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砰砰！”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转头确认时间，四点。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儿子！儿子！快点儿起来！你爸要死了！”
二
如果故事是这样的开头，会让你很难接受吧。
我，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即将参加高考，在一个无名的夜晚被自己的妈妈从梦中叫醒。只给我两分钟，让我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个还差两天就年满四十二岁的，身强体健的男人，我的爸爸，就快要死了。
你问我我爸爸是谁？我也很难讲得清楚。他身高一米七三，长相跟常演黑道的那个孙红雷有几分相似。厨艺炉火纯青，牌技所向披靡。年轻时当过武警，后来开过卡车，做过工人、无业游民、销售。可是，这些好像都与我无关。
在我小时候，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连“爸爸”两个字都需要谨慎称呼的人。很多次像今天这样的夜晚，窗外的梧桐树叶轻轻地互相拍打，看上去像一个跟婴儿玩捉迷藏的大人的双手。爸爸他就坐在我们一居室的沙发上，脚翘在沙发扶手，不停地摩擦。偶尔他余光瞥见我，闪过一丝“你怎么还在这儿”的神情，斜眼儿看我一眼，一扬下巴，说：“去睡了。”这个时候，我妈就接茬说，去睡了嘛，洗脸没，刷牙没，上厕所没……
我们家住的地方最初是妈妈厂里的职工子弟学校。后来学校没办了，就被厂里把一间教室从中间砌一堵墙起来，分成两个房间，改成了招待所。我爸妈就是在招待所时代参加的工作，那时候他们住的是单身宿舍。后来厂子倒了，就把这个命途多舛的招待所当成住房，卖给了住单身宿舍的人。
房间也就现在普通酒店的标准间大小，带厕所，没厨房，家家户户做法都在外面的走廊上。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没办法再跟他们像在单身宿舍时一样挤在一间不像样的一居室里。
厂里倒闭清算的那段时间，存在过一个唯一的办公科室“破产办”。“破产办”的主任是我妈的小学同学。我妈就去找他说情，要来了一间在招待所时代的办公室作为我的寝室，跟爸妈他们的房间相隔一个楼梯间。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住进了这个“吊脚楼”风格的住宅当中。
有这么一次，也是在冬天，我爸爸指示我“去睡了”之后，我穿过漆黑的楼梯间，来到我的寝室。
我的寝室旁边还住着一个三口之家。我开门的时候，那家的妈妈正在走廊上洗碗。我脱了衣服酝酿睡意，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我在床上像块煎饼，煎了这面煎那面，折腾了半个钟头还是无法入睡。慢慢我找到了原因，是我的被子太他妈重了，重得跟石狮子似的。我费力地把加铺在棉被上的毛毯扔到地上，虽然有点冷，但至少轻了一点。减轻的程度很有限，我还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辗转反侧了又好一阵，经历了强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还是到爸妈住的一居室去寻求援助。
为什么我会经历强烈的思想斗争呢。因为我的记忆里，每次我晚上流鼻血或者拉肚子去敲我爸妈房间的门，最后都是我妈无奈地伸出一只手打开床头灯，虚着眼睛问我怎么了。我爸就蠕动一下，继续鼾声如雷。毕竟父子连心，从他那刹那的蠕动里我就能感受到他心里排山倒海的不耐烦，他肯定觉得我这儿子太他妈事儿了。
“我喘，不，过，气。”我说。
“咋个喘不过气嘛？”我妈问。哎，这叫我怎么回答好呢。就是喘不过来气，这不是废话么。像窒息一样喘不过来气，这还是废话。
我就什么都没说。本来也难受。
憋了半天，我妈终于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去不去医院嘛。”
啊！我又难受了，生理的难受全数变成了心理的难受。我爸妈上了一天的班，好容易睡了个觉，又被我吵起来说不行了要死了要去医院了。医院是什么地方，是普通老百姓大半夜说去就去的地方么。那么远，那么贵，那么冷清，那么麻烦。可我实在是没力气了，凭借当时并不丰富的人生经验，我觉得不去真的有死这儿的危险，所以勉为其难点了点头。
我不想去医院还有一个原因：要是把他们叫起来去了医院，结果医生摇摇头摆摆手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晚上吃太多了，或者说多喝水就行了什么的。我爸不是更觉得我是个倒霉孩子了么。我从来没有呼吸困难过啊，我怎么知道这一次的呼吸困难是不是要死了的那种呼吸困难呢。所有主观的判断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没有人告诉我说，哎你这挺正常。所有的决定都要我一个人做。尤其是我爸被我妈一声令下叫起来说陪我去医院挂急诊的时候，我爸看着我那种鄙夷的，怀疑的眼神，让我顿时失去了理智。
在他看我的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好了，呼吸顺畅了，欢乐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差点脱口而出：“别麻烦了，我好了。”看看，倒霉儿子也有懂事的时候，那样的话我爸就能重新脱掉穿了一半的毛衣，钻进被窝里，睡回笼觉了。谁不知道，回笼觉最香了。
我爸说：“出不到气嗦你？！”他倒是有点生气，因为我不“喘气”。
我说：“嗯。”
我还是屈服了。服了呼吸困难。
到了医院，值夜班的庸医——值夜班的大部分都是庸医，专家只有上午才上班呢——庸医说：“急性支气管炎。”
哎呀我的妈呀！
宣判的那一瞬间我尽然有点兴奋。我虽然还是倒霉儿子，一个大半夜会得急性支气管炎的倒霉儿子。但至少不是自以为自己得了支气管炎结果只是口香糖卡那儿了的超级倒霉儿子。嘿，这可是急性支气管炎啊！
护士给我完成了静脉注射之后，我就跟着我爸回家了。回家我妈问我说：“咋了嘛。”我说：“急性支气管炎。”我着重强调了“急性”两个字。
我注意到我爸的眼神。现在回想起来，他平时的威风似乎有点消失了，可能是急于想睡觉的欲望战胜了一切，掺杂了倦意的眼神有了些许温柔。但我宁愿把这样的温柔理解为一个父亲难得的宠爱。
他没好气地说：“快去睡了！”
在这个一如往常的冬夜，他被我连累，起来奔波了一个通城。我跟在他后面悄悄地走进楼道，他的手电筒“啪”地一声打开，照亮着楼梯，照亮了夜晚的安静。正因为这样的安静，我听到了自己愧疚的心跳声，像没有气的皮球滚落到墙角时的微弱响声；相反我爸的心跳很踏实，跟车间里车床的冲压一样。就在我被静脉注射，不敢看在我手腕上的针头，偷偷望向他，想得到一个鼓励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放空地看着注射室漆黑的窗外，双手插兜。现在想起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种雄伟的心跳了。
当时的他可能也有点得意吧，我这倒霉儿子也给了他一次倾注父爱的机会。因为这样想，我也有点得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