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温州人是孤狼，抱团的温州人是狼群。
当年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当今问天下哪个团队最无敌，毫无疑问答案是“温州人”：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温州炒油团……温州人爱抱团天下第一，温州人的商业战斗力也绝对一流。
1.市场意识和团队精神的完美结合
温州人走南闯北，现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都有温州人，在外面做生意的温州人更是抱成一团，这种团队精神，是温州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温州人的骨子里就有种“生意一起做，有钱一起赚”商业意识。
温州商人邵国峰在山东莱芜服装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邵国峰与妻子邵东萍二人都可以说是莱芜服装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二人是温州永嘉的老乡，早年经过自由恋爱走到了一块。订婚后，凭着敏锐的商业意识，邵国峰感到国内服装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便一门心思想在服装剪裁加工上寻找自己的创业之路。当时，温州服装生产和加工已在全国小有名气，作为一个温州人、一名山里孩子，如何才能走出家门，在外面这个喧嚣的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开展自己的事业这是邵国峰经常在思考的问题。
正缘于此，他辞别未婚妻，远赴商业大都汇上海学习裁剪技艺。之所以到上海去学艺，缘自温州人对上海这一国内最大都会的崇尚。上海独特地理优势使其成为接受国际时尚服装与潮流的桥头堡，可谓中西融合之交汇点，温州人都相信上海是一片可以大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在那里，邵国峰果然受益匪浅，成为一个剪裁的好手。与此同时，邵东萍也走出永嘉山乡来到温州，到一家服装加工厂一边打工，一边钻研缝纫技术。夫妻二人实际上是在默默地做着创业前的准备工作。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1988年，经历过初步创业实践的邵氏夫妇由陕北移至山东，在济南驻足。那时，温州人的加工销售大军已在国内各地初具规模。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邵氏夫妇在济南市场上的发展并不乐观。这年邵东萍到莱芜去碰办事，没有想到偌大一个莱芜竟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她找遍全城竟没有发现一家店铺是温州人开的，这让邵东萍既感意外又感惊喜。邵东萍接下来又遇到了另一个令其惊喜不已的事情：在莱芜市人民商场里，她找到了商场负责人，询问能否在这里租一个柜台做服装生意，商场负责人听她的温州口音，话未落地便立即表示热烈欢迎。为了吸引外地客商尤其是名闻全国的温州人进驻商场，搞活经营，商场负责人特意为邵东萍开出了免费一个季度试营业的优惠条件。欣喜万分的邵东萍当即在人民商场开办了第一家温州人的服装柜台，打出了“温州服装”的旗号。邵东萍的款式新潮的西装让莱芜人心动不已，于是他们纷纷争先恐后地穿起了当时被称做“洋装”的西服。邵东萍的生意异常火爆，于是她电报急召邵国峰带着孩子一同“落户”莱芜。邵国峰到了莱芜，夫妻店更是锦上添花，但见做丈夫的利剪翻飞，技艺高超，做妻子的机动轮转，嗒嗒和鸣，缝纫技术一流。量衣的、裁衣的、做衣的，外加看热闹的，夫妻店在商场里风景独好。
许多客户慕名而来，一时间顾客盈门，二人连喝水喘息的空儿也没了，于是又招来邵国峰的弟弟、弟媳、妻妹、妻妹夫独办市场。邵家远亲近戚应召而至，一天天扩充形成了莱芜的服装加工村，后来又发展成了温州服装一条街。当时，邵氏夫妇的生意火爆，平均每天都要接做100余套各式服装。为了扩大战果，邵国峰又开办了国峰布匹超市，服装加工兼卖布匹，共招收员工30多人。
邵国峰的骄人战绩，使他荣任为莱芜市温州商会副会长。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邵氏夫妇的成功无疑得益于亲情的帮助。邵氏夫妇善于开拓、挖掘市场的眼光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但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他们相互帮助、众手拾柴，以共同致富、赚钱为目标，上下一心，自然会把市场做大做熟。
在瞬息万变的商业市场中，为什么温州人总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干出别人想不到，甚至不敢想的惊人之举，而且每每能够取得成功、折桂而归呢？其实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温州人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的市场意识，在于他们习惯于以个体的发展顺应大环境的发展趋势。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团队意识：生意起做，有钱大家赚。正是这种团队意识能让他在一个地下迅速地发展起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一个个现代版的温州神话。
2.小小联合，形成万流汇聚之势
如果说温州人能充分发挥乡缘、地缘、人缘的作用是源于一种生存意识和传统观念的话。那么联合小企业形成大规模则就充分体现了温州人精湛的商业谋略。春秋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形成合纵抗秦之势，使强秦吞并天下的步伐慢了很多年。而现如今的温州商人联合小企业形成可以独当一面的大集团的手笔无疑就是现代版的“合纵”之术。
1996年，在中国的企业界，出现了轰动一时的现象——“长江”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引起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关注，甚至成为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的重要背景材料。这就是“浙江长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施中旦一手操作的改革。这次改革意味着温州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壮大之路：小小联合。
施中旦是一个很具个性的温商。早年的他办过报纸，搞过油漆，还当过统计员、中学老师以及民政企业负责人等，应该说，他属于一个典型的起点较高的儒商。1988年，受轰轰烈烈的商品经济大潮的感染，施中旦毅然辞去了公职，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乐清市创办了股份合作性质的长江电子设备厂。在施中旦英明的决策领导之下，这个新型的民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被评为AAA企业、温州市民政系统优秀企业和乐清市创税大户，其产品被全国消费者协会评为“消费者信得过产品”。
在开始几年里，长江电子设备厂的体制颇为先进，因为它采用了当时在温州来说还比较先进的企业体制——股份合作制，因而发展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受西方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兴起了企业集团热，大量的企业集团开始兴起并利用其优势迅速抢占市场。此时如果保守些，长江电子设备厂体制似乎也不算落伍，因而无须再作大的调整，但对于具有超前市场意识的施中旦和他的同仁们来说，在集团制企业一步步紧逼，并在全国形成一种潮流的情况下，他们却深深感到了一种危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是优胜劣汰，不讲情面只讲实力，因而要想使企业在商海的狂风巨浪中屹立不动，就要拥有航空母舰那样的气势、那样的实力，而企业的集团化正是扩大企业实力的有效方法，这不能不使施中旦动心。
然而动心归动心，以当时长江电子设备厂的实力，根本无力实行与大企业合并，较像样的企业看不上长江电子设备厂。施中旦认为，做事要有自知之明，懂得进退，从自己眼下的条件来看，最宜联合一些“弱势群体”，因而他把目标锁定在乐清方圆一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企业上，将他们定为自己的合作伙伴，联合的大门向他们敞开。
施中旦这种想法是很有远见的。当时，面对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温州许多家庭企业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尚未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家庭企业如同大自然中的孱弱羔羊一样面临着弱肉强食的危险：产品技术含量低，数量、质量都跟不上市场。鉴于这种形势，将他们联合起来不仅为当地政府部门所欢迎，而且正是民心所向。此外还有另外一面，即靠着这种策略，长江电子设备厂既不会因与同类厂的合作而失去自我，而且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保持始终的领导地位，同时又实现了实力的扩张，可谓一举三得。无论怎样说，团结就是力量，把众人的资金合拢到一起，就可以在市场上大干一番。一叶扁舟当然会飘浮不定，而群舟相连则能经得起更大的风浪。群舟相连的过程当然也就是小舟“航母化”的过程。
基于这一思考，长江电子设备厂果然取得了联小求强的效果。在乐清柳市镇，众多家庭企业正处在“风雨欲来城欲倒”的愁肠困境、绝境中，而长江电子设备厂的倡议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因而投奔者众多。有了诸多家庭企业的加盟，长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1996年7月挂牌。
著名经济学家张仁寿先生也评价了“长江现象”所体现的积极意义，指出：“长江股份公司是我省第一家由多家股份合作企业共同组建而成的规范化公司。它标志着股份合作企业正在推进‘股份革命’，是民营企业组织创新的一个新的重大突破。马克思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资本增长到可以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是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长江股份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以小企业法人为发起单位，‘小小联合’，共同出资组建规范化公司，使家庭企业、合伙企业变成共同入股的有限责任股份公司，这不仅是向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迈进了关键的一步，而且使企业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扩大。这种改制形式有利于培育规范化的市场主体，促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促进经济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培养名牌产品，增强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从而为我省众多小企业走向联合提供了新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对温州乐清出现的这一“长江现象”，理论界及时作出反应。浙江省社科院时任副院长、研究员张仁寿首先谈到了温州出现“长江现象”的背景，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营企业的主导性组织形式已经经历了从家庭企业、私人企业到合伙企业、股份企业的嬗变。家庭企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私人企业就其资本规模来说，没有超出血缘家庭所能承担的范围。与家庭企业相比，股份合作企业可以筹集更多的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从而促使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内部分工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增强市场竞争的能力，因而股份合作企业受到了温州家庭企业和客户的青睐。特别是在1987年，‘温州试验区’建立以后，股份合作企业很快就成了温州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但是，温州合作企业的发展仍受到来自内部及外部两方面的制约和挑战。从内部关系看，它依然建立在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人合’基础上。‘资金’从属于‘人合’，这就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股份合作企业依靠薄利多销，消费要求的变化和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小企业生产的低价产品的市场约束也空前加剧。上述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温州一部分民营企业家认识到，股份合作企业需要继续推进组织创新，以实现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重组，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事实确是这样。“小小联合”策略的实施，使长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尝到了策略对路的巨大好处。无论从企业内部的实力构成还是企业的经营前景来看，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公司成立一年后，“长江股份”在原有15家股东企业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筛选，先后发展了50多家企业进入股东行列，实力逐步增强。挂牌之前，各中小股东企业无不是生产品种单一，销售功能极为有限，企业发展几乎看不到前景，长江电子设备厂本身也有这种不足；而在挂牌之后，作为集团企业的“长江股份”实力得到了增强，备足了产品开发的后劲，在高低压电器领域内开发的产品不久便达到了180个系列1600多个品种。产品销售的网络和销售量也大幅扩张和增长，新的“长江”品牌的产品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完备的市场销售网。由于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一销售，使生产规模空前壮大，1997年公司销售收入达1.5亿元，1998年达到2.2亿元。
水滴虽可穿石，依须一滴一滴连贯而成。企业也是如此，没有不经过积累就能瞬间形成庞大企团的企业，只有不断联合，不断积累，才可能将企业做大做好。
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环保产业，无不属于当今世界的高新技术和尖端领域，这绝不是一个温州家庭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敢于贸然问津的领域。而依靠众多家庭作坊组合而成的长江股份公司，却能具备挑战、研制它们的实力和资格，转而成为先进企业中的一员，这一资格和身份的获得毫无疑问来源于开拓进取的“小小联合”，来源于在“股份革命”中顺应时变、与时俱进的商战谋略。
3.民间力量助温州人经营天下
温州人走向全国，闯荡天下，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乃至出现外地的温州人经济实力超过本地温州人的经济实力。而其基础就是依托于社会关系资源之上的民间力量，家庭、家族、亲戚朋友、邻里乡亲、民间借贷、相互救助等等，是大多数温州商人必须借助的民间社会力量。
远在欧洲的法国巴黎，温州人把他们在家乡的民间力量和交往方式活用到巴黎，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巴黎有相当影响的华人社区——温州街，华人经济在这里蓬勃发展。在异国他乡，我们最能容易发现温州人的特点。在巴黎这么一个地方，按正常的观点，我们或许会认为，温州人根本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和能力：早期的温州人在法国干的都是体力活，做点小买卖，开个餐馆，没有给后来者提供很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不像潮州人都是带着金条来到巴黎；与此同时，不少温州人还是偷渡到巴黎的非法移民，不具有合法身份，他们对法国社会和文化可以说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不懂法语，不懂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绝大多数温州人在法国却能生存下去，而且大多数人还越活越好，积累了不少财富。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民间社会力量。他们省吃俭用、拼命工作，是大多数来到异国的温州人的特点，但是他们赚钱，是非常有限的，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在法国也就赚7、8千法郎，取得合法身份后，仅仅靠自己，是很难在法国巴黎开店当老板的。但是许多温州人一旦获得合法身份，就筹划着开个商店或餐馆，这至少需要一百万法郎，他们在银行里是借不到这么多钱的。这时，他们就向亲朋好友发出请帖，说明自己需要一批钱创业，邀请他们参加一个“会”。每个愿意参会的人都会提交1万法郎入股，如果一个人有很多亲朋好友，那么筹集上百万法郎，不是很难的事情，有着这批钱，那么就可以开间店，加上温州人精明能干，每年都能赚不少钱，几年下来，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华侨了。
事实上，温州人这种靠帮“会”的形式早已有之，温州民间多流行之。它不仅对海外的温州人有着至善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温州本地经济的发展有着难以估计的影响，尽管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被少数人当作欺诈手段，所以一直没有被国家许可。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民间金融形式，而且还是凝聚了温州人的人情关系，是社会资本的经济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关系，或者社会信誉不好，那么他（或她）就很难通过“会”这样的形式筹集到资本。这种社会关系是信任的基础，特别是在陌生社会或者在社会信任不完整的时代，如何建立信任，对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温州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人际关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便捷、最经济、也是最可靠的资源。温州人就是这样依靠亲戚朋友，亲帮亲，戚帮戚，积少成多，逐渐富裕起来。如果说温州经济有一定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最核心内容就是这样的民间力量。这种民间力量不仅是支持温州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强大后盾，而且还是温州人远离家园而没有失去精神家园的依靠。在远离家乡的温州人，很多时候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是生存下去的最大动力，而这种支持不是从异国他乡所能获得的，有了老乡关系，有了亲戚朋友关系，在他乡也能化解不少苦恼和寂寞，尽管有时候兄弟之间也会反目成仇，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上阵还是父子兵，打虎还须亲兄弟”，有了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排解不少问题，至少从精神得到了支持和安慰。
有巨大的民间力量的支持是温州人喜欢在外地建立群落的原因之一。从西部的伊犁和乌鲁木齐到东部的青岛、大连，从北部的漠河到南面的海口，从北半球的欧美到南半球的拉丁美洲、非洲，到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温州城、温州村。这些群落把温州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带到了世界各地，它们是漂泊四海的温州人的精神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