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一切都是那么阴森。深秋季节，蔡虹来到上海，他穿着西装，外套大衣，载着礼帽，在大街上行走。
偶尔有一队日本兵列队而过，后面跟着一队汪伪警察。
蔡虹来到潘汉年住处，敲了几下门，没有声音。他推门而入，只见人去楼空。蔡虹问街坊一位老大爷，老大爷告诉他：“萧先生已不住这儿了。”
“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蔡虹心里一凉。他谢了老大爷，只好离开去。
这时他发现有人盯睄自己，是特务。蔡虹第一个感觉：潘汉年同志出事了。他装作若无其事地在街上行走，找机会摆脱后面的“尾巴”。
前面来了辆有轨电车，蔡虹乘特务不注意，突然跳上电车。特务想上车已经来不及了。过了几站，蔡虹下车，又改乘黄包车，转过几条街道，确信已经甩掉了“尾巴”后，他决定去找老师刘仁。
晚上，蔡虹来到一个平民区，在刘仁家门前敲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人伸出头来问：“您找谁？”
“刘仁老师住这儿吗？”
“刘仁不在这儿，他搬走了。”
“他搬哪儿去了？”
“不知道。您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的学生，分别多年，特地来看看他。”
年轻人想了想说：“我听说过他的情况。他是一个作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批评时政，还带头上街游行，争人权，争民主什么的。后来被抓做牢，妻离子散。听说最近放出来了，还是秉性不改，仍旧写文章，骂当局，骂日本人。你要是找他，只有到东亚报馆里去蹲守，过不了几天，他就得去一趟。因为他现在只靠写文章生存。”
蔡虹谢了年轻人。
第二天，蔡虹来到东亚报馆。在走廊里耐心等待着刘仁老师的出现。
果然，刘仁老师出现走廊的前面。他是一个个子不高，很瘦削的男人，但是很有精神。蔡虹上前喊：“刘老师。”
刘仁看了看蔡虹，一下子认出来了：“蔡虹，你怎么来了？是找我的吗？”
“不找你找谁？”
“好。”刘仁很能高兴，一种久逢知己的感觉。“等我办完事，到我家里去。”
傍晚，蔡虹随刘仁来到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又破又旧的小楼前，刘仁用钥匙开门。进门之后，通过狭窄而陡峭的小木梯，爬上阁楼。在昏暗处，有个十分狭窄的小间，里面除了一张小床之外，就是一张小桌，连窗子都没有。
刘仁说：“真不好意思，这地方太小了。”
蔡虹问：“你过去住的房子卖了？”
“我进了监牢，老婆把它卖了，改嫁了。”
蔡虹表示理解。他问：“这里是租的吗？”
“租的。”刘仁说：“别看它小，能在上海找这么个安身之处也不容易。”
“是啊。”蔡虹坐下来说：“我在上海连安身之处也没有呢。”
“你们家原来的住房呢？”刘仁问。
“我父母遇难后，我也没心思在上海，就把它戝卖了，跑到乡下去了。”
刘仁点点头，问：“好几年不见了。你一直在乡下？”
“是啊。”
“做什么呢？”
“教几个学生度日罢了。”蔡虹说：“您这些年还好吧？”
“好什么？我现在是妻离子散，食不裹腹。”刘仁叹了一口气。问蔡虹：“你是刚回来吗？有没有找到事做？”
“没有。”
“你打算怎么办？”
“暂且还没想好。”
刘仁同情地说：“如果没想好的话，先写几篇稿子，赚点稿费混日子再说，你的文笔不是很好吗？”
“这几年在乡下荒废了。”
刘仁安慰他：“不要紧的。我有点路子，跟着我干吧。”看见蔡虹为难的样子说：“如果没有地方住，就住我这儿，我们俩个倒腿好了。这年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渡过难关。”
蔡虹十分感动，他说：“谢谢刘老师。患难见真情。刘老师，您真是太好了。”过了一会儿，蔡虹说：“我想我打听一个人。”
“谁？你说说看。”
“过去有个萧先生，曾经到我们大学里讲过课，他现在哪里，知道吗？”
“萧先生，好久没联系了，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请他帮助，找个事情做做。”
“听说他搬了几次家，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蔡虹感到很失望。
刘仁想了一想说：“你要是想找他，我这里曾经有他一个电话号码。”他站起来在书里面找了一会儿，找到一个号码对蔡虹说：“这个号码我过去打过，十有八九没有人接，以后我就没有打了。”
“那太好了。我就试试吧。”他记录了电话号码。
第二天，蔡虹在电话亭里拨通了潘汉年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男人：“你是谁？”
蔡虹说：“我是他的学生。”
“他不在家。”年轻人说：“你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
蔡虹看到了希望，他说：“我没有什么事，只是看看他，我多年没有见到他了。”
“你叫什么名字？”
“蔡虹。”
“蔡虹？”年轻人说：“我会告诉萧先生的。你明天这个时候再打来吧。”说着挂上了电话。
其实，潘汉年就在电话机边，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杨松。
“蔡虹，他回来了？”潘汉年听到蔡虹的名字，十分高兴。他对杨松说：你明天回他的电话，让他下午三点，到黄浦公园相见。”
第二天下午三点，蔡虹早早来到黄浦公园，他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潘汉年来。
这时，那个接电话的年轻人杨松站在一边若无其事地走着，一面观察着蔡虹，并且注意着来往的行人。
蔡虹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潘汉年到来，只好失望地离开。
他走了几条街道，跳上了有轨电车。杨松也跟着上了车，与蔡虹擦身而过。
蔡虹下车的时候，杨松也跟着下车。
在一条无人的巷子里，杨松紧上一步，跟上蔡虹说：“请问，您是找萧先生的吧？
蔡虹回头：“是呀。您是……”
“我是萧先生的秘书杨松。跟我走，萧先生在等您。”
蔡虹跟着杨松上了另一辆有轨电车。
下车之后，年轻人叫了一辆黄包车。
他们穿过几条小巷，进了一个门。
关上门，蔡虹看见潘汉年上前来迎接：“呀，果然是蔡虹同志。”
蔡虹看见潘汉年，激动得上前拥抱了他：“首长！”
潘汉年说：“因为叛徒的出卖，我搬了几次家，行动也格外谨慎了。刚才我没有亲自去，派了小杨同志去接你，看到你周围没有尾巴，才敢和你接头，害得你等了几个小时，也绕了不少的路，辛苦了。”
“搞地下工作嘛，这是应该的。”蔡虹说：“不管怎么样，我见到了首长，目的就达到了。”
潘汉年招呼：“坐下来歇歇。”
蔡虹坐下，杨松倒上茶。
晚上，潘汉年和蔡虹边吃边谈。潘汉年问到这几年的情况。
蔡虹说：“自从与首长别后，我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后来受军部派遣，前往江北。我在江北支队，现在我担任后勤部部长。”
“好啊，你是在革命的熔炉里，一步一个脚印，锻炼成长的，可喜可贺啊。喝口水。”潘汉年说。
看着蔡虹喝水的样子，潘汉年说：“蔡虹同志，你现在真是象个军人了。”
蔡虹不好意思地笑了。
潘汉年问：“江北支队后勤工作搞得怎么样？一定很困难吧”
蔡虹汇报说：“当时我们江北支队刚刚创立，受国民党和日伪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新四军不了解，对我们采取排斥的态度。我们处境十分困难。没有枪炮子弹，没有经费、没有药品，连吃饭都很困难。这几年，我们争取了农民大刀会的支持，站稳了脚跟；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了粮食自足；我们建立了新四军医院，生产和采购了大量的药品；我们建立了兵工厂，做到武器基本自给；我们建立了城乡税务机构，开劈了财源；我们开办了贸易公司、米行和百货商店，搞活了物资流通。我们支队基本上做到了财力自给。随着财力的增长，我们军队从二千多人发展到两万多人，根据地从无到有，已经建立了一万多平方公里面积，横垮六个县，有着两百万人口的根据地。除了县城，大部分乡镇农村，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无论是日宼、汪伪还是国民党军队，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的根据地。”
潘汉年连连点头：“真了不起呀，你们的后勤工作搞得真不错，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后勤工作做了这么多的大事，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简直是个奇迹。蔡虹同志，你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打仗，但是你的工作和打仗同样重要，其复杂性，艰巨性，和危险性没有区别。我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后勤工作者，深有体会。”
“可是，首长。”蔡虹也道出了自己的委屈：“有些同志说我和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打交道，甚至与日宼、汪伪人员打交道，是敌我不分，混淆了阶级阵线；说我搞经济工作，追求经济利益，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怎么能这样说呢？”潘汉年十分生气：“与地主、资本家打交道，甚至与敌人打交道，都是对敌斗争的需要，追求经济利益就是追求革命利益呀！”
“我与敌人打交道，是发展革命事业的需要，我追求经济利益，是壮大革命队伍的需要。我从不追求个人利益。虽然我经手大量的钱财，但是我身无分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蔡虹说。
“我想信你的为人，相信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首长，我这样做下去，结果有没有好处？党和人民将怎么看待我？我真是心中无底。因此，我还是想到前线去和敌人打仗，战死疆场，也是一个清白之身。这些话，我在部队领导面前都没有表露过，今天向首长一诉衷肠。”
“你不能这样想，蔡虹同志。我今天作为一个老党员向你说，搞后勤工作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它本身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敌人打交道，斗智斗勇，没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党性原则和斗争艺术，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党正是有一批大智大勇的后勤工作者、敌后工作者，才保障我们革命队伍的财力和物质的需要，才能保证了革命事业取得胜利。我们从事地下工作，出入魔窟，逢场作戏，其目无非是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本人就是这么做的，你还有什么想不通呢？党和革命事业需要我们这样做，需要我们这批人在特殊的环境下从事特殊的工作，这是神圣的事业，我们应该感到光荣和自豪。”
听到潘汉年的一番教诲，蔡虹心里敞亮多了，他说：“我是首长指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我听首长的。”
潘汉年说：“这就对了，放心大胆地干吧。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要不要我的帮助？”
蔡虹说：“目前，我们想创办几个企业，一方面是当地老百姓生活急需，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开劈财源的需要。初步打算创办肥皀厂、糖厂、纺织厂、被服厂、烟厂和两个小煤矿。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找几个资本家到我们那里投资办厂，互利共赢。”
“好，我明天就请几个思想进步、有经济实力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是我的朋友，到时候你和他好好地谈。”
“那太好了。
上海锦江饭店。潘汉年和被邀请的三位资本家坐在沙发上聊天。
蔡虹和杨松走了进来。
潘汉年指着蔡虹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学生蔡虹同学。”
蔡虹抱拳致礼说：“拜会各位长者。”
潘汉年指着一位胖胖的中年人说：“这位是上海有名的民族资本家，盛茂林先生。”
盛茂林欲起身，潘汉年将他按住说：“坐着，他们是小字辈，不必客气。”盛茂林只得点点头。
潘汉年指着一位瘦高个子的老者说：“这位是香港进步资本家吴仲德老先生。”
吴仲德微笑地点点头。
潘汉年补充说：“吴先生为新四军捐了大量的物资和药品，为国内抗日支持很大呢。”
吴仲德：“那是应当的。”
潘汉年指着潘文炳说：“这位也是民族资本家，长江运输公司经理潘文炳先生。”
蔡虹说：“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潘文炳也惊喜道：“原来是蔡先生？真是缘份哪。”
潘汉年问：“你们早就认识。”
蔡虹说：“潘先生多次帮助过我们。”
潘文炳说：“惭愧呀。”
潘汉年说：“那好啊，那就是朋友了。”
“是老朋友了。”潘文炳说。
这时杨松上前说：“安排好了，请餐厅就座吧。”
潘汉年站起来说：“请各位入席。”
众人进餐厅上座。
服务生斟満酒，潘汉年举杯说：“欢迎各位先生赏光，我敬各位一杯。”
大家都站起来喝酒说，谢谢潘先生盛情。
潘汉年说：“坐下，坐下喝。”他说：“蔡虹同学此次来上海，是为新四军江北根据地招商引资，创办企业，发展经济。还请各位先生帮助想想办法，请你们到安徽投资。”
盛茂林问：“创办企业？新四军还办企业？”
蔡虹说：“是啊。我们现在有一块一万多平方公里二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当地经济落后，商品奇缺，老百姓生活条件很差，我们想办一些企业，一来为老百姓改善物资供给，活跃经济，二来也为根据地发展经济，增加财源。”
“这个想好啊。”吴仲德点头。
盛茂林问：“那你们想办些什么厂呢。”
“我们想办肥皀厂，糖厂、被服厂、烟厂，酒厂等等。我们那里还煤矿，这些都是很好的项目，一投产就能收效。我们新四军没有启动资金，没有技术。请各位先生去考察考察。如果投资，可以和新四军搞股份制，共同办厂，共同经营，共同分利，共同发财。”
盛茂林叹道：“新四军也会做日子，会创家业啊。”
“这也是给逼的。”蔡虹说：“自从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取缔新四军番号，不承认新四军的存在，我们没有军需供给，只好自己找米下锅了。”
“在你们根据地，日本人、国民党不侵犯你们吗？”盛茂林问。
“日本人和国民党都和我们较量过，我们这一块根据地是打出来的。他们历次的进攻，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我们的根据地目前相对稳固，我们建立起了人民的政权。企业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潘汉年说：“生产的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都是老百姓急需的东西，办企业一点风险都没有。”
蔡虹说：“老百姓需要，新四军需要，市场大得很。”
盛茂林来了兴趣：“是吗？这倒是个好事。”
“请各位企业家可以去考察一下。”蔡虹邀请。
潘汉年帮腔：“是啊，抽一个时间去一下，耳听是虚，眼见为实。”
“只是我最近有些忙，在上海处理一些事。”盛茂林说。
“我要到武汉去。最近没有空。”吴仲德表示遗憾。
潘汉年说：“到武汉走水路正是顺道呀。”
潘文炳说：“过几天有一艘美国公司的船到武汉，我和那位船长熟悉，我们一起坐船去。安徽临江县江边有一个码头。”
潘汉年连忙说：“潘先生有生意，吴先生顺道，盛先生也同船去一下吧。耽误不了几天。”
盛茂林被说动心了。说：“那就去看看吧。”
事情就样谈妥了，就等着几位资本家安排时间动身。
这天傍晚，潘汉年和蔡虹在黄浦江边散步。
潘汉年指着日本商船说：“那些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地日本商船，都是在掠夺中国的财富。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大量的农特产品，丰富的地下矿藏，他们一船船地往日本运。看到这些，我的心里象刀剜一样痛。”
蔡虹说：“是啊。仅就安徽铜陵的铜矿，当涂黄梅山的铁矿，淮南的煤矿，日本人大肆开采，疯狂掠夺。”
“几十年来，日本人靠侵略中国取得的战争赔款，靠掠夺中国的财富而强大起来。”
“是啊，日本是一个海盗国家。”
“中国就象一头生病的大象，躺在地上，任凭虎狼在撕咬。什么时候这头大象才能站起来呢？”
“多灾多难的中国啊！”
俩从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潘汉年想起了一件事，他对蔡虹说：“蔡虹，我托你一件事。”
“您说。”
“我的母亲在乡下，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见到她了，我很想念我母亲。她眼睛已经瞎了，生活很不方便，我想把她接到上海来，可是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生活很不安定，所以我只好将她留在乡下。我想回家乡看望我的母亲，一是工作走不开，二是我的名声太大，到哪里都不方便，日本人，国民党都在悬赏要我的人头，我不能随便离开上海，党组织也不允许我擅自行动。你要是有时间，代我去看望一下我的母亲，好吗？”
“她老人家住在什么地方？”
“在我的老家，江苏宜兴。”
“行，他们几个资本家还得几天才动身，同时我也要在上海购买一些药品。我利用这段时间去一下，不是很好吗？”
潘汉年说：“药品的事我帮你办好。”
“好的，我明天就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