……你撞我还不是白撞，撞不出一大二小来，臭泥子滚石头，越滚越臭……”“下回你往那穿鞋穿袜的脚上去碰啊……”这几句话虽然灰谐风趣，但却把有二伯同有钱有势人物的对立情绪表现了出来，既符合有二伯的性格，也符合他的身份和地位。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对有二伯的肖像描写也是很成功的。且看如下这些描写：
有二伯的草帽没有边沿，只有一个帽顶，他的脸焦黑黑，他的头顶雪白白。……
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而是齐到膝头那么长的衣裳，那衣裳是鱼篮竹布的，带着四方大尖把领，宽衣大袖，怀前带着大麻铜钮子。……
有二伯的鞋子，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
在这些概括的描写之后，作者都做了精心的具体描写，这些描写都十分符合有二伯的性格和身份。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萧红是在努力克服前期“描写人物不怎么好”的弱点，是在下苦功精心地塑造自己的人物形象。
长篇小说《马伯乐》主人公马伯乐形象的塑造，也是萧红运用典型化方法成功的一例。是萧红决心“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远大抱负的具体实践。阿Q无疑是具有社会概况意义的典型，马伯乐同样是代表一定社会意义的形象。萧红用冷嘲热讽的笔法，塑造了一个胆怯、自私、卑鄙、庸俗、狡猾，形如浮尸的青年——一个抗战时期逃跑主义者的典型。卢沟桥事变一发生，这个马伯乐就从青岛逃到上海，“八一三”后，又从上海逃到武汉。他一个劲地逃跑，却大言不惭地自认为是为民族和国家。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不是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当权派逃跑主义的影子吗？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批判，抨击国民党当权派背叛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反动行径。这正是马伯乐这个形象的社会概括意义之所在。而这种社会概括意义的产生，则是在作者成功地描写了马伯乐的形态心理、举止言谈的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指出的是，萧红学习鲁迅的艺术手法，绝不是机械地模仿，而是一直保持和发展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她凭借“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在描写农村日常生活方面的真实生动，在揭示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的具体深刻，在叙述和描写语言方面的简洁流畅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从上述的粗略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代宗师鲁迅对萧红的创作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鲁迅“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坚定了萧红努力表现人民大众“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方向；鲁迅关于创作题材“不必趋时”的主张，影响着萧红继续开拓她最熟悉的创作题材，使她的作品保持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使她的创作源泉永不枯竭；鲁迅小说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得到了萧红的师承，她的两部名著《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以浓郁的乡土色彩“打出世界上去”；鲁迅对萧红前期小说“描写人并不怎么好”的中肯批评，促使萧红自觉地认真学习鲁迅小说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因此使《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这些后期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功力。
原载《萧红研究》丛书第四辑，《北方论丛》编辑部编，1983年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