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让我去派出所一趟。我走进接待大厅，报了自己的姓名，一位民警把我引到一间办公室，随即退了出去。
我环视四周，地图、挂钟、鱼缸、办公桌、盆栽、饮水机，并无特别之处，标准的办公室模样。这时，角落里的转椅动了动，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耀着，我隐约看到转椅里一张用拳头支着的胖脸。
“坐下吧”，他的声音很尖细，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坐到脚边的一张排凳上，排凳很窄，怎么坐都不舒服。这时，那男人变换了姿势，放下了支着脑袋的拳头，十指交叠在一起放在桌沿，上半身前倾抵着桌子，直视着我。我打量了他一下，他是个光头，有一张虚胖的脸，即便他不说话，也能看见满口被烟熏黄了的牙齿。他拉上窗帘，打开屋里的荧光灯，办公室立即变成了审讯室。没有了耀眼的阳光，我将这张脸看得更清楚了。蒜头鼻，肥厚发紫的嘴唇，我的心一紧，打了个哆嗦，这不是夏雪结婚照上的那张脸吗？经过了岁月的侵蚀，他掉光了头发，脸变得更大更圆了，如此而已。确凿无疑，他就是夏雪的老公，一刹那，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自投罗网的鱼。
“这案子毫无进展”，光头继续细声细气地说，“所有的线索都导向了死胡同，眼看就要成为一桩悬案了，唉！出了命案，破不了，又要挨上头领导的批评，又要扣掉奖金，下属们还要质疑我的能力，你看这警察也不好当啊！”
光头“滋溜”一声吸一口杯子里的热茶，身子倒向转椅，两只胳膊搁在扶手上，双腿则翘起搭在桌沿上，两脚互相勾在一起。我看着他一双巨大的脚，想起还放在我的鞋柜里的他的巨大的拖鞋。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盘旋，他会不会知道了我与夏雪的事，借机公报私仇，把汪卡的案子栽赃到我头上，让我来顶罪？
“人有的时候是会忽然爆发的”，他并不看我，而是低着头仿佛在自语，“有时毫无缘由，有时为了芝麻大点的事，去发脾气、犯罪、杀人。前几天我也爆发过一次，就为了一双拖鞋。拖鞋丢了，以往它都老老实实地呆在玄关的鞋架上，我穿了一年或者两年，从来都没在意过它。一双普通的拖鞋而已，即便没有穿坏就把它丢掉也不会心疼的那种随处可见的拖鞋，有一天我回家，它就不见了。丢了一双拖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再买一双不就得了，可人有的时候就会逮住一个机会爆发一次。儿子无辜地说他没把拖鞋藏起来，可我还是打了他的屁股。老婆告诉我是她把拖鞋扔了。我更为光火了，质问她为什么把好端端的一双拖鞋扔掉。既然扔掉了，为什么不买一双新的拖鞋，难道让我赤着脚？老婆说她太忙了，把买拖鞋的事给忘了。我拍了桌子，让她去楼下的垃圾桶把拖鞋找回来。过了好一会，老婆才回来，手里拎着一双新拖鞋。我的火消了，也没说什么，穿上拖鞋，把已经冷了的饭菜逐一放进微波炉里加热。随便吃了几筷子后，我去洗浴间洗了个澡，就上床躺着去了。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我见过那么多的罪犯，盗窃犯、纵火犯、强奸犯、杀人犯，我是如此痛恨他们，可那晚的我却跟他们如此相像，只是爆发的程度有强弱之分，所导致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罢了。”
光头陷入了沉思，我咀嚼着他的话，没捕捉到一点与我有关的信息，这让我摸不着头脑。接着，谈话似乎才切入正题。他正襟危坐，拿起话筒按了电话上的一个按键，可拨通后也没说话就把话筒放回去了。他一本正经，声音洪亮（仿佛换了一副嗓子），对我说：“汪卡的遗体已经火化了，我们联系不到他的亲属，他的骨灰就由你处理吧。”他拿出一叠钱，递给我说：“我们从社保局领了他的丧葬费，从中拿出一些钱用于火化的开销，还买了一个骨灰盒。剩下的钱就交给你，给他买个墓，树个碑，或者干脆自己花掉买酒喝，随你吧。”这时，一名民警敲敲门走进来，手捧一个黑不溜秋的骨灰盒，递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