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了太子之乱以后，韦后的势力更加猖獗。其野心也越来越清楚，朝廷上下一片舆论哗然。安乐公主另嫁的新夫武秀吉也积极参预其事，再加上宗楚客，数人狼狈为奸，使得朝廷上人人侧目。定州人郎岌上言，说“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结果被中宗乱棍打死。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不畏死难，毅然上书说：“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秀吉、宗楚客图危宗社。”中宗把他召至朝廷，当面责问，燕钦融慷慨陈辞、毫无惧色，说得中宗无言以对，只好让他出廷去了。谁知他还没有走出朝堂，韦后就假借皇帝的命令，让宗楚客带人把他捕住，摔在殿中的石头上，使之颈折而死。中宗见比情景，竟然没有追问，只是在脸上表现出了不愉快的神色。韦后、宗楚客等人见中宗心中不忿，生怕中宗处治，就想立即把中宗害死。公元710年（睿宗景云元年）6月，韦后派安乐公主给中宗进献食饼，中掺毒药，中宗食后，毒发而死。
中宗暴死，而韦后的部署却没有完成，如果在这时发丧，定会引起朝廷的极大混乱，很有可能有人起兵，韦后一伙就有被杀掉的可能，因此，韦后的当务之急是秘不发丧，然后把亲信召入宫中，商议对策。韦后让自己的哥哥韦温负责统率所有的军队，又令韦氏宗族的韦捷、韦濯、韦琦、韦播等分别带领军队，巡行六街，保卫宫室，再从四方调来了五万亲信军队，驻守京城。待一切布置妥当以后，才给中宗发丧。
在发丧之时，即宣布中宗“遗诏”，韦后自己临朝听政。三天以后，年幼无知的太子李重茂在中宗灵前即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摄政。
可惜的是，韦后的野心比武则天大上十倍，其欲望也强上十倍，可能力却连武则天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她在诸王不服大臣离心的情况下临朝称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抗。
中宗李显的弟弟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在身处逆境时善于韬光养晦，躲过了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严酷迫害。即使中宗在位时，他也十分谨慎。其实，他自幼饱读诗书，聪慧过人，胸怀大志。平时，他显得好像迷恋于声色犬马，实际上处处留心朝廷的动静。当中宗突然去世、韦后临朝称制的消息传来时，他感到自己的机会到了，他派人与太平公主联系，取得了内应。于是，他率兵从封地奔袭长安，与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以及羽林军的将领一起，率一万骑兵突出玄武门，冲上太极殿。韦后对这一变故茫然不知，等听到外面喊杀声起时，才急忙从寝处逃出，连外衣也来不及穿，刚一出房，即被乱兵杀死。安乐公主则正在描眉，未及回头就被士兵斩作两截，从此真地进入安乐之乡去了。
上官婉儿则极有心计，她听悉变故，急忙写了一张让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登基的诏书，藏在袖中，率宫女列队迎接李隆基，希望能免一死。李隆基见了诏书后，对左右说道：“此婢妖淫，秽乱宫闱。怎可轻恕，今天不诛，后悔无及。”立命左右把上官婉儿斩于当地。其实，上官婉儿是无辜的，她以才色奉侍于人，并未做什么坏事，所处不当之事，也皆因不得已而为之。她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女诗人，《全唐诗》中保存有她的诗作三十二首，并且有诗文集行世。
李隆基平定了韦后之乱后，尽杀韦氏宗族，连武氏势力也一并扫除。自此以后，唐朝又回到李氏宗族手中。李隆基的父亲李旦登基，仍号睿宗，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在其后的几年里，太平公主一直想当女皇，而且势力很大，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太平公主谋反事泄，李隆基将她逼入寺庙，令其自杀，终于稳住了李唐江山。在李隆基的统治下，盛唐之世终于到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女人掌握朝政可谓屡见不鲜。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趋奉正直的皇后帝妃尚且情有可原，而那些邪恶淫乱的女人也能得到时人的尊崇和畏服，实在是莫明其妙的事。在这时候，那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全不管用了，似乎一夜之间都由硬骨头变成了势利眼。这是否也是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呢？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维持政权，要靠“法”、“术”、“势”三条，人一旦得“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一样让人畏服，我们为什么要责怪谁呢？我们决非在这里去无聊地替哪个性别鸣不平。相反，对武则天这样的女皇还要抱应有的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我们只是想通过分析中国历代皇后帝妃专权的现象，来看看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对于今人，或许不无好处。
李靖的“英雄本色”
我们都知道唐代传奇中“风尘三侠”的故事。杨素的侍女红拂慧眼识英豪，识得落魄中的李靖是一位真英雄，于是便夜投李靖，与之私奔。那么，李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英雄呢？下面的事例正表现了李靖“英雄本色”。
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突厥侵犯太原，唐高祖李渊任命当时的著名将领李靖为行军总管，统领江淮兵一万多人驻扎在太谷（即今山西省太谷县，位于太原盆地东部）。当时，各路军队都出师不利，损兵折将，只有李靖的军队毫无损失。高祖常说：“平定萧铣、辅公韦占，李靖立下奇功，即使是汉代的名将韩信、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他啊！”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突厥莫贺咄设侵犯边境，高祖再任李靖为灵州道的行军总管。不久，颉利可汗侵入泾阳（在今陕西泾阳县境内），李靖率军昼夜兼程奔赴幽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西南），截断颉利可汗归路。后来因与突厥和亲而罢兵。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突厥各部纷纷叛离唐朝，朝廷准备出兵平叛，唐太宗再次任命李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率精锐骑兵三千余人，从马邑（治所在今山西朔县）出发，直趋恶阳岭，逼近敌人。颉利可汗没有料到李靖会采取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顿时慌了手脚。他见唐军突然出现，非常恐惧，对部将们说：“唐军若不是以倾国之兵来袭，李靖岂敢孤军深入到我们这里？”颉利可汗疑惑不定。
李靖派人探知了他们的内情后，就暗中派间谍离间他们君臣。不久，颉利可汗的心腹大臣康苏密前来降。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靖进军攻破了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土城子），俘获了隋朝的杨正道及隋炀帝的萧皇后。李靖派人将他们送回京城长安。颉利可汗仅单身独骑逃遁。李靖因战功突出，进封代国公。
太宗曾对李靖说：“汉朝的李陵率步兵五千，最后还是在匈奴的战争中失败。您以三千轻装的骑兵深入突厥重镇，克复定襄，威震北狄，实在是古今所未有啊！您完全替我报了当年渭水之战失利的仇啊！”
自从李靖攻破定襄以后，颉利可汗对李靖十分恐惧，就退保铁山（在今内蒙古阴山以北），并派遣使者入朝谢罪，请求以突厥全国向唐朝投降。太宗任命李靖为定襄道的行军总管，前去迎接颉利可汗。颉利虽然在表面上请求朝见太宗皇帝，实际上暗中还在犹豫，当年二月，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前往铁山抚慰颉利可汗。
李靖料到颉利尚怀有二心，就对将军张公谨说：“皇上降旨，派遣使者到突厥，突厥人必然自我宽心，认为已派了使者，没有防备。我们现在趁机挑选一万名精壮的骑兵，携带二十日的军粮，率兵经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为河套东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道）袭击颉利，必然取胜。”张公谨说：“皇上降旨允许颉利投降，本朝也有使者在颉利那里，现在讨伐他，恐怕不合适。”李靖说：“这是用兵的计谋，机不可失，这正是当年韩信击败齐国的原因。至于唐俭等人，没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于是，李靖督促军队急速前进，迅速到达了阴山附近，恰巧遇到突厥哨兵营地，共有一千余顶帐篷，李靖选好时机，指挥军队突袭，将突厥哨兵全部俘获，然后让他们随军一起前进。
颉利见到唐朝使者，非常高兴，也就不再担心唐军到来。当李靖率军到达离颉利的营帐十五里的地方，突厥人才察觉。颉利畏惧李靖，不敢与之交战，率先逃跑，他的部下也因此一轰而散。李靖斩首敌人一万余，俘获男女十余万人，并杀掉了颉利的妻子。颉利乘千里马逃走，意图投奔吐谷浑，被唐朝的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获，献给朝廷。
不久突利可汗来降。于是唐朝收复了定襄、常安一带地方，国土边界从阴山以北一直延伸到沙漠地带。
太宗听说李靖击败颉利后，十分高兴，对侍臣说：“我听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过去，国家刚刚建立，太上皇因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向突厥称臣。对于此事，我未尝不痛心疾首，立志扫灭匈奴，为此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现在李靖仅出动小部分军队，深入敌人的腹地，无往不胜，使单于叩关入朝，过去的耻辱，现在不是雪洗了吗？”
太宗力排温彦博对李靖的谗毁，重赏李靖，拜李靖为尚书右仆射。
唐朝初年，北方的突厥等少数民族不断骚扰北部边境，唐朝屡次派兵，轻则无功而返，重则失地赔银，唐太宗的“渭水之盟”，就是典型的例证。但李靖以非常手段对待非常之敌，收到了汉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成效，不仅收复了北方的失地，扩大了国境，更重要的是从此安定了北方边境，为唐朝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因此，李靖不仅是靖边的功臣，也是唐朝繁荣的功臣。
勇气与智慧
关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耳熟能详，其含义也不用赘述了。问题是明知应有远谋，但却鼠目寸光，尤其是一些封建帝王和想成就大事的“叛逆”，往往是“勇气大于智慧”。这恐怕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
杨坚病重之时，便派使臣奉旨召儿子杨谅进京。杨谅当时正镇守并州（即今山西省太原周围地区），听说高祖驾崩，又听到杨素要篡夺皇位的流言，非常恐慌，以为京都召他的诏书是假的。便调集军队，保护自己，阴谋发动叛乱。他向南袭击蒲州（即今山西省永济县），攻占了这个地方。
杨谅反叛的时候，有人劝杨谅说：“大王属下将士官吏及其家属，都是关西人，若重用他们，就应当乘胜西进，直捣京都，行动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若只打算割据北齐，则应任用关东人。”杨谅没有听从，因而失败了。
后来，司兵参军裴文安也劝说杨谅说：“行军打仗就应迅速，从没有计巧而迟缓却能成功的。如今先皇棺椁还停放在仁寿宫，朝廷派人领兵东来，开拔需要十天半月的时间。当今之势，只要您选派几万名勇猛的骑兵，披甲连夜出征，径直攻打长安，不用十天就可占领长安，而后再提拔那些被压制的人，委以重任，安插亲信，让他们共同防守京城，那么，崤山以东的州府县城就不归杨素等人所有了。然后，大王您鸣金发兵向西，声势震慑四方，那天下自然就可挥手而定了。”杨谅没有听从裴文安的建议，他亲自统率大队人马驻扎在并州和介休之间。
杨广像
皇上杨广得知了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便召见大将军贺若弼商量对策。贺若弼说：“汉王是先帝的儿子，是陛下您的弟弟，是地方最高长官，长期任职，又身负重任，声名远播，普天下的人都顺服他，因而他的起事也是必然的。他们的战略只有三种：长驱直入函谷关，直捣京都，向西据朝廷的六军，东占山东地区，这是上策，要是这样，谁得天下尚不可知了；若把大军驻在蒲州，派五千骑兵封锁潼关，重兴北齐的地盘，占据后定都北齐，即为中策，要是这样，那么我们便能与之比试高下了；若是杨谅自己驻守太原，只派将领前来进攻，这是下策啊，若是这样，他必定会被我们擒获的。”皇上说：“您试估计一下，他们可能采用哪一策呢？”贺若弼说：“杨谅手下的萧摩河只是亡国之将，杨谅不可能与他谋划大事；虽有裴文安年轻而贤能，但不被任用；其他的人都是一群小人，只顾及妻子儿女，求得自保，他们绝不会远征，所以，杨谅必定是派遣一支军队前来攻打蒲州，自己占据太原老巢。我个人以为，杨谅必定采用下策。”
事情果不出贺若弼所料。皇上见有机可乘，便任用杨素为大将，打败了杨谅。
当初，汉王杨谅阴谋作乱，名义是讨伐杨素。司马皇甫诞劝谏他说：“隋朝据有天下已有二十多年，天下百姓太平无事，民心稳固，此其一；民众厌战，人人都想过安乐的日子，即便使舜、禹再生，他们也不能令百姓顺从，此其二；太子杨广聪明神武，名字应验于图谶，杨素不敢存非分之想，此其三；如今诸侯王各守自己的州郡，朝廷内外相互牵制，这不是举事的形势，此其四。朝廷占有这四项有利条件，安抚统治天下，从没有听说这种形势下还会作乱得逞呀。”汉王杨谅不接受皇甫诞的劝戒，因此终究失败。隋炀帝亲率六军攻打高丽，当时任礼部尚书、楚国公的杨玄感依靠黎阳（今河南省浚县）反叛。李密劝说杨玄感说：“天子远征辽东之外，离幽州也有千里之遥。南有大海阻挡，北有胡人的军队，夹着中间窄窄一条道路，极其险恶。现在您若是率兵出其不意，长驱直入蓟地（今河北省蓟县、三河县、玉田县、丰润县一带），守扼这条要道。征伐高丽的隋军受阻于高丽军队，后归无路，不出一个月，必定粮草断绝，举手一挥，隋军便会投降，不须战斗即可击败，这是上计。
对于杨玄感的进止，当时存在着这样几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隋炀帝正在辽东征战，没有发觉到杨玄感的行动，杨玄感可派遣一万军士立即出发，把守潼关，断绝他们的归路，不出一个月，其粮草必定断绝，隋军东面要抵抗高丽劲敌，西面又受我军攻击，进退两难，百万军队即成瓮中之鳖。可以说是无须攻伐便可使敌军屈服，可谓上策。关中之地四面皆是要塞，是天府之国，虽有刑部尚书、京兆内史卫文升守卫，亦不足虑，现今假若杨玄感统部直取长安，天子即便即刻返回，也失根本了，只要杨玄感依托要塞据守长安，必然打败他们，可谓万全之策，是中计；自炀帝即位，天下民愤沸天。杨玄感是上将之子，泽遍百姓，若率兵直捣长安，可谓中策。但若心存侥幸胜利之便，先行攻打东都洛阳，大军围住坚固的城池，胜负那就难料了，只能算下计。”
李密对杨玄感说：“（洛阳守将）樊子盖不识大体，占据全部周地，自恃兵力强大，定然不会接受招安，而打又难以拿下。如果您孤军围攻坚城，没有援军。只是下策。”杨玄感一心只贪图洛阳的财宝货物，便说：“您的下策，正是我心中的上策啊！”。李密见自己的意见没有采纳，便投靠翟让去了。杨玄感调兵军围攻洛阳，最终失利，只得连夜溃逃，朝廷的军队追上后杀死了他。
从上面的几个事例可以看出，起事的人最初几乎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把握好了机会，他们几乎都可以成大事。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终于一步步地丧失了有利条件，失去了机会，即使想给他们一个好的评价，也只能算是“勇气大于智慧”罢了。
人性的弱点
作为一个人，不知而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故犯。其实，明知故犯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知道明知故犯却不能控制自己。这，就像上了毒瘾一样。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这样的人并不少，甚至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认识不清，而在于他们控制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