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他决定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电话簿，删掉那些没用的电话号码。他决定删掉的第一个联系人叫****洲。
虽然这个名字很陌生，但他还是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人是谁。
前年秋天的事了。那时候，他刚失恋，工作也没有着落，他决定去香山上散散心。从香山上下来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在路旁卖书的人。他凑过去看了看，发现这个人卖的是他自己写的诗集。这让他有些诧异。会有人买吗？他站在一旁看着，还真有不少人凑过去看，也真有人掏钱买。他想起自己写过的一百多首诗，不禁有些心动了。
“您好！”他对诗人说，“这都是您写的诗？”
“是啊！”蹲在他身旁的女人抢着说，“看看吧，写得挺好的。”那个女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应该是他的妻子。
诗人面前一共摆着三本诗集，每本十元。他翻了翻，感觉里面的诗歌写得还不错，便掏出十块钱，买了其中的一本。
“你就靠卖诗为生吗？”付钱的时候，他问道。
“是啊，”诗人还挺热情，“卖得好的话，一天也能卖出三十多本。”
“能赚到钱吗？你印这些书也得花钱啊。”
“一本书成本费只要四块钱。”
“我……我也写过一些诗。”
“是吗？”诗人的语调明显高了起来，“你要想出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印刷厂。你写的诗大概有多少首？”
“一百多首吧。”
“够出一本了。”
他们约好第二天再好好谈谈出书的事。次日，当他再次来到香山脚下的时候，诗人还在那里买诗。一看到他，诗人立即将“诗摊”交给了他的妻子，提议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谈谈。
他们顺着一条小道来到了梅兰芳墓地，此处离香山入口处不过几百米，但是同入口处的喧嚣庞杂相比，这里显得格外的幽静。他虽然来过香山多次，但从不知道有此佳处。墓碑上只有这样几个字“梅兰芳之墓（1894—1961）”。想起梅兰芳生前的大起大落，他唏嘘不已，难以自制。
他们坐在墓地前的长凳上，随意聊着。诗人很健谈，他不停地讲着他这些年卖诗的心得和经历。初中毕业后，他去东莞的工厂打过工，因为受不了工厂里压抑的环境，他决定带着他写的诗去浪迹天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个印刷厂的工人，那个工人因为在厂里有关系，到处接私活，帮别人自费出书。他说那个人跟他相谈甚欢，最后他决定帮他出诗集，不收一分钱。自那以后的二十年间，他一直靠卖自己的诗集为生。
他将自己写的诗拿出来给诗人看。诗人匆匆读过之后，赞许有加，他说他的诗让他感觉很亲切。接着，他说他可以帮他联系印刷厂的人，只要四千块钱左右就可以出一万本。
“现在出书不能只靠卖字了，还得注重设计感。”诗人说，“我认识一些排版的人和插画家，我可以帮你联系他们。”
事情从这里开始就有点超出他的控制范围了。最后，在难却的盛情之下，他跟着诗人一同前往住在附近的一位画家家中。诗人说他诗集里的插画全都出自这位画家之手。
他站在画家楼下喊了几嗓子，画家便从窗户口伸出了脑袋。他冲他们挥挥手，示意让他们上楼。家中十分简朴，除了一个杂乱无章地摆满书的书架之外，最显眼也是最精致的家具大概要算那一套古色古香的茶桌和茶具了。主人大概四十来岁，同诗人年龄相当。他用那套茶具小心翼翼地沏着茶，茶杯非常小巧，他用镊子将它们夹起来，摆放在他们面前。在了解来意之后，画家露出了笑脸。他说没问题，他不收一分钱，只是最好让他先看看诗歌，这样他可以为诗歌配上意境较为接近的画。于是诗人把他的诗歌转交给了画家。
就在这时候，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走了进来。画家向他们介绍道：“这是我的爱人。”就在这时候，一直盘旋在他脑海之中的眩晕达到了顶峰，他不禁生出今夕是何夕的感慨。他感到他来到了一个只存在在书籍里的纯真时代。爱人坐在画家旁边，静静地看着书，一言不发。
他忘了他们后来都聊了些什么了，只记得在聊天间隙，他瞥了一眼画家的书架，看到了尼采和荷尔德林的诗集。临末，画家对他说，回去时记一下路，有空一定要上山来玩。
回去后，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最终拒绝了诗人和画家的好意，虽然他借点钱也能凑出四千块钱，但是他尚未具备去街头卖诗的勇气，而且他并不看好那些买诗的路人的动机，他觉得那些人只是在猎奇，并不是因为真心喜欢他的诗集才买的。他们的生活固然令他心生羡慕，但是说不出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无法过上那样的生活。至少目前还不能。
他给诗人发了一条短信，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诗人回复说：“没关系，我挺喜欢你写的诗的，一定要坚持写下去，有空上山来玩。”
他一直留着那条短信，但是自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他决定删掉的第二个号码是他的大学同学邓小龙的。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先后来到了北京。不过由于两个人的休息时间都不固定，他们很少聚在一起。
小龙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有时候很难弄清楚他是认真的还是只是搞笑而已。比如小龙一直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跟他擦出思想火花的人。
据小龙讲，他小时候算得上是半个神童，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能在三秒钟之内用心算算出三位数乘以三位数的得数。他经常在亲戚面前表演心算。他也凭借着天赋顺利地渡过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一直都没有好好上课，念高中的时候就跟不上了。他说他上小学美术课的时候画了一幅画，美术老师看过之后惊呆了，感叹道：“这完全是印象派的手法啊！”但由于父母反对他画画，认为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职业，他的这一天赋也荒废了。
大学毕业后，他考了几次公务员但都没有考上。后来他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里做文秘。据他说，他们公司的老总是一个盲人，这个盲人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一天，老总把他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这个公司太小了，你待在这里太屈才，我推荐里你去新华社做编辑吧，我正好知道他们那边空缺一个职位。小龙自然欣然接受了。然而等他辞职后，他左等右等了两个月，也没见新华社那边有什么动静。小龙说，他感觉自己被骗了。
那天，他打电话给小龙，约他出来吃个饭。他说他没时间，他得去见那个盲人老总，请老总吃个饭。
“请他吃饭？你不是被他骗了吗？”
“我这个人一直是以德报怨啊！他对我还是不错的。”
同以前一样，他弄不清楚小龙说的是真话还是只是在搞笑。
后来，在家里亲戚的帮助下，他去美国念研究生去了。自那以后，他们再次失去了联系。
他忘不了他曾经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好地传达出了他身上独有的一种坚强的方式。那次他，小龙还有和他一起合租的哥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小龙举起杯子对另外两人说：“来来来，敬你们蚁族一杯！”
“你不是蚁族吗？”他反问道。
“只有内心怯弱的人才会承认自己是蚁族。”他一字一句地说。
但愿他在美国一切都好吧。他一边这样想，一边删掉了他的号码。
第三个人叫郭采洁，是他在书店上班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才上高二，暑假来店里打工。女孩家境很富裕，高中毕业后就要去法国上大学。她分不清湖北和河北的区别，却清楚地知道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都有哪些店铺。
“你再说，我就一脚把你踢到塞纳河里去。”在电话里，她这样跟自己的朋友开玩笑。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女孩跟他说，她现在正在跟一个印度的工程师谈恋爱，而那个工程师已经结婚了。有一天，她上晚班，中午，她气喘吁吁地跑到店面，差一点就迟到了。
“今天过得太销魂了，”她边喘着粗气，边对他讲，“我今天上午去见工程师了。谁知道，他老婆半路跑回来了。我赶紧躲到衣柜里。最后还是被他老婆发现了，我衣服都没穿呀。不过，他老婆没说啥，只是叫我快点走。太窘了。”
她眉飞色舞地讲着，他胆战心惊地听着。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你很爱他吗？”他不解地问道。
“爱印度阿三？太搞笑了吧。我只是觉得很好玩。你不知道，她老婆赶回来的时候，那个印度人脸上的表情，太有意思了。”
他是不知道，他永远也不想知道。他在想，等这帮小孩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时候，他该怎么办。他突然生出一种老无所依的凄凉感。他的眼前出现这样一幅场景：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等死，而窗外的一切是依然是那么的欣欣向荣，房子越建越高，地铁越修越深，年轻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厚。
他摇摇头，删掉了郭采洁。
接下来看到的这个人叫李晨飞。这个人是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在中国传媒大学里遇到的。
那天他有两个面试。中午路过中传的时候，他决定去里面逛逛，顺便吃午饭。他曾报考过这所学校的研究生，但没有考上。吃完饭后，他坐在树荫下乘凉，等待着下午面试时间的到来。这时候，一位拖着行李箱的哥们问他学校里面哪里有取款机。正好他刚才在食堂旁边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取款机，便指给了他。他让他帮他看一下行李，他要去取钱。
“卡里就剩两百块钱，看来今天晚上只能在学校里找个地方睡了”，取钱回来后，他说。他肯定以为他是中传的学生。
“我也不是中传的学生。我刚好路过这里。”他解释道。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北京工作太难找了。你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呢？”
“也在找工作。”
“是吗？那你住哪儿？”
“住同学家。”
“你还有同学，不错。”这时，他掏出一个SONY的相机说，“我想把这个相机给卖了，我上个月刚买的，花了一千多块钱。我就打算卖五百块钱，你说会有人要吗？”
“有，肯定会有人要的。你可以在这学校里试试。”
最后他们互留了电话，互相说了几句鼓励对方的话。一看时间差不多了，他起身走了。他最后回头看了看他，他低着头，双手耷拉在行李箱上，中传的学生在他身旁悠闲地走着，他们肯定不会知道这个年轻人来自何方，更无法体会到萦绕在他身上的勇气。
那个人给了他继续北漂下去的勇气，他有好几次在电话簿里找到李晨飞这个名字，想给他发条短信，不过最终他没有联系过他。他心里一直害怕他会要他帮他。可他什么也帮不了。
孟阿姨。
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心里一惊。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候他大概只有七八岁。暑假的时候他去爸爸的单位玩，住在单位的员工宿舍里。
在爸爸的宿舍隔壁住着一位孟阿姨。那个阿姨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跟他年龄差不多。他经常去找她们。有一天晚上爸爸加班，他便去敲阿姨家的门。过了半天，阿姨才衣冠不整地将门打开。双胞胎不在家，他正准备回去。孟阿姨很热情地拉住了他，说进来坐坐吧。她随手关上了门。他看到阿姨家的床上摆着很多画，画上面都是些没穿衣服的男女，做着各种奇怪的动作。
阿姨拿起其中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用双手捂着自己的胸部），对他说：“你看漂亮吗？”
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接着，阿姨说，天太热了，她要脱衣服。不一会儿的工夫，她脱得只剩下胸罩和内裤了。就在这时候，他听见爸爸在门外说话的声音，他立马冲了出去。
不过，他知道这个号码不是那个阿姨的，而是他来北京后认识的另一个孟阿姨。那个人是他之前室友的亲戚。室友看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便告诉他他有一个亲戚在北京开了一家婚庆公司，现在正在招人，问他感不感兴趣。
他不感兴趣，不过他还是去了，因为身上已经没剩下多少钱了。面试期间，她拿出一张纸，让他写几个字。他问写什么呢，孟阿姨说就写你的名字吧。他写完后，孟阿姨说他太内向了，公司更需要外向活泼一点的人。
通过测字来招人，这还是他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招聘。不过让他记住这位孟阿姨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临末，她硬要塞给他两百块钱，说是当做电话费用。她说，电话一定要保持畅通，一方面保持跟家里的联系，另一方面能让招聘的公司随时联系上你。
他百般推辞，但实在是盛情难却。她将钱塞进他上衣口袋里，笑着说，假如你以后混好了，没准还能帮我一把呢。
后来他打算把钱还给他的室友，但是室友却说什么都不要。再后来，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杨一是他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之后，他们一直没有联系过。去年，他们在北京地铁一号线上偶遇，互留了电话号码。
“是你呀？什么时候来的北京？”他问杨一。
“昨天来的，我来北京出差，只待三天就走，所以都没有跟在北京的同学联系。”一身西装革履的杨一解释道。
杨一开了一家英语培训公司，听说混得不错。读高中时，他的英语成绩并不好，不过每次上早自习数他念得最大声的。班上的同学对他多有揶揄。
后来的同学聚会上，高中的同学们提到杨一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有人说，上大学时，他每天都在教学楼楼顶大声地背英语，被学校校长发现并表扬后，他成了学校里的名人；有人说，他在学校组了一支乐队，担任乐队主唱，乐队只唱英文歌，在当地颇有名气；又有人说，他跟他们学校的英语老师好上了，那个英语老师长得十分婀娜多姿；最后听人说，那个老师嫌他没前途，跟他分手了，在毕业演出晚会上，他当着那个老师的面，将乐队的吉他和架子鼓全都砸碎了，震惊全校。
这些他都没有亲眼见过，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上高二时，一天晚上纪律委员看到他跟同桌说话，便把他的名字记在了黑板上，同他的名字记在一起的还有赵磊和杨一。那天，他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竟跑到黑板上把他的名字给抹掉了。这时候，正好班主任周老师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周老师问。
“我今天值日，记说话的人。”他也是班上的纪律委员，情急之下，他撒了一个谎。
同学们忍住不敢笑。赵磊翘课走了，周老师便把杨一叫了出去。在走廊里，周老师狠狠扇了杨一一个耳光。虽然杨一的名字不是他记上去的，不过他一直觉得自己有愧于他。
电话簿上最后一个名字是曾倩。这是他的小学同学。他们最后一次联系是在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曾倩不知道从哪儿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一天，她给他电话说她想考他们学校的研究生，想跟他要一些资料。
在那之前，他们至少有十年没有联系过。她比他小一届，在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在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镇上有一场规模空前的小学生文艺汇演，他们俩一起表演了黄梅戏《打猪草》。这曲戏讲的是，一个农村姑娘采猪草时不小心弄坏了一棵竹笋，被看护竹园的男孩发现了，男孩一定要女孩赔偿，女孩大哭。最后他们通过对歌化解了矛盾。戏纯洁得就像那时候的他们。戏里面有一个情节需要男孩牵着女孩的手，在正式登台表演前，他们每次排练排到这一幕时他都只是象征性地牵着她的袖子。每次排练这场戏时围观的同学们都在一旁乐个不停。
那天，她给他打电话时，他听不出来对方是谁。
“你猜猜看？”她笑着说。
“猜不出来。”
“《打猪草》，还记得吗？”
“哦，是你呀，曾倩。”
后来，她没考上他们学校的研究生，被调剂到了内蒙古的一所高校。他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在他删掉曾倩的号码时，他在想，也许在另一座城市，在********，在乌鲁木齐，在成都，在黄冈，有人正做着和他一样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地删着电话簿里的无用的电话号码，而其中被删掉的一个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