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正在逐步接手公司的大小姐J都要和几个珠海开厂的朋友吃饭。这些人大都和她同龄或者比她大，和她绝少有业务往来，因此才能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主要是彼此交流一下经验，探讨一下大家在经营过程中的心得。多数情况，J小姐都是带着大飞出席。这次刚好大飞有事，她便叫上我。我本以为去了就是当个马仔，帮老板提提包开开车挡挡酒之类的，便也没带心。
酒店定在珠海一个不错的地方，出席的除了几个像我一样的马仔，真正的老板有五人。他们三四十岁左右，四个年龄偏小的是像J小姐一样的二代，一个年龄偏大的张老板则是创业一代。大家基本上都是展会上认识的，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让我惊奇的是，无论是为了镀金还是为了真才实学，他们都有一个国外的文凭。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张老板。张老板在横琴开一家五金制品厂，做得很大。因为是自己创业，最有经验，因此张老板在席间基本上充当了答疑解惑的角色。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所以并不知道正常的讨论套路是什么。这次吃饭，寒暄过后，在我看来第一个讨论的话题，是他们手下工人们的待遇问题。
“珠海这边普工的法定最低工资都一千三百五了，我们公司前几天刚涨，现在为了迎合这个法定工资，又要再涨一次，真的是越来越不好做了！”J小姐抱怨之后，大家无不附和。
“诶，小刘，你那个厂那么小，给少点应该没关系的吧？”说话的是杨经理，在珠海做食品生意。他提到的小刘在这里最年轻，老婆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小刘是做玩具手办的，公司很小，开在别人的厂房里，外面看不见公司门面。杨经理这样说，完全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只是在探讨问题。
“哎，哪里，我们也要跟着涨啊！”小刘无奈地说。因为他所在的工业区四周都是国际大企业，比如博世，格力，海尔，飞利浦之类。这种企业给员工开出的条件都是很有诱惑力的。在这些企业周围想要留住人，对于小型的民企来讲是很难的。“不光是工资，连保险我们都要给上啊！”小刘接着说。他提到保险，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又吸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
“说到保险啊，我们公司许多做工的阿姨不愿意买的，这让我们很头疼。”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李先生一提到保险，仿佛有很多困惑。李先生做灯具，公司中的普工多是四五十岁的女性。她们作为普工经常换工作，流动性很大。关于企业里面的保险，我在求职的过程中简单的了解过一点，但绝对没有老板们想的深刻。经过他们讨论，我才慢慢明白这其中的问题。企业按照规定，是应该给员工上保险的。这份保险公司交一部分，作为员工个人还要再交一部分。现在许多公司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为了不出现意外的麻烦，都不在乎那点保险钱，很希望为员工上保险。但问题是许多员工，尤其是年岁大的员工，自己并不希望买保险。作为普工，他们的合同期很短，因此会为了短效收益而经常换企业。理论上，换了企业之后，保险是可以从原企业转到新企业的，但是普工们都觉得这个过程太麻烦，懒得去弄。除此之外，他们很多人更看重的是拿在手里可以捻的钞票，而不是存在某个账户上“未来”才能拿到的虚拟的东西。所以想要让他们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来，并不容易。除此之外，李先生工厂里的阿姨们不买保险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大多不是本地人。目前在中国，企业为员工缴纳的保险金，都存在当地政府的一个类似于“保险账户”中。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山东户口，到广东来打工，广东的企业为你缴纳了部分养老保险，待到你退休回山东以后，这部分企业缴纳的钱在山东是取不走的。道理很简单：你工作的时候广东企业为你缴纳的钱留在广东政府了，我们山东政府一分钱没拿到，你凭什么管我们要钱？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跨省保险金无法互通互转。而作为外出打工的阿姨们来说，将来退休的最终归宿还是要回老家。那么既然企业缴纳的保险拿不到，只能拿到自己缴纳的那部分，那现在还费力的去买保险干嘛呢？反正到时候都是一样的钱。李先生的企业采取的方式是，和工人们讲清楚养老金的重要性，如何在换工作之后将它转到新单位，以及如何在退休之后留在本省的前提下将养老金取出。讲明白之后，买还是不买，让员工自己选择。席间，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政策上的漏洞，但是也都觉得修正这一漏洞的时间指日可待了。“毕竟许多政策不会在一开始实施起来就是顺滑的，需要不断的磨合和修改。”张老板总结到。
这时大家都已经喝了一些酒，说话更加直接起来。聊到手下员工，杨经理似乎对自己的采购员不太满意：
“你们给评评理：某个食品原料我去买，七块一斤；采购去买，一块一斤。结果采购报给我价格时候，他妈的四块一斤！你们说他缺德不？”
“这种人，就应该给开除掉！”小刘帮着煽风点火。
“这是挺气人的，我们厂子也有，只是没那么厉害。哎，人性的弱点，劣根性，跟贪污腐败一个道理，没什么好办法。”李先生摇了摇头。
“难道就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的方法么？”J小姐也禁不住加入讨论。
望着四位新晋厂主们的愁容，我发现这才是真正困扰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之前得体的谈话到这里终于开始流露出市井气息。张老板接过话头。他望着杨经理，问到：“如果你的采购是一块钱一斤买来的，你想让他报给你多少？”杨经理听了差点跳起来，这还用问么？“一块钱买的当然要给我诚实的报一块钱啊！”张老板摇摇头。“你摇头干什么？他凭什么贪啊？我可是付给他工资的啊！”
张老板笑笑，说：“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它假设人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假设人是贪婪的。你给他多少钱的工资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块钱和七块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在这个差价面前，你一定要承认他们的贪婪，因此你没有理由因为人们想要利益最大化而责备他们。”杨经理暂时平静了下来，但仍旧不服气：“难道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张老板说，当然也不能这样。张老板认为，要有一套制度，让制度去自然而然地约束人，而不是靠领导者每天的愤怒。他接着举了个例子：“类似的情况在我的厂子也发生过。我应对的方式，是事先核算好自己能接受的最高底价，以此为界限去指定规则。比如每斤算下来最高底价三块五我能接受，那么我就跟采购说，这样东西的进价不可以超过三块，只要在三块以下，我都能接受，但是如果比三块高了，对不起，多出来的钱你要给我付掉。这样定下规矩之后，采购员的热情反而更高了，他会去绞尽脑汁和供应商谈价，因为那边压的越低，他能捞的就越多。他能捞的越多，他也就越想帮我做事。而我这边又丝毫不亏。这样一来大家都受益。”
张老板讲过这番话，其他几位都频频点头。在我印象里大家似乎聊了好久，也聊了好多问题。
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喝了点酒，所以J小姐开车。路上，按照她的习惯，我们顺着捋了一下今天餐桌上的主要话题：厂子里工人之间相互猜忌；部门之间不配合；民企制度不完善；工人保险有时候没法按时买；采购喜欢揩油；执行力不够等等。有些找到了解决办法，但大多数还都悬而未决。我把手搭在开着的车窗上，望着外面漆黑一片的大海，不无感慨的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啊年轻轻的？”J小姐问我。
“说来说去，都是一些社会的阴暗面，我觉得你们当老板的有时候也挺不容易。”
“嘿，你终于说了句贴心话啊！不过说真的，怎么可能没有阴暗面？难道你还相信完美世界不成？”
“我信啊？难道你不信？”
J小姐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当然不信！世界怎么可能是完美的？”
“没想到你比我还沮丧……”
“其实也不是。难道你不认为，正是因为不存在完美，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