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层面上看，苦行和冥想的状态会具有一种表象，就像它的外表一样，器宇轩昂的同时又转瞬即逝。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只能以宗教的不平凡性作为标准，区分宗教和世俗两者的状态。不过，通过宗教手段而达到的某种特殊的状态控制着个人及其命运的美好。这一特殊的状态则是可以作为宗教手段的一种后果保留下来。“转生”和“解脱”是宗教的救世教义升华后，所出现的两种最高的设想。在古老的巫术中，“转生”就是幸福。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获得一种新的灵魂的途径主要是纵欲或者有计划的苦行。在极为狂热和兴奋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暂时拥有它。不过，想获取它也可以通过某种神秘的苦行修炼，或是作为一种持久的表面现象追求它。青年人如果想获得崭新的灵魂，只有以英雄的身份成为武士共同体的一员，或是参加巫术中的狂欢和舞会，加入礼拜共同体，或是参与祭祀，与神灵一起共同享用祭品。所以，英雄和术士的苦行修炼、少年的神话和神圣的转生礼仪都是具有悠久历史、非常古老的习俗。只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使用手段上，最主要的是目的不同，即回答“为什么而转生”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相同。
在心理上，宗教的状态受到带有宗教或是巫术观点评价的影响。通过完全不同观点的指导，宗教状态的秩序得以建立。但是，这种方法在这里不会进行尝试。联系上文，必须指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体现者是社会中的阶层。在宗教中，阶层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所追求的此生和来生的内容也各不相同。追求此生与来生的过程中，崇尚武力的骑士阶级、农民、工商业者和受过文学训练的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倾向是不尽相同的。宗教的心理特征虽不是由倾向单方面规定的，但后者会对前者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将得到证明。崇尚武力的骑士阶级阶层、农民阶层与工商业者阶层、受过文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前两者与后两者之间的对立非常突出，而且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理性主义的体现者始终是知识分子，而工商业者，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则有可能作为理性主义的体现者。
理性主义有时偏重于理论，有时又偏重于实践。但是，无论理论特征还是实践特征，都对宗教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知识分子阶层的理性特征对宗教态度的影响尤为重大。所以，宗教才有典雅精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把纯粹的旧方法与知识分子阶层所有的内在匹配在一起。宗教改革以此为起源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除了其他感觉外，他们要把宗教在某种状态时的感觉看做是一种经历，然后对其进行细细地品味。就目前宗教发展的状况来说，知识分子对这一点是否有所觉察，已经无关紧要了。只是在过去，对于各类宗教而言，知识分子阶层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将宗教中的福祉上升为“救赎”的信仰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困顿、饥渴、疾病等不幸可以最终归结为苦难和死亡。假如“救赎”的内容包括把个人从苦难和死亡中拯救出来，那么，对“救赎”这个概念的构想便具有了悠久的历史。不过，“救赎”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候，必定是站在一种世界观的立场并以此进行表达。而且，这种世界观也必须具备系统化、理性化的特点。因为，正是由于立足于这种世界观，才对一种东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依照自己的意愿、想法和心理素质表达出来的东西。对人的行动进行直接控制的是物质与理念的利益，而不是理念本身。但是，“世界观”是由“理念”创造出来的。像铁道线上，专门控制火车运行轨道的扳道工那样，“世界观”往往控制着“救赎”的轨道。利益作为动力，驱使行动在这些轨道上行进。
人们思考着能够在哪里被解救出来，解脱后又能去往哪里：例如，脱离在政治社会中被压迫的地位，到达位于来世的天国；或是脱离宗教仪式和身体上的不纯洁，获得身心或是纯粹精神上的纯洁；或是摆脱人世间有关激情和欲望、毫无意义又没有尽头的追逐，进入安详宁静的神圣境界；或是解开凶残、充满罪恶的奴隶枷锁，得到自由和可以分享秘密的神圣尊严；或是暂时摆脱苦难、困顿和死亡的阴影，从人要到地狱中接受惩罚的威胁中解脱，在未来的人间或天堂中享受永久的幸福；或是从因过去行为造成的轮回报应中被拯救出来，享有永远的安宁；或是抛弃无聊的琐事和无尽的烦恼，从此一觉无梦。这类的情况很多，有太多种可能。不过，所有这类可能的决定者就是世界观。
在这些东西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种立场。在现实世界中，这种立场被称为特别“无趣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一种需求：世界结构的总体可以也应该是一种“宇宙”，而且无论怎么样都会具有意义。提出这种需求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宗教理性主义中带有特殊性的核心产物指的就是这种需求。这种需求是形而上的，并且它的途径、结果及其产生影响的范围完全不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谈谈它所具有的一般性。
在理论、实践、智商和目的四个方面，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转化为完全理性的现代形式，所取得结果的一般性表现为：站在世界观智商结构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特殊方法，宗教越进步，其本身距离理性就越远，越是接近非理性。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很多：理性主义的计算往往是前后一致的，但它发展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这个理由便是众多原因中的一条。就像在音乐中，音响倾向物理的完全理性化就遭到了毕达哥拉斯的“小音程 ”的抵抗。所以，在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著名的音乐体系，其自身所独有的方式、方法往往是区分这些音乐体系的关键所在。非理性是不会消失的，它们要么回避、掩饰非理性的存在，要么使其为之服务，丰富音色。
相比之下，理论世界观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遇到的困难更多。尤为困难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化问题。体现着理性的条理化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分为几大类型。这几种理性生活方式的类型是通过一些条件形成的。这些条件恰恰是由它们那里得到的，而且是非理性的或是直接认定的一些前提。那么，这些前提的内容是什么呢？可以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某种历史的、社会的特征设定了这些前提。在这里，前提指的是那些阶级的利益状况，包括外部和内部的利益状况。其中，外部的利益状况由社会决定，内部的利益状况则由心理决定。这些利益状况在关键时刻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非理性混杂在实际的理性化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像是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港湾。唯理智论的需要饱受压抑，超越了现实的价值。这种需要认为这些价值剥夺了尘世，它越是这样认为，就越贴近非理性的特征。一切都是具体的巫术，这是原始世界观的观点。后来出现了分裂，这种统一的观点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和把握自然的时候要理性；另一部分是各种神秘的经历，除了无神机械论，人世间唯一可能到达的来世就是神秘经历中那些无法描述的东西。其实，那是神灵赐予的另一个世界，是个人望尘莫及的福祉。假如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非常决绝，不留任何回旋的余地，那么，在寻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人们就只能个人独自行动。
宇宙的理性化一般由自然的规律来控制。在一些地方，宇宙的理性化被人们用世界观的理性化所代替。随后，这些地方出现了一种现象，即适应各种形式的时候，都采用了先进的唯理智论的理性主义。当然，在一些宗教和宗教伦理中，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毫无例外，这些宗教和宗教理论都是由正派的知识分子规定的，而且，他们热衷于通过用自己的大脑，对于世界和世界“精神”进行真正的理解。位于亚洲的印度，其世界性的宗教就是最特别的例证。冥想，指的是进入清虚静穆的境界，隐居在其中，体会它的深沉和幸福。在所有的宗教中，人们可碰触到的最高等级的、最终的福祉便是冥想，而其他所有的宗教形式只是比较难得的替代品，用来代替冥想罢了。这一点对于宗教和生活的关系，包括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来说，其效果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冥想意义为基础的神秘经历和追寻神秘经历之前的心理准备，导致了上述效果的形成。
一种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社会阶层能对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过去，这个阶层是那些拥有骑士风度的战斗英雄、政客或经济上富庶的人；或是站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践活动的阶层；或是通过组织性的教权制度对宗教进行控制。在这方面，现在和过去的情况可谓是天壤之别。
神话和崇拜，或是忏悔与赎罪这类更高一级的灵魂救助，都具有相应的使命。教权制中的理性主义便是在对这种使命性的研究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对于宗教中有关救世的财富，教权制的理想主义打算独立承担起护卫的职责，形成垄断。也就是说，这些财富得到了“圣恩礼”或是某种慈善机构的外在形式，并适当的进行调整。而且，这种“圣恩礼”是个人无法达到的，只能由教权制赋予。由于个人或是宗教以外的团体所处的权利和利益的立场问题，使得他们以自省、纵欲和禁欲方式探索个人救赎的行为遭到了质疑。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在宗教仪式方面对他们进行调整治理，并由教权制予以监督。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脱离国家奴役最根本方式的个人救赎和自由社团，还是表面装腔作势、内部充满竞争的慈善机构，任何一个政治统治阶层都对此心存怀疑。从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认同追求带有功利思想的彼岸精神目标和虚无缥缈幸福的行为。对于官员而言，宗教义务等同于国民和等级义务，属于自身职务或是社会的范畴，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宗教信仰与规定的要求吻合，所以由官僚制度制定的仪式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在宗教信仰的身上也有所体现。
带着骑士风度的武士阶层也由“巫术”转为了对今生的喜爱。但是，与所有的英雄主义一样，“命运”的非理性使它无须也无法为理性主义而正视现实。或许，在鬼神之后或是鬼神的上面，有一种“厄运”思想。例如，荷马史诗中的“命运女神”，她是想象出来的，而且未必遵照了决定论的要求。鬼神被想象成了富有激情又强悍无比的大英雄，人世间的英雄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恩惠、仇恨、荣誉、战利品或是死亡。
巫术是一种强制性的魔法，它的打击对象是自然力量控制内或是高于自然力量的鬼怪。简单地说，它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神灵感到愉悦。最适合巫术的对象是农民。因为，自然对农民整体经济存在的制约力最大，原始力量也多被农民所信服和依附。要想摆脱宗教信仰的原始形式，就只有依靠宗教的重大改革。宗教重大变革的发动者要么是农民以外的其他阶层，要么是巫师。而且，是得到奇迹力量允许的先知们。麻醉品和舞蹈让人纵情于欢乐，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在武士们的眼中，这种着魔的状态与自身的等级不相匹配，也不符合规矩。但是，在农民心中，它等同于“神秘主义”在知识分子心中的位置。
最终，在社会阶层中，有可能持有最暧昧宗教立场的是西欧的“市民阶层”和西欧以外地区的手工业者、商人、家庭工厂主所属的阶层，以及他们在当地发展的产物。在西方，这种衍生物是近代才出现的。这些阶层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相较于社会中的其他阶层，这些阶层是一些宗教形式成长发展，扎根最深的地方。这些宗教形式包括：在作为教皇基础的中世纪城邦中，由罗马教廷主持的圣礼慈善机构；在印度和古时候的城邦秘密流传的圣礼恩；近东地区苏菲派和托钵僧的放纵欲望和自我反省信仰；道教的巫术；佛教的冥想和在灵魂指引下秘传者做出的承接恩赐的仪式（在亚洲区域内）；从黑天到基督，全世界对救世主的热爱和崇拜的所有形式；犹太教去除所有巫术后的教堂训诫和充满理性的法律仪式主义；中世纪教派和圣灵古典教派的禁欲；卫理公会教徒和清教徒的预定恩与宗教伦理中的转生和个人对救世的所有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