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符是古时候一种调动军队的信物，用铜或铁铸成虎形，从中劈开，分为两半，一半由将帅掌管，一半由国君掌握。若有调遣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必须持国君的另一半虎符到将帅那里合符，合符无误，方可确信不是假传命令。信陵君到了如姬那里，说明了这一情况，如姬果然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这一使命。
当天夜里，如姬服侍酒醉的魏王睡下，悄悄地盗出虎符，交给了信陵君。信陵君便拿着虎符来见侯生，侯生说：“只有虎符恐怕还不行，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没有魏王的亲笔信，晋鄙恐怕还是要起疑的，况且您又没有仪仗和军队。这样吧，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无敌的勇士，袖中能藏四十斤重的大铁锥。如果晋鄙同意出兵，那就罢了，如果他不同意交出兵权，或者还要请示魏王，您就让朱亥出袖中铁锥杀死他，然后拿虎符号令全军，这是一条万全之策。”
信陵君忍不住哭泣起来。侯生道：“难道公子怕死吗？”信陵君道：“岂是怕死，只是此去晋鄙必不同意（交出兵权）。要杀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老将，实是于心不忍。”侯生道：“杀一人而存赵国，救魏国，乃是大义，做事应从大处着眼，不可谨小慎微。当您发兵之日，我一定面向北方自杀，替您谢罪就是了！”
信陵君又去见朱亥。朱亥说：“我未去回拜过公子一次，不是我不懂礼貌，实在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世俗的‘礼尚往来’。现在国有急难，正是我报答公子的时候。”说完，拿起铁锥就跟信陵君去了。
铜虎符
信陵君来到邺下，见到晋鄙，交上虎符，然后说道：“魏王说将军在外日久，鞍马劳顿，特让我来接替您。”晋鄙验明虎符，虽是无误，但费解可疑之处甚多。晋鄙推辞说：“军中诸事杂乱，等我过几天整理清楚了再移交给您。”信陵君说：“赵国危急，救兵如救火，怎能等待？”晋鄙说：“不瞒公子，如此重大的事情，只能等请示大王后才能决定，恕我不能立即把军队移交给您！”旁边的朱亥见情势已不可挽回，大声喝道：“不听君命，就是反叛！”晋鄙惊问：“这是何人？”朱亥喝道：“我是大铁锥！”即以袖中铁锥锥死晋鄙。
杀死了晋鄙，夺了兵权，信陵君就拿着虎符号令全军说：“魏王让我持虎符前来代替晋鄙。发兵救赵。晋鄙不从，已被诛除。各位将士只要服从号令，勇敢杀敌，将来必有重赏。”将士们见主帅已死，信陵君又有虎符，就安心听他指挥。
信陵君立刻整顿军队，他发布命令说：“父子同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赡养父母，老弱病残也可回去。”这样，晋军的十万人大约回去了两万，剩下的八万精兵重新整编集训，马上向秦军发起了进攻。
秦军未料到魏军会突然袭击，手忙脚乱地抵挡了一阵，平原君又带着赵军从城中冲出来，内外夹击，把秦军打得大败，死伤过半。郑安平本是魏国人，就率领两万秦军投降了魏国。
侯生果然在信陵君出兵之日“北向自刭”。
秦军遭受了实行“远交近攻”政策以来的第一次大败，邯郸之围也就自然解除。只是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杀帅，虽对赵有大功，但对魏有大罪，也只好暂时留在赵国了。
在今天看来，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带有一定的进步色彩，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秦国进攻赵国属于侵略行为，因此，信陵君窃符救赵也就带有正义的色彩，况且赵国存留下来也是对秦国的牵制，对魏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信陵君急人之难，不顾自身安危的侠义精神，更是令人感动和向往。另外，窃符救赵的整个过程曲折复杂，富有传奇色彩，也增加了人们的兴趣。因此，信陵君窃符救赵一直被后人当做正义、机智、勇敢、侠义的象征来称赞。
但这一行为无疑是对魏国王权的巨大蔑视、挑战和反叛。所以引起了魏王的极度愤怒，也为一班维护王权的腐儒臣子所不齿。这好像是一个纠结难解的矛盾。其实很简单，因为王权不一定时时处处都能代表正义，所以，有时开展正义的行动就会触犯王权。在人们的深层意识里，正义是高于王权的，人们对信陵君的称赞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信陵君急难从权，其出发点是正义、侠义，其手腕大胆、巧妙、果断，其结果是战败秦军，保全了赵国。因此，可以说在漫长的中国军事史中是较为突出的一例，是急难从权的典范。
李斯的政治生涯
中国人做事情一般来讲是不太彻底的：在封建官场上，多信奉“功成身退”；在战场上，又讲究“穷寇勿追”，在商场上，往往喜欢“见好就收”，可谓深得中庸之道。
确实，这也是中国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在《易经》里，就有“否极泰来”、“剥极而复”的话，意思是倒霉到了极点，好运就会来临；反之，鼎盛到了极点，也就快倒霉了。就是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话也还是含有辩证的因素，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这的确是中国封建官场里的一条守则。但人在官场，往往利令智昏，虽明白及时抽身的道理，但是往往身不由己，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许，这是人性使然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这样一个例证。他在身为秦朝丞相的大红大紫时期，多次想起老师荀子告诫他的“物忌太盛”的话，也多次想和他的儿子一起回到故乡上蔡过那种牵着黄犬、悠闲自在的生活。但由于功利之心太重，权势之欲太盛，未能抽身离去，最终落个父子均被腰斩的下场。
李斯出生于战国末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人，少年时家境不太宽裕，年轻时曾经做过掌官文书的小官。至于他的性格、为人，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极能够形象地说明。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一次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的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的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结局。
为了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求得荣华富贵，李斯辞去了小吏职务，前往齐国，去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荀子虽继承了孔子的儒学，也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但他对儒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较少传统儒学的“仁政”主张，多了些“法治”的思想，这很适合李斯的胃口。李斯十分勤奋，同荀子一起研究“帝王之术”，即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当官的学问，学成之后，他便辞别荀子，要到秦国去。
荀子问他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人生在世，贫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最大的悲哀，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齐王萎靡不振，楚国也无所作为，只有秦王正雄心勃勃，准备兼并齐、楚，统一天下，因此，那里是寻找机会、成就事业的好地方。如果仍在齐、楚，不久即成亡国之民，能有什么前途呢？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找适合我个人的机会。”荀子的思想中本来就有许多法家的成分，他同意李斯前往秦国干，但他告诫李斯要注意节制，在成功之际想想“物忌太盛”的话，不要一味地往前走，必要的时候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揣摸了秦王的心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从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现在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了。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李斯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此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了。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这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李斯临近边境、快离开秦国的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历史上外国人才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使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消了“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著。他写这些著作，本是因为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