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书归正传。当时的工匠已初步认识到漆膜的防腐保护性能，《考工记》就有：“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从西周到战国这段时期内，用漆彩饰的车辆、兵器把柄、日用几案、盘、奁、乐器、棺橔等物，都有大量出土，充分说明漆器的耐久性。
古代中国人就已将桐油与漆合用。桐油是干性植物油，也能产生高聚物薄膜。将油与漆合用，在技术的创新方面，是十分难得的。战国时，一些漆器就用油彩（桐油加矿物颜料）绘饰花纹，主要有红、绿、蓝、黄等色。
将桐油加入漆中，既可增强其亮度和韧性，又可降低成本，性能之优越显而易见。考古发现，我国古代曾用密陀僧（PbO）或土子（含MnO2）和蛋清分别作为漆和桐油高聚物薄膜的催干剂，所用颜料有朱砂（HgS）、石黄、白土、雄黄、雌黄等矿物质和靛蓝等植物性染料。
秦汉以后，油漆技术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于制漆用“阴室”的记载。在阴室环境下，漆汁聚合成膜后容易干化和固化，阴室的建立正是为此创造便利条件。
汉代的各种漆器在各地有大量出土，比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就出土了许多完好如新的漆器。在汉代漆器上有时还饰以金、银、铜箍，名曰“釦器”。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篇》中也记载了各种釦器。汉代漆器的主要产地在四川蜀郡（成都）及广汉郡。这些地方都设有官吏监造漆器。据《汉书·贡禹传》记载，仅广汉郡一个地方，每年所造金银饰漆器就达5000万钱，当时，豪富之家竞相使用漆器，以炫耀自己的身价和地位。中国的漆器至迟在汉代就已流传到亚洲一些国家，中世纪末，又流传到了欧洲。制造漆器的技术也随之传到了国外。
13．造纸
造纸技术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项最伟大的发明。纸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文明传递的信息载体。中国汉代文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纸的普遍使用。
可以想象，在没有纸以前，人类文明的交流和普及是多么的困难。造纸本身也是个杰出的技术，说到纸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想到埃及的纸草纸，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的发明，在中国，纸的生产和使用将近1000年后，世界其他各地才陆续知道了造纸技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造纸原料的植物纤维素是一种天然的高分子。为了制得较纯的纤维素，必须用化学及机械方法，除去其他杂质，使纤维素大分子柔顺，再制成浆液。因此，纸的发明是用化学方法制得较纯的纤维素高分子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古代中国，没有发明纸以前，通常在甲骨和金石上记录发生的事情，其他一些国家则用埃及莎草、羊皮或贝多罗叶等记录历史。从西周开始，中国改用竹简、木牍和缣帛，截至目前，已经出土了不少这类实物。但所有这些材料在性能上没有一样能比得上纸，像纸那样轻薄、便宜、柔韧，甚至还可以重复利用。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明的进步和整个社会前进的步伐，因此，对于廉价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的寻找就更加迫切，古代人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终于发明了以麻绳头、破布、渔网等为基本原料制成了植物纤维纸。
不同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纸的发明的记载，最权威的记录是6世纪时范晔的《后汉书·蔡伦传》，书中认为，公元2世纪时东汉的宦官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纸。但比《后汉书》成书更早的《东观汉记·蔡伦传》中，则没有类似的记载。《汉记》的作者刘珍、延笃等人都是蔡伦的同时代人，在唐以前，《东观汉记》一直被视为东汉的“正史”。其中只是说“蔡伦典尚方作纸”，就是说当蔡伦任尚方令时曾主管尚方（宫廷御用的手工作坊）造纸。尽管《东观汉记》在宋代以后已散佚，但从隋、唐人的类书引语中仍可查得其原文。由此可见，“蔡伦发明造纸“的提法并不太可信。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实践，也动摇了蔡伦发明纸的说法。1933年，在新疆汉烽燧遗址中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麻纸，比蔡伦早了1个世纪。1957年，在西安市郊的灞桥又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根据科学工作者对这种纸的分析化验，确认它主要是由大麻（CannabissativaL．）和少量麻（BoehmerianiveaG．）的纤维所制成，因而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1973～1974年在甘肃省居延的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再一次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时的麻纸。这些出土实物证明，最迟在西汉初年，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
但早期的西汉麻纸比较粗糙，不便书写。到了公元2世纪，在宫廷中任尚方令的蔡伦，凭借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先前积累的经验，监制并组织生产了一批性能优良的纸，于公元105年作为向朝廷的献礼，从此，造纸术逐步在国内推广起来。蔡伦是古代社会的技术官僚，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权力和调集、组合各方资源的力量，想必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和推广是起了大作用的。
从这个角度看，在历史上，蔡伦是作为纸的监制者和推广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所拥有的权力和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成为推动造纸技术发展的重要人物。
20世纪以来，在新疆、内蒙古等地不断发现了公元2世纪时制成的写有字的纸，从这些出土文物中，我们也知道，东汉社会还用树皮、特别是楮皮造纸。说明造纸原料来源在进一步扩大。
根据科学工作者的模拟实验，我们对汉代的麻纸制造过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首先是将麻头、破布等材料先用水浸湿，使之润胀，再用斧头剁碎，放在水中洗去污泥、杂质，然后用草木灰浸透并蒸煮，这个过程成为碱液制浆的基础。通过碱液蒸煮，原留于造纸原料中的木素、果胶、色素、油脂等杂质可进一步除去，再加以清水洗涤后，即送去舂捣。捣碎后的纤维在水槽中配成悬浮的浆液，再用滤水的纸模捞取纸浆，滤水后晒干即为成品纸。经必要的砑光，即可用于书写。
由此可见，汉代的劳动人民用这些简陋的设备，从纺织品废料中制成植物纤维纸，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是化学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
造纸术得到推广后，就成为简牍和缣帛的有力竞争者，到公元3～4世纪时，基本取代了帛简，成为唯一的书写材料，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公元3～6世纪的几百年间，造纸术本身在不断革新。在原料方面，除了原有的麻、楮外，又扩展到用桑皮、藤皮造纸；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用一个活动的竹窗放在框架上，可反复捞出成千上万张纸，而不必一模一纸，工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技术方面，加强了碱液蒸煮及舂捣，改进了纸的质量，增加了产量，出现了一些加工纸。
从甘肃、新疆等地出土的这一时期所造出的古纸标本来看，当时已能造出纤维匀细、纸质强韧、外观洁白的高级纸，还有各种色纸，填料纸、“发笺”等工艺美术纸。6世纪时的科学家贾思勰在其著作《齐民要术》中，专门有两章记载了造纸原料楮皮的处理和染黄纸的技术。
公元3世纪初，造纸术由中国传到朝鲜，7世纪由朝鲜传到日本，向东传播的路线短暂，国家也有限。向西，因为自古有丝绸之路这一贸易通道，传播的路线也就更远些，地域范围也更广大。公元8世纪，造纸术经中亚传到阿拉伯世界。有趣的是，在阿拉伯（古代称为“大食”）的包达（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大马色（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等地组建第一批造纸工场时，是由中国造纸工人亲自传授技术的。阿拉伯最初造的麻纸，也是以破布为原料，采用的不但是中国的技术，连设备也是从中国模仿过来的。阿拉伯世界生产的大量纸就不断向欧洲各国输出，于是，短时间内，欧洲各国的造纸业也开始兴旺发达了起来。公元12世纪时，西班牙和法国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纸，13世纪时，意大利和德国也相继建厂造纸。到公元16世纪时，纸张已流行于整个欧洲，传统的羊皮纸和埃及莎草就开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4．建筑
根据我们的想象，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肯定会经常利用天然岩洞作为栖息之所。这一点也被考古研究的结果所证实。《易经》中就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对古代神话的考察，我们也能隐约发现历史的某些影子，有相当多的神以山洞为住所，《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人万物尽有”。
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后来的建筑。由此看来，建筑是原始人所栖洞穴或地窝子的延伸。中国人把第一个设想和建造最简陋茅棚的人叫“有巢氏”，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一个人，仅仅是一个象征而已。从那以后，建筑就伴随着人类生命的全程。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建筑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建筑的灵感来自对宇宙的幻想和秩序的构思。
浙江余姚姚江之畔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最古老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的特征是先在地上打入木桩，然后在木桩上架木板，按一定的距离竖立木柱，上面架龙骨承托楼板，铺上稻草做屋顶。这种建筑适合多雨潮湿的地区。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构件有龙骨、板木桩、圆木桩、木板、木梁、榫卯结合等。证明自古以来那里的气候没有多大的变化。
中国的古代建筑非常强调与环境的关系，所谓“天人合一”就体现了一种人与环境相互和谐的思想。在具有巫术色彩的风水观念中，也包含着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对于山脉的走向、河流的位置有一种超自然的理解，以便使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和人的吉凶祸福相联系。而所谓“仰观天文、俯查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说法，同样表明了人与环境因地制宜、协调发展的理想信念。宗庙建筑是中国礼制建筑的一个体系。文献记载，古代宗庙，是每庙一主，夏五庙，商七庙，周亦七庙。在二里头、殷墟、周原的宗庙遗址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宗庙。周代称王有六宫六寝，《周官·宫人》云：“掌王之六寝之修。”周代的都邑建在今陕西岐山、扶风，在那里发现了那时的宫室遗址。其建筑群采用对称布局。
秦汉时代的建筑主要是实用的，结构复杂，富于装饰性和建筑结构的表达，但艺术风格较为粗狂。秦兵马俑和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在线条、形体和人物形态及整体构思上都严谨、肃穆而充满力量，有一种雄浑的品格。前者人物造型严肃、群体庞大，构成一个整体，后者形象地表达了天地人三界的结构。从中可窥见秦汉之际建筑的风格和影子。后汉时代，建筑和绘画在内容和手法方面都更和谐和丰富，画像砖和镇墓兽充分张扬了其内在的感觉和浪漫的高古风格。
四、春秋百家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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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最大、最深的有两个哲学流派，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儒家的创始者是孔子，道家的开山鼻祖是老子。
2000多年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及宇宙本原的哲学最有影响的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它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独特视角。和儒家思想相比，其对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要小些。而对于中国后来的山水画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因为它迎合了人们致虚守静的特殊心境。
《史记》上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曾做过东周掌管文献典籍的小吏，那是一个叫柱下史的小官。老子的思想体现在他的《老子》一书中，《老子》共五千余言，在这本书里，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所以《老子》又叫《道德经》。
《老子》阐述的中心思想是“道”。老子笔下的道，涵盖了从宇宙间的最高本源，到自然的基本规律，到人生的准则等，全书贯穿了一种浑圆融通的精神特质。老子的《道德经》，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哲学和史学，也成为道教的理论源头。
在老子看来，世间万物既然派生于道，也就必然在派生中体味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样的思想左右下，老子特别强调“自然”“无为”。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本，不可以常言道之，即“道常无名”。它是世间万物的真谛，是宇宙运作的根本法则。
古代中国从来就没有一个神或神的代言人把一个民族从旷野中带领出去。因此，印入他们记忆中的远古生活画面是模糊不清的。这可以从最早的神话中窥见一斑。不过，这种简洁又蒙胧的原始神话正好迎合了人类的心理渴望和幻想的境界。把一个复杂多变的体系和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过分地理想化了。就连最简单的数字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不同凡响的角色，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下面一段话就能体会得极为深刻。
“道缘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道之为物，思维的发达。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段话是不是有一些玄学的色彩？请读者自己体味。不过从中也可窥见老子思维的发达。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体现了老子的物质观和宇宙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句话里，体现了老子的人生观。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这段话的前一部分体现了那时人们的人生理想和对世俗生活的渴望。从后一部分，我们隐约知道了那个时代国家的大小。国家虽然不大，但一般也不能随便往来。因为那毕竟是走出国门，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今天仍然熟悉的这句话就出自《老子》一书。
《老子》的文学性，在于它玄妙的哲理中所蕴涵的艺术真谛和诗化的语言。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是第一个强调人的独立价值的人，而这种强调，对后来的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与之相表里的“文的自觉”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时世动荡、新思想与旧体系激烈碰撞的时代，即现今我们叫做春秋战国的那一个漫长历程。当时，思辨之风盛行，科学的精神始兴。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既成世界各个层面的重新审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老子应合了这样的需要，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思和冥想之后，他试图重新阐释世界的本源问题。当然，老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变得神秘和虚无缥缈，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不可超越的。这种饰以玄思包装和笼罩着哲学光环的记述是那个时代对宇宙本源最合理性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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