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也不赞成那种只考虑肉体需求的人，但对于这种不体面的状态，他又试图通过福利和自上而下的教育来消除（《论语·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什。子曰：‘庶已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德本身。相反，神秘主义的道家则认为，卡里斯马天赋的差别是受到神秘主义恩宠的人同芸芸众生之间的差别，神秘主义的内在特点，即藐视贵族主义和标榜个人主义在这里都表现出来了，人的宗教资格差别的经验指的就是这个。没有得到启蒙的人，也就是西方所说的站在恩宠之外的人，只能保持现状——他们也乐于这样做。“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三章》）。
一位对老子学派颇有研究的作家说，反文化的启蒙贵族主义使老子得出了这个独特的结论（参见《庄子外篇·知北游》：“邀于此者，四肢疆思虑怐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韩非子在《解志》中也认为：“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记于天智以思虑。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报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啬。’”《五蠹》中更提出了“儒以文乱法”的见解）。很早之前，老子便认为，国家治理的最好状态是在于政府只单纯地关心人们的生活，这可以在不妨碍真正的启蒙文化的前提下完成（《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二十章：“绝学无忧”）。
统治者如果不能被神秘主义启蒙所感化，进而产生卡里斯马式或为人师表的表现，那么他最好做到无为，对事对人要顺其自然（《老子·第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如果臣民知道得太多，国家又放得过宽，那么就容易产生危险（参见《老子·第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第六十五章：“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只有绝对顺从永恒宇宙的规律，才能达到“静笃”的境界，做到心如止水。此外，对于抑制个人激情，在老子的救世学说中，还主张通过音乐、虔诚的礼仪训练、平静的心训练等手段来完成。结果，老子在自己的《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而治，反对经典儒教教义对臣民活动进行干涉的做法，因为宇宙的自然法则可以促进人民的幸福（《老子·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第三章中，老子还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责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在前面我们也叙述过，正统学说里也能找到不干涉理论，这是从宇宙世界和谐的思想中推导出来的，并且能对经济生活进行不稳定的管理。
道的思想产生了这种几乎与巴谢特式的关于阶级利益和谐的理论一样的理论。只不过道教在这方面做得更加彻底而已，以冥想的神秘主义为基础的道教的“贸易自由主义”，完全不具备“天职伦理”的积极特点，因为这种天职伦理非常有限，只能提供俗人道德，这种道德来源于神的意志同世俗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连道家特别强调的节俭美德，也主要来自于空想，一点也不涉及禁欲主义。
我们曾一再提到两个称号：老子的“继任者”和“弟子们”，其实这种称呼并不存在，因为老子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个“学派”。不过，似乎在司马迁之前，就有哲学家援引老子的语录了。中国之后的历史时期里有很多神秘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自视为老子的弟子。这种情况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稍微有些联系。历史所说的孔子与老子之间的个人对立，恐怕还谈不上“学派对立”，尤其算不上不近人情地攻击式的“学派对立”，他们只是在天性、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现实政治问题的立场上存在本质的差异。德·格鲁特认为后期的学派对立，显然是通过两人的后来者建立起来的，比如孔子的孙子子思和庄子的论战就是导火线。以德·格鲁特为代表的专家们确定无疑地强调：儒家不能接受道家摒弃个人利益的理性做法，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弟子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主张，其他一切或许可以宽容。
德·格鲁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为”并不是与儒家完全没有关系，儒、道两家都是从古老的思想发展而来的。但是，战国时代的“游说家”在政治活动中改变了古时的态度。如果没有通过学习，不懂得与真正礼仪相关的知识，又怎么能适应被前人视为珍宝的道呢？当然，深刻的对立隐藏其中：一方是与世无争的神秘主义，另一方是适应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意志。自从庄子指出儒家有不可调节的八处矛盾后，道家与儒家的对立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八处矛盾指的是1．痴迷于“悟性”，即过分注重外在的东西；2．痴迷于“理性”，即迷恋话语和音乐；3．好“仁”，即自身道德修炼混乱不堪；4．好“义”，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5．好“礼”，即虚荣浮夸；6．过于追求“乐”，即庸俗不堪；7．认为是“圣”，即卖弄做作；8．认为知识丰富，即危言耸听，穿凿附会。其中第1、2、5、8点大概是儒教最为看重的。因为儒教包括的四大至德：仁、礼、义、知，其中礼与知是最重要的。任何人对它们的说三道四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
子思对道家的批判造成了两家的分裂。然而，后来学派的发展以及政治的介入造成了两者更加明显的对立。因为，自称是老子弟子的后来者，完全违背了无为原则和当官之忌，开始和儒士集团一样陆陆续续地进入仕途。儒家并没有绝对排斥《道德经》，骂它是敌对力量或邪说，因而《道德经》也同庄子和管仲的书一样，不被算在“圣书”之列，一直受到排斥，属于非经典的书籍；不过，历史上也有一段时间被皇帝列作科举考试的必读经典，比如唐朝皇家姓李，因为和老子同姓，因此这个朝代崇尚老子。儒家通过编纂庞大的官修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1715年出版），证明他们在作为德的“知”中是正确的，可用于命题，还涉猎对皇帝的言行的指导作用，要做到这点，此人首先必须是一位“安静优雅”的“学者”。儒、道两家对于《书经》中提出的皇帝卡里斯马的决定性作用，均无异议，只是解释不同罢了。
道教中的长寿术
在中国，逐渐地以老子学说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特殊学派，这个学派重视生命体本身，追求长寿，相信死是绝对的恶，一个真正的完人应当尽力不死亡。这个学派的发展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欢迎，因为这符合他们的价值取向。因为，真正的完人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身上带有一种上天赋予的神秘力量，否则，何以称之为完人呢？ 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一个评价标准。在《礼仪》里，蓍草成为一种评价标准，在著名的卦爻群里，蓍草的组合就带有这样的身份。龟由于寿命长，也成了占卜动物。儒教认为，修身，尤其是学习，可以延年益寿（《论语·雍也篇》：“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此外，淡定、平和，但不是绝对的无为，避免身体的紧张，也有同样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前面提到的剔除旧的吸纳新事物以及更换气流都是长寿的手段。
长命植物被认为是具有特殊功效的药物，人们开始有规划地寻找各种长生不老药，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秦始皇正是因为想长生不老，才格外看重这个学派。根据经验和常识，保持平和、安静的生活，也就是说，隐士与神秘主义者提倡的无为有助于长寿，那么，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避免激情是长寿学说的根本。由此出发，在两派都认可的鬼魂学说的影响下，长寿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驱邪治病的巫术因为长寿学说的系统化，总体也变得理性化了。因这种情况的出现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基本上成为两派都推崇的宝藏；但在实际运用上，非经典学派却更占优势，因为儒家认为，德是无所不能的，伦理的统一以及皇帝的统治都要依赖于对教条的遵守，这一点必须牢记。要知道，后宫也会不断用巫术对皇帝施加影响。老子学说向这种纯巫术方向的转化，导致整个古老的巫术开始涉及到人这个独特的群体。在富裕的农业地区——南方，道教团体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中国城市之外，在穷乡僻壤，教师与学生的结社都带有“道”的色彩，这一点跟印度的情况差不多，与西方却完全相反。对于老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印度的影响（尽管老子的精神是独立的），学界是存在争议的。关于道观的形成，学界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隐居的道教可能促进佛教的发展，佛教的竞争又可能加速道观运动的步伐。道家并不是都生活在道观里，那些最重要的道教骨干，比如术士，都没有生活在这种共同体里，这一事实似乎证明了道教的独立性。出世的知识分子的学说同术士们的古老职业相融合进而产生了道教。“道士”其实脱离不了世俗生活，他们有家庭，有老人和孩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为所有的圣人设立了大批祭坛，但不久就发现这些圣人没有显示什么灵验，于是这些祭坛就被遗弃了。16世纪的时候，他们编成了大型的官修规则礼节书籍 （这里指成书于明代的《道藏》，这是现存的唯一的官修道教经书，总集分两部分，包括1445年即明英宗正统十年成书的《正统道藏》和1607年即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刊成的《万历续道藏》），不仅如此，在某种场合下，他们也会走上仕途。
道教的教阶制
道教虽然没有被广泛地传播，但它采用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和教务管理的制度。在江西省，一个世袭卡里斯马宗族中会有专门的“天师”，这个宗族垄断了长生不老药的炼制。在汉王朝为官的张陵 ，写过关于吐纳的书。他的一个后代在汉朝末年创建了一个组织，该组织有一套系统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制度以及严明的纪律，它敢于与汉王朝进行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最后还在四川建立起一个“教会政权”，这就是太平道（它是后面要谈到的一个近代民间组织的前身），然而这个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最初也不过只是一个卡莫拉式的秘密组织。公元184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一个叛教者向朝廷告发了这个组织，汉朝政府立即剿灭了它，并对它的成员进行了迫害。
这个宗教组织配合“黄巾起义”（它是一个南方组织，专门反对北方政府），发动了一场反政府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是极其残酷的，而且是中国第一次宗教战争。公元215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张鲁世袭了教主之位，后来又被魏公曹操纳降，封为阆中侯。张鲁最终拥有很高的荣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这同时意味着世俗权力的严重削弱。张鲁在仕途中成为一个为诸神填写行为表格的工具，也就是专门致力于撰写封神用的文书。干这个差事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从属于道教的神明显增加，在祖先崇拜之外，人的神化成为一个重要来源。但在正宗祭祀看来，这些非经典意义上的神是无足轻重的。天王盘古，又名元始天王、盘古真人，是所有这些神中最高的一个，他和自己的后妃一起住在西方玉山之上。人们对古老的天神进行人格化的想象，塑造出盘古的形象。
道士在政治领域得以生存的一个基石，就是声称自己有镇魔驱邪的力量。在儒士和敌对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道家总是站在儒士的对立面。道士在刚开始支持的是贵族当政的体制，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代表封建利益，由此会寻找一些可资利用的工具。他们对儒教的礼和仪典一概拒斥。儒教汲汲于秩序的建设，热情投身于教育，对这些他们也完全反对。作为儒教的对立，道教一直都站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的立场上。道家最初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占据优势地位，直到公元124年即东汉安帝延光三年，道家才输给儒家，失掉全部的官位俸禄。儒教为培养自己的力量，在全国招募70名儒士进入宫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