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直等人，准备“劾奏”苏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已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愉，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
舒直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已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宣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诽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直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
苏轼被在湖州任上逮捕，押出湖州中，百姓争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呆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到，不由得悲愤中生。原来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宣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给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陷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关于“乌台诗案”，还有另一种解释。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另号元城先生）在《元城先生语录》中有一段记载：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府官不敢接受。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张恕左思右想，觉得有些不妥，徘徊再三，终于未敢投书。不久，东坡出了狱，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不由得伸出舌头，脸色都变了。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东坡未回答。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说：“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别人问：“为什么呢？”子由说：“难道不知道汉代郑昌救盍宽饶的事吗？郑昌上书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宽饶有什么罪过呢？正是因为触犯了许、史之辈而遭祸。再来发人隐私，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如今东坡也没有罪，不过是名气太高，与朝廷争胜负。张安道的上疏说东坡实在是天下之奇才，难道不只有激起人主的愤怒吗？”仆人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那么当时要救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子由说：“应说本朝还未曾杀过士大夫，如今就从陛下开始，后世子孙必然要援引陛下为例子。神宗好名而畏此，也许可以制止那件事。”古人说才大压主，会引起君主的嫉妒，其实苏轼忠心耿耿，并无得罪之处，真所谓匹夫无罪，怀玉其罪了。
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2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高太后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直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幅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心意相通，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等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说：“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之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幅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渐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佑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官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合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等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府。
在苏轼出任杭州以后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佑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就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佑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好吧！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4月17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风，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在苏轼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被召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公元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一生纯白，绝无心机，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观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人们并不因为苏轼一生多遭贬斥就对他怀有偏见，也不因为他一生多不得势就对他置若惘闻，而是能实事求是评价他一生的功绩，给予了无限的尊重和赞扬。至于迫害他的那些人，都像小爬虫一样地灰飞烟灭了，如果历史还能记起这些人的话，那是因为苏轼，仅只是因为他们迫害过苏轼而已。借此传名，也可谓怪诞了。
什么是忠臣？
古人发明的忠、奸之辨实在是大有道理，不仅在古代适用，在现代仍然适用。现在，评价人的词汇有很多，如先进、落后、好人、坏人等等，但有时觉得这些词都不能曲尽其意，尤其是在评价领导或领导身边的人的时候，这些词就更是捉襟见肘。但是，如果我们用忠、奸二字来形容，往往会觉得豁然开朗。那么，什么是忠臣呢？也许宋代韩琦的某些做法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宋朝的时候，宋太宗、宋仁宗曾经在大名府郊外狩猎，题诗数十首。庆历年间，大名府的留守将这些诗刻在石碑上。韩琦留守大名府，将这些诗藏在班瑞殿的夹壁中。他的宾客中有人劝韩翁将这些诗制成拓本，进献于朝廷。韩琦说：“将它修茸好就可以了，怎能用来作进献之礼？”那位门客很不理解韩琦的意思。哲宗时，韩降留守此地，就拓下摹本进献朝廷。韩琦听到此事后，感叹道：“过去我不知进奉吗？只是看到皇上正在守边，考虑国家大事，不应当将心思引到一边去啊！”
石守道编写《三朝圣政录》，将进献皇上前，他向韩琦求教。韩琦指出其中有几件事褒贬失当。其一，宋太祖迷恋一个宫女，连临朝见臣都迟到了，群臣有些议论。宋太祖醒悟到此事有失尊严，就趁那个宫女酣睡时将她杀死。史书上对这件事是十分赞扬的，韩琦说：“这岂足为万世法？自己沉溺于其中，就恨那个使他沉溺的人而杀害她，她有什么罪呢？假使他再有宠妾，就将杀不胜杀。”于是就将这类的事从《三朝圣政录》中去掉了。石守道十分佩服他的精辟见解。
韩琦显然是一位忠臣，但韩琦的忠又与其他所谓忠臣的忠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帝王来讲，韩琦的忠是无声无息的，帝王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影响。韩琦的忠还创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不是靠强硬的行政方式来维持的，而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积累而成的，因此，这种氛围是温和、亲切而持久的。对于韩琦自己来说，这种忠是默默无闻的，不求名利的，所以也是最纯正的。因此，韩琦的忠不仅仅是对帝王或一家一姓的忠，更像春风化雨一样，自然而然地滋润出一股正气，影响着朝野的政风与民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韩琦式的忠是一种忠正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