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飞一样地开进了医院，几个大夫闻声赶来，见姐夫还有生命体征，就推进了抢救室，不幸的是，三套却停止了心跳，显示器上划出几条直线，电击了几次，都没有重新活过来。
我和三套虽然非亲非故，家离得远，也不常走动，但毕竟一起干了七八个烟筒，期间，我们喝过无数次的酒，吹过无数次的牛，关系很好，我一时很难接受他就这样走了，不甘心地拍着他的胸脯，盼望奇迹发生，而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的心一阵阵地疼起来。
四柱爷爷把我拉到一张塑料凳子上坐下来。
一个医生问，要不要把人送停尸房去，她说死者过一会就硬了，寿衣就不好穿了。
黑生也正在路上，他打电话来问情况怎么样了。
我说，三套没了，我姐夫正在抢救。
在什么医院？
我愣了半天才说在齐河县医院，然后挂了电话。
四柱爷爷打完电话对医生说，他家属正在路上，等来了再说吧。
不久大伦子就一路哭着跑进来，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把哀嚎喊得无比的绝望，响彻了整条走廊，其他工人也都跟在后头。
当他看到他的兄弟躺在手术车上人已冰冷时，就无法抑制了，跪在大理石的地板上，头撞得车子嘭嘭作响。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老三啊老三，你让我怎么跟娘交代啊？他一边哭又一边抱怨起来，哪该让你们来搭防护棚啊。
我们把三套送进停尸房，选了一套寿衣给他穿好，抬进了冰柜，这时我才知道人死后身体会变得像铅疙瘩一样沉重，全身上下没有一丝温度，冰凉，僵硬。
姐夫抢救完被护士送进了重症病房，人们都蹲在楼道里惆怅起来，没有人说话，这一猝不及防的打击，不禁把所有人都打成了哑巴。
大伦子抬起满是皱纹的脸，沉痛地说道，人死了就不能瞒着了，得让家里来人，看看后事怎么处理。
人们还是默不作声，谁也说不清这场出乎意料又仿佛尽在注定之中的灾难，毁了多少人的梦，伤了多少人的心。
黑生说，你也给你姐夫家里打个电话吧。
我无精打采地说，我姐姐马上就要生了，真怕她承受不了。
有人说，那可不能让她知道，你姐夫要是有个好歹，你姐可别跟着出了事。
我点点头。
一个电话打过去，村子就乱了阵脚，不少人奔走相告，出事啦，齐河工地死人啦，片刻工夫就闹得沸沸扬扬。
二云接到大伦子的电话后，把族里的男女老少都召集到了一起，不由分说包了两辆车汹涌而来。我父亲在电话里弄清楚事情的大致经过，就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姐夫家，他和姐夫的父亲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又慌慌张张地走出了家门。两个老人爬上了从镇上穿过的高速公路，拦下一辆过路的大巴车，也向齐河县奔过来。
项目部的经理们和老王也都到了医院，当他们得知一个躺进了停尸房，另一个生死未卜时，就抱住大伦子和我的手慰问起来，然后又嘱咐医生，不管想尽千方百计，也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人救活。
公司副总拉着我说，你别担心，看病的钱都有人在这里付，他说完把一个高个子男子介绍过来，说，无论家属有什么要求都尽管找他，千万别让他们着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他唾沫横飞地说了一些话就回工地了。
夜幕缓缓降临了，人们也都赶到了医院，几十口子人见面后，围在路边说了一会话，觉得马路上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就在医院附近找了一个饭馆坐下来。
二云和大伦子、三套是三兄弟，他前些年还在村里当主任，后来因为跟其他村干部不合，被撸了下来。在他当村主任那几年里，正赶上村里卖村南头的沙场，村子里经常出现一些胳膊上纹着刺青的人来买烟酒，听说那都是镇上的地痞流氓，所以，每次遇到他耀武扬威地从村里走过，我们都敬而远之。
他抽着烟坐在我和黑生对面，眼睛瞪得像鸡蛋那么大，开始盘问我们了。他说，这是你俩包的工地？
我和黑生摇摇头，不是。
不是你俩的是谁的？
老王吞吞吐吐地回答，是我的。我包的。
黑生说，二哥，你不信就问工人，砌砖是一毛八一块，牛腿五百一道，大家都干内衬这么久了，钱赚多赚少向来是平分，我们主要是为了拆除和刷航标。
二云拍着桌子说，我才不管这些，老三是你们俩找来的，你俩要负责。
四柱爷爷跟我关系很好，他坐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他说人都在气头上，你说什么都没用，弄不好还得打起来。然后我就一声不吭地看着众人吞云吐雾、吵吵停停。他们一会说得面红耳赤，一会又都鸦雀无声，过不了多久又开始说。说了什么我大多没了印象，只依稀地记得基本与赔偿款有关，说项目部不给就找甲方，甲方不给就找劳动局县政府，实在不行就把尸体拉到工地上去。
父亲给我打电话，说到医院门口了，问我在哪儿。我从饭馆里走出来去接他们。
姐夫的父亲比我父亲大几岁，家里排行老二，我父亲管他叫二哥，我管他叫二爷。他看到我，快步走上来问道，人在哪里呢，没事吧？
我一边领着他们往病房走，一边语无伦次地把姐夫的伤势和事故经过说了一遍，让他做好最坏的心里准备。
他听完就往病房里闯，刚进去几步又被护士推了出来。他着急地在门外打着转，最后蹲在地上，两只胳膊抱着膝盖哽咽了。
项目部留下的高个子男人又来了，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把钱塞到我手里，说，这些钱你先拿着，把家属都安顿好，以后不够了就找我。于是，我带着父亲和二爷下楼吃了饭，给他们找了一个酒店休息，自己又抱着棉被回了医院。
日子转眼过去了三天。连日来我除了吃饭才下楼，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医院度过，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亲戚前来探望，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第一次来探望的到来之后，总是把我围成一团询问出事经过。面对姐夫的兄弟姊妹们、叔叔伯伯们、七大姑八大姨们，我找不到任何推迟或者拒绝的理由，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个宁愿去死也不愿再提起的悲伤故事。
没有人关心过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没有人去在乎我一天到晚跑个不停，还能否撑得下去，他们甚至连我在医院里守了几天几夜了都从不过问，只是，每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都叫我。其实，这并不是出于关心或情义，找我过去的唯一原因只是买单。
那时候，能来的人都来过了，不能来的也都来了，唯独姐姐还不知情，所有人都还瞒着她。由于我们的手机卡都是老家的，长途加漫游，接打都贵，姐姐为了省话费一般不给姐夫打电话，偶尔也只是发一两条短信问问近况，她单纯地以为每次回来的信息也均出自姐夫之手，实际上手机已经到了我手里。
我没有告诉她只是出于她的身体考虑，而姐夫的家属们担心的除了她肚里的儿子，仿佛还有另一层含义。
一天上午，黑生来找我，他说三套的家属要走了，让我也过去送送。我才知道，在他们共同努力下，赔偿款一路飙高，项目部为了息事宁人，最终满足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赔偿二十六万元，签字画押，新仇旧恨一笔勾销。
二云上车之前走回我和黑生身前，一口痰穿过阳光砸到地上。他恶狠狠地说，你们两个小狗日的以后小心点，别以为我他妈的现在不找你们的事儿，以后就不找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肌肉都绷紧了，目光如炬，他和黑生是同辈，能骂出这种话，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我们还是劝他想开，说着“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之类的话。黑生父亲也劝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其实，在他们与项目部谈判的几天里，黑生的父亲、四柱爷爷、六斤爷爷……甚至连大伦子都跑到病房来，千叮咛万嘱咐，不管二云怎样羞辱怎样打骂，我和黑生都得忍着，他们说二云还跟镇上的混混来往，小心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倒不是担心被人报复，而是觉得二云说得不无道理，三套终究是因我和黑生才来到这个工地，尽管也有人私底下说，三套上班前就喝了点酒，不然砖墙再怎么砌也不会歪到哪儿去。只是无论问题出在哪儿，我和黑生于情于理都脱不了干系，而我的责任则更重一些。
二云们一走，三套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黑生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已经累得不成人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头发乱得像鸡窝。他这几天一直在项目部和三套家属之间奔波，辛苦自不必说，光是那些怨气和指责就够他受的了。
他说工人领完工资都回家了，我的工资他帮我领了，铺盖也让人背回去了。他问我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病危通知单每天下两三次，人一直不排尿，体内的毒没办法排出来，姐夫的两个肾脏都衰竭了，针也减了一半下来，医生说要换肾。
他听完就说留下来等等。
我心想留下来也好，万一姐夫没了，他也能帮上一些忙，就让他先回酒店休息，自己扭头回了医院。
姐夫离开那天是11月18日，凌晨时分，那时我正躺在走廊里的长椅上，似睡非睡地想着事，一个护士着急忙慌地从病房里走出来，对我说，你家病人刚刚咽气了。
我怔了一下，猛地站起来，还有救吗？
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非常抱歉。
我一看大势已去，便拨通了黑生的电话，让他把二爷和我父亲一起叫过来。
他们三人赶过来的时候，姐夫已经被推出了病房，放在了灰暗的走廊里。四周除了我没有一个人，车子旁边也没有吊瓶，一张白得刺眼的床单盖过了他的脸。
二爷看到眼前这一幕，终于不敢再有任何祈望了，他似乎不敢靠近他，兀自坐在椅子上，神情呆滞了片刻，喃喃地对我说，你去送你姐夫最后一程吧，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我就和黑生推着车子向停尸房走去。
这时候停尸房的老头早睡了，砸了半天门，里面才有回应。老头儿慢条斯理地打开门，引着我们把人推进去。也许，在他眼里、在他生命里，死亡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黑生很怕死人，把车子放下就出去了，阴森森的停尸房里只留下我和老头儿，以及那一排排冰冷的魂魄。
老头儿不慌不忙地揭开白布，凑近看了看，叹着气说，还这么年轻就走了。
我附和道，才二十六岁。
他摸了一下姐夫的头问，头上受的伤？
我静静地看着他，他的头发被剃光了，乌黑一团，肿得像篮球那么大，脸上很平静，没有一点血色。我回答说，是的。
老头儿这时认出了我，又问，跟你前两天送来那个人一起出的事？
是的。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我姐夫。
寿衣都在隔壁，你去选一套吧。
我走过去，见衣服有几百元的，有上千元的，有传统服饰，也有西装领带，心想他和三套一起出的事，就找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出来了。
老头儿说，刚才那个小伙子上哪去了？
我说，他走了。
这里还有其他家属吗？
没有，只有我自己。
我们两个人也抬不动。
尽量抬吧，辛苦你了。
老头儿从架子上找出一些化妆用具，开始给姐夫化妆，化完叫我帮忙翻身穿衣服。他的身体也变得像三套那样冰冷。
老头儿打开一个空着的冰柜，拉出来一个铁架子，然后走到车子一侧，说，你抓那边，我抓这边，我们把他抬上去。
听到吩咐，我抓紧了床单，等他喊完一、二、三，就把姐夫抬起来放到了架子上。老头儿动作很麻利，他一只手扶着姐夫，一只手把床单抽了出来，扔到车子上，又转身把人推进了寒气逼人的停尸柜。
门关上的那一刹那，我倏忽间觉得从此就与他分割成了两个世界，再不相见，情不自禁地哭上了。
黑生这会还没走，他正坐在附近的台阶上，他听到哭声跑进来，见事情都处理完了，我却哭个不停，拉起我就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让他放开，他帮我点起一根烟抽着，我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转身向病房走去。当我们一前一后回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二爷还在原地坐着，而我父亲却完全傻了，鬼使神差似的到处走动着，嘴里乱说一气。
我拉住他，也对姐夫的父亲说，二爷，那边都办好了。
二爷看看我，站起来说，回去吧。说完就下楼梯了。黑生追上去扶他，被他一把打掉，他厉声说，别碰我。然后一个人走了。
我架着父亲的胳膊说，爸，我们走了，我们回酒店了。
他支支吾吾地问，回哪里啊，活儿还没干完呢，这是去哪里啊？
黑生抱起棉被，说，都干完了，回家了。
也刷完油漆了？他将信将疑地问。
刷完了。
我们搀扶着他出了医院，跨过马路回到酒店，父亲才反应过来，眼里含着泪说道，我刚才怎么了？
我说，没事。
他坐到床上咳嗽了起来，长吁短叹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一个孩子啊，说没就没了，我这几天满脑子都是他，咱家盖房子那年，他一下班就来帮忙，累得全身都湿透了，一会也不闲着。
我沉默着坐在他对面，巨大的悲痛把我团团包围了，过了半晌，我对他说，二爷都没哭，你也别哭了。
我一想到你姐，心里就难受。以后你姐姐一个人带着俩孩子，叫她可怎么活啊。
黑生心里也不是滋味，脸上挂瞒了阴郁的色彩。他点起一根烟说，谁也没想到能出这种事，我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咱这些年造了那么多个烟筒，虽然也出过小事故，但都不至于闹出人命来，没想到结果结果在这个工地上栽倒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
父亲抹了一把老泪，语重心长地说，常在河边走，还能不湿鞋？你们俩以后也别干这行了，这回出事的是他们俩，下回可能就是你们俩。你们现在都这么年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个家就算完了。
黑生忧郁地说，我们不干烟筒还能干什么呢。
父亲一声声轰隆隆地咳嗽着，边咳边说道，就算是要饭也比干这个强。他把一口老痰吐进垃圾桶，拉开房门，敲着隔壁房间的门说：亲家，你在吗？二哥……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有事明天再说，我睡了。
黑生对我说，你在医院熬了那么多天，肯定累坏了，赶紧睡吧，明天还有一大堆事儿呢。
我答应着，见父亲又回来了，一边脱衣服一边说，爸，明天他们家属来了，你就先回去吧。剩下的都交给他们处理吧。
父亲说，我不回去，这么多天都过来了，也不差这两天了。
你这一身病就别在这里耗着了。
你没听你二爷说吗，他说你姐夫本来想等雪停了再回来，都是因为你喊他回来刷漆，所以他送完你姐姐，连家都没回，连坟都没上就跑来了。我真怕他们家明天来了人再打你一顿，还是等事儿全部完了，再回去吧。
我一听就哑口无言了。
父亲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瓶咳喘素来，拧开瓶盖往手心里倒了十多颗，数了一下，又把多出来的几颗放回瓶里，他走到电视柜前，端起一杯水，把药片吞了下去，吃完药又回到床上坐下来。
我半躺在床头，不动声色地看着他，黑生又跟父亲说了一会儿话，就关灯睡了。
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一束路灯的灯光从窗帘缝隙射进来，照在墙上。夜已经很深了，也很静了，尽管此时的我已经疲惫不堪，翻来覆去却都睡不着，心里不由自主地回想着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也想着对姐姐撒下的这一善意的弥天大谎，总有一天掩盖不住血的事实，等到真相大白，她将是怎样的痛不欲生？
想着如果那天晚上态度强硬一下，把工人们一一拉回宿舍休息，也不至于出事；如果三套能像以往干活，砖墙也不会坍塌；如果姐夫在家呆两天，或者在宿舍睡觉，甚至他没有把租的房子让给羊山，自然也能躲过这一劫，而我如果没在塌方之前被羊山叫走，兴许我也没了……
可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变幻莫测，一眨眼工夫就吞噬了两条鲜活的生命，恍恍惚惚，像走过了一个黑暗的世纪。
这一天天走过来，天一下黑了，一下又亮了，我倏忽觉得，人的生死也都成了一念之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