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奇，并不清楚我目前的状况。我想，即使知道了他也不会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他来说，我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人物，是一个必需的却感受不到、无需却又强烈感受到了人物，就我个人成长的经验，我和他正在由亲密的分享日子的时光向着疏远甚至是破裂的时期过渡。他正上初中三年级，为中考做准备，承受着周边人群给他的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还有存在着的却又是荒唐的不可预测的有关未来前途的挤压。他的日子并不比我好过。
我啰哩啰唆写了几页纸，我是想说些什么呢？我是想让人了解我的处境？是想让人知道我和很多人、和这个世界一样进入了危机？是想倾吐我的失意？还是想要人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原是想开门见山的，我原是打算将下一节作为开始，我本来已经这样做了，我从那个电话开始——我一直以为整个事情起始于那个电话。我写到我在医院将要进入一个明亮简陋的房间见我的妻子，这时，我停住了。不是我卡住了，没了思路，那些情景依旧清晰的在我脑子里，不管我的语言如何，将它们表达出来，让人看得懂，我还是能够做到的。我只是突然想说点别的，或者也许是我心有余悸，不敢不忍回到那一刻。我喘会气，说点别的吧。在这种故事里能够说些什么呢？于是我就又写下了以上这些，是对自己的介绍也好，是一种背景也好，我把它们作为开始，第一节。
我在拖延时间，我在说一些很多人都遇到的问题，用那些看似危机艰难的事情做铺垫，我仍在犹豫，仍在害怕，仍在希求一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就像自己常常暗地里祈求这不过是梦一场。我不敢触及发生在我生活中击碎我内心动摇我灵魂甚至是改变我今后生活的事情。命运的盖子揭开了，我却没有勇气朝里面看一看。
2
接到那个电话是周一的下午，我正在公司里。已近年末，我以为这一年总算要熬过去了。当我接起电话时，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是个男声，语气听来非常突兀，使我一上来就听出这不是那种向你推销要你花钱的电话。
“你是吴先生吗？”
“我是。”
“吴文廷？”
“是的。”
“你老婆叫刘婧琳？”
“是，有什么事吗？”
我当时感觉到什么了吗？我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从锁骨下方到小腹以上的地方，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咯噔一下往下沉，很可能是心脏。
“你老婆出车祸了。”
“在哪里？”
“在我们医院里。”
她是周六出门的，告诉我与同事出去旅游散心，有一帮人。照之前说好的今天晚上回家。
电话里那人要我尽快赶到医院。医院在嘉兴。我估摸他们是在回家的高速路上出的事。
我站起身来准备马上出发，我站在办公桌前环顾四周狭小的空间，双手摸摸上衣口袋，再伸到裤兜里掏掏，我好像是忘了什么东西，还有什么未了的事情需要解决关照。其实我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正坐在电脑前与人聊昨天晚上的麻将。公司里的最后几位员工在外面的办公桌前同样盯着他们眼前的电脑屏幕，间或他们会有几句沉闷的对话伴随几声并不是因为开心而发出的笑声。这个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心里明白——已经到了没有谈论的意义了，他们很快都要离开这里，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等待，他们已经可以平静的接受这一切了，甚至比他们能够找到其他工作都觉得自然。可能他们也希望有想象得到的好运降临在他们老板身上，使公司能够重新运转起来，如果这样，那我与他们之间又多了一点共同点。
现在我知道那天出发前其实是因为我内心恐慌茫然不知所措所致，我已经意识到我老婆情况不妙，否则电话里那人不会不提到我老婆伤在哪里，是清醒还是昏迷，他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只一再的催促我尽快赶到。这个打电话的人真是为难，我估摸他从来没有打过这种电话，也没有人教过他该如何打这种电话。
天气寒冷，有阳光，光线透过厚重的云层，微薄无力，看起来乌云会越积越多，天气将要变得阴冷，但天气预报说是会多云转晴。市区道路上的汽车接连不断，但也没有堵得不像样子，城市的噪音像波浪一样在车外起伏，我集中思想开车，尽力不让自己去想我老婆的事，这时候我还较为平静，感觉上似乎只是要去处理一件平白无故多出来的麻烦事——一件在我懒散无聊心情烦躁的日子里发生的烦心事。
驶上高速公路以后，我开始猜测我老婆可能会有的状况。我没有往最坏的地方想，也没有觉得肯定会安然无事，我想的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昏迷、断腿、内脏某个器官受损？正躺在手术台上进行抢救？现在去想，我为两件事觉得奇怪后悔，一是我怎么没想到她其实已经是无法动弹了，否则不会不打一个电话的，不管她这个电话打给谁，如果不是我——她妈妈她爸爸，她最好的朋友，那他们也会转而告诉我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怎么会没在路上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去哪儿，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顶顶后悔的事，没有让我儿子事先知道，那怕是一点点的预感。
到了医院，我在一间像是诊室又像是办公室的门外告诉里面的人我找谁我是谁。房间里很多人，有警察有穿白大褂的也有穿便装的。他们没有将我领进病房，也没有要我去手术室门外等候。每个人都转脸看我，他们都很安静，我看到审视和躲闪的目光。一个医生——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给我打电话的人，而且，这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月后，这个人将会与我有一次不可思议的接触，他将向我揭开一个可怕的秘密，把我的感情、把我生活中的一段时间带入一片未知的惊心的戏剧般的领域——将我请进屋，要我在一把木椅上坐下。房间里非常简陋，除了桌子和对应的椅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墙壁是白色的，挂了两副褪色的和治病有关的宣传画。
先是警察查看我的身份证，确认我是刘婧琳的丈夫，并问我是否知道我老婆去哪了。在得到回答以后他拿出一个钱包还有手机，我认出那是我老婆的东西。我打开钱包，拿出身份证，看了一眼，说，是我老婆的。那警察转向医生，似乎是将一项艰难的任务交了出去。那医生并不看我，瞥了一眼警察，在我对面坐下来，沉吟着，最后似是鼓足勇气的把眼光落在我脸上，他很严肃，郑重其事地说，情况很严重，医院也抢救过。他停下来不说了，略微垂下脑袋避开我的目光以便给我时间去适应。我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注意到对方说的医院也抢救过这个说法。但我不相信或者说是不愿意往最坏的结果去想。我等待着，盯着对方，不是他的眼睛，而是他的鼻子嘴唇以及鼻子和嘴唇之间的那些地方。他的鼻子端正，线条分明，嘴唇厚实圆润，人中偏短。年龄？他的年龄也许和我差不多。他终于说了，已经救不过来，来不及了。他又抬起目光，你明白吗，真是叫人难过。
死了，已经死了！我脱口而出。虽说之前有那么一点没敢对自己说的预感，但我仍受到这消息的打击。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脑袋被某种热乎乎的东西冲击，一片混乱，根本没有意识此时自己的思绪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我的整个身体往下沉，几乎就要往前倾倒。但奇怪我撑住了，我看到对方那人在探询地盯着我，做出随时出手扶住我的准备。这时我又感到浑身冰凉。
周围那些人有人站着有人坐着，默默不语。我能感觉到他们一会看我一会又去看别的地方。刚才和我说话的那人掏出烟来抽，他没有给我一支，也没有发给周围其他的人。
我没有任何表示，只是低垂着脑袋，看着我脚边灰呼呼的水泥地。我在想我该怎么办，不是将来，是现在，是我现在该怎么办？是悲号还是哭泣抑或是喃喃低语，说一些这不可能这不应该发生的话，要不干脆高声来几句咒骂。总之，那几分钟我处在麻木的状态，内心、思绪、感觉都似乎已经枯竭停滞，无法做出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具有的反应。
有人提议让我去看看死者。医生嘟囔了一句，恩，去看看吧。他伸过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摇了一摇，我感受到他举动中对我的关怀和同情。我顺从地站起身来，一副听人摆布的样子等着别人领我去看我死去的妻子。
他们没有把我领到太平间地下室一类的地方去。是一间病房，狭长，一排五张病床。每个床头对应一扇窗户，房间里光线充足，但色彩单调，几乎全是白色，长久的已经褪了色的白色。
进门第一张床上有人躺着，用一大张白布盖住，从头至脚。我意识到那一定是我妻子。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那张白布不够洁白。
我曾经在面对其他死者，站在与我不太相干的死去的人边上时想过，如果一个与我朝夕相处的人突然一动不动，死了，躺在我的面前，我会有什么感想，什么反应？
现在，我遇到了。
有个人把白布掀开来，露出脸和肩膀。
一切，场景、人物、方式、时间，甚至于光线，都是那么虚假。没有给我一点真实的感觉。就像是一场戏，一种仿佛是拍电影的场面。只要有谁叫一声，给一个指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放松下来，笑出声来，我老婆也会睁开眼，坐起来。
但无疑，那是一张死去的脸。
对我来说，与她平时睡在我边上时并无多大区别，平静，我觉得这两个字并不能确切描述她这时候的状态，但我看不出她的状态还能用什么其它词来描绘。她的脸色惨白，表情呆板，但于我看来，她没有死，随时随地会睁开眼，一笑，吓我一跳。
我走近，倾下身体，用手掌贴住她的脸颊，我想拍拍她的脸，想捏一捏，但我没有。好像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她真的死了。身体里某个绷紧的地方突然裂开来，我软瘫下来，伏倒在床边。我没有哭，也没有晕厥，只是感到浑身无力软绵没法撑住自己。
有两个人把我架起来，放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他们让我坐在那里，面对我妻子。他们走出去，关上门。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让我坐在那里有多久。
后来，我站在走廊上和他们谈论这场事故和怎样处理我妻子。
警察告诉我，开车的不是我老婆，其实当时车是停着的，虽说这样，她也不是没有责任，责任最大的当然是撞上来的人，但与你老婆同一辆车里的人，那个开车的，也有责任。有点复杂，却也简单，主要是责任划分的问题，谁更大一些，谁更小一些。你不用担心，主要责任是对方的，一切应得的赔偿都会得到。
这时候我想起车里的其他人，其他人怎么了，情况如何？
总共两个人。警察说，驾车的叫石凡平，你认识吗？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名字我听说过，是我老婆的上司。我没见过他。就两个人吗？就他们两个？
“是的，那男的坐在驾驶座上。”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但我仍然很快地意识到他们两个在同一辆车里意味着什么。
“认识吗？他是你们什么人？”
我认识他吗？我觉得我的表情显示出我是认识这个人的，知道此时此刻他们两个人应该在这一辆车里。
“是同事，去杭州办事情。”
周围的那几个人表情没有变化。我转眼去看医生，问，“他怎么样？受伤了？”
“嗯，”他点头，“伤得不严重，一点皮外伤，脸上和膝盖。”
很显然，我露出惊讶的表情，这怎么可能，同一辆车里，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什么事也没有。我几乎要叫出声来。
“车祸的详细过程等会我们会跟你说，这里的事办完了，我们一起去交通队，会告诉你整个事情的过程，还有很多善后的事情。”警察用安抚我的口气。
“你要去见见他吗？”医生问。
“他在哪里？”
“在观察室。”
我摇头，没做任何考虑，“不，不见，等我知道全部过程后再说吧。”
大家都不说话，我也无话可说，三个人站在我边上。走廊里和这个医院其它地方一样，单调乏味，四周的颜色都是医院里常见那种陈旧的浅色，白色的墙壁，灰色的布满黑点的光滑地面，锈迹斑斑的金属窗框。天气转晴了，太阳正在西落，阳光在窗外显得乏弱无力。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没去看四周的这几个人，我一片茫然，脑子里不是混乱就是空白，内心痛苦异常，这时候，我真希望有认识的人在我身边，但我又没任何打个电话找一个认识的人说一说、问一问的愿望。
“我老婆怎么办？”我问。大家默默无语，也许他们在等我说些什么，看我需要做些什么。
“让你们上海殡仪馆的车来拉走，今天，明天也可以。”
“她不能回家了，不能先带她回家吗？”我脱口而出。
他们用理解的眼神来回应我的这些话。
“到办公室里吧，到办公室里说。”
我随着他们走回先前的那间房里。
一进到那屋里，先前凝滞沉闷的气氛很奇怪的感受不到了，他们显示出一派公事公办加快效率的样子。有人把我妻子的东西放到我面前，有人拿来死亡证明等我签字。他们都不说话，没有催促，但看得出来，他们想尽快结束此事，好让这房里换上另一种最起码轻松一点的气氛，而我是做到这一点的关键。
我尽可能快的看了一遍我妻子的所有东西，都放在她的手提包里了，手机；钱包——里面有一沓钱，也许两千块，身份证，几张信用卡，我儿子的照片，她自己的照片，没有我的；漱口液；清洗液——这东西我拿起来瞧了瞧，又自觉在这种地方仔细看似乎不妥，是之前用还是之后用？面油；口红；内裤；一些票据，还有两样我很熟悉的东西，戒指和项链。查看完毕，我把它们塞回包内。
“那个人的东西呢？我能看看吗？”
“在他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