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洪水那年发生的第二件事是母亲的消失。
那年夏天，雨一直没停过。从早上起床，天就是灰蒙蒙的，有时候雨停了，就看见大片大片的烟云从天空迅速掠过去。我和妹妹和往常夏天一样，把凉床抬到门前的走廊上去睡。但雨太大了，溅在凉床的竹篾条上，毛巾被都湿漉漉的。
父亲不肯牵有线，仅有的本地电视台一直是报道汛情，每天里各条河流离警戒水位还差多远，或是超了多高。
我和妹妹简直没有任何事可以干，雨停的间歇，我和妹妹就去镇上大伯家找堂妹玩，借此也躲避父亲在家的滞重气氛。
“那时候我们常听住在江边的同学说，夏天发大水，在自家的西瓜地里就能见到飘过来的溺尸，你还记得吗？”
很多年以后，我和妹妹谈起这些年来家里的事。
“怎么了，”我问。
“镇上的每一条河都是通往汉江的。”
“嗯，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谁知道呢？妈那时候是考上了大学的，但她的老师不相信她的预估成绩，劝她填报了中专读师范。妈以师范学校第一名的成绩分配回镇上，每一次公开课都是一等奖。但是那又怎样呢？”
“什么意思啊，那又怎样？”
“就是那又怎样啊？父亲年轻的时候不是也什么都会吗？他本来是在中学教英语的，还会画画，最后是什么样子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那年夏天河道泄洪的声音，每条河道不管绕过多少村庄和农田，最终都通往汉江。
“那时，我们隔壁那个很热情的杜老师是大伯的外遇对象，两个人经常给妈气受。”
“嗯。”
“你上初中那一年，妈半夜里经常来我房间睡。我听见她在哭，爸过来叫她，她也不愿意回去。”
“嗯。”
“大伯调到中心小学后，说是兄弟俩不可能一个当校长，一个当教导主任。爸妈承包的学校的橘园也被大伯低价转手让给了别人。爸后来办了停薪留职去城里帮大姑家看分店，一个月给他八百块钱。”
橘园转手卖给别人后，父亲就进了城，那是大洪水之后的第二年。
临走前，幺姑爹请大家到他家聚一聚。说是家族聚会，但因为幺姑和姑妈不睦，没有请姑妈一家；大姑一家说夏天太忙，也不回来；小姑去了城里给大姑帮忙，也不回来。到场的只有大伯家和我家。爷爷得到消息，也气冲冲赶过来，他没说话，只把帽子摘了放在桌子上。闻得爷爷生气了，大妈也便关了商店门，赶了过来。
“老爹，老三是停薪留职，不是什么坏事。上面是说兄弟俩一个当校长，一个当教导主任不合适。再说弟妹没了，家里少一个人收入，磊磊又马上就上高中了，花费大，老三也要预备着。这是老三的中专同学在南方学校当了教导主任，我们都认识的。他请老三过去教英语，老三以前就是学英语的，再捡起来也快。”大妈费了好大劲解释。
“是啊，”父亲也放了酒杯，住了筷子。“听说马上还有政策下来，说鼓励转岗，就是保留百分之八十的工资，鼓励富余人员自主创业。我哥哥是校长，这点事帮我办下来肯定是没问题的。到时候拿双工资，更牢靠一些。”
大伯听了父亲的话，眼睛低着，表情笑笑的。
爷爷没有吃饭，听完了就回去了。
父亲终于是没有去成南方，转岗的事并没有办成。他把家里多年里剩余的备课本、白纸收在一个包里，元宵一过，就跟着大姑的车进了城里，帮大姑家看新建材市场的分店。
我和妹妹原本就借住在大伯大妈家里，这下就住下不走了。半年之后，我升上了城里的高中，也到了城里。高中是寄宿学校，只有月末放假，每个月我从城市的西南角坐两个小时的公交到建材市场找父亲拿两百块钱的生活费。
那时候，建材市场附近还是荒凉一片，公交也只有两路。我要在火车站转一辆通往郊区的车才能到达。市场里都是一排一排的仓库，我按着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仓库号找过去才找到。
仓库没有吊顶，父亲在门口摆一张写字桌，旁边的水池边架一个液化气灶做饭，睡觉的地方在一堆一堆小山一般垒起来的瓷砖堆中间，是一间用三合板隔出的全封闭的箱子般的小屋子，里面有一张床，床头一个纸箱放着衣物，另一头一台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调到底也只有一个地方台。
一到天黑，市场就没什么人了，大多数人都回市里了。父亲和隔壁一些住在这里守仓库的人说说话，稍晚一点就睡了。那年过年，父亲像远行的人一般给奶奶买了香梨、草莓等冬天镇上不太好买到的水果带回去。
奶奶说：“老三，你怎么冬天还晒这么黑，人也瘦了。”
“那市场里一棵树都没有，夏天里只有水泥地，冬天里又都是大北风，又是烤又是吹，怎么会不黑。”小姑说得极其夸张。
奶奶怔了半刻。
小姑又说：“现在流行以黑为美，以苗条为美。”
“一个人简单，夏天太热，煮一盆米茶就吃够了。冬天里我每天早上起来擦一遍身子，瘦是瘦了，但肯定是更健康的。”
“城里人是爱干净一些啊，冬天那么冷，还每天洗澡。”奶奶说。
“对，早起擦一遍，整个人都热和了。”
那里和我念书的学校简直不是一个世界，一开始我会在那里住一晚，后来只想立刻离开。
我对父亲说：“爸，我办银行卡了，你每月可以把钱直接汇到我卡里面，比较方便。你给我了我也是先存在卡里的。”
“你还是过来拿吧，省得花那几块钱手续费。”
“同城转账不需要手续费的。”
“那这里也要坐车出去才找得到银行啊。”
后来，妹妹也上大学后，我曾跟父亲一起去帮妹妹汇过一次钱。父亲往窗口递进四百块钱，里面的工作人员说了好几遍什么，父亲才听清，又递进几张零钱，大概是手续费。那名工作人员把钱放进验钞机验了两遍，父亲犹豫着又递进去一张钱。
“夏天到了，多给妹妹一百块钱让她买件衣服。”父亲像是怕多给了妹妹我会生气般解释。他也许不知道那时候一百块钱已经买一件好点的T恤也难了，也许他是知道的。
这时，那位工作人员却发了很大的脾气。那时候的银行柜台还没有话筒，所以她虽然在柜台里吼得非常激动，父亲还是没听见。父亲用课堂上的普通话对着递东西的小槽说：“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对方像是妥协了，把钱一起转入了父亲递进去的账户。
最后的收据父亲小心地叠起来放进口袋里收好，他连一个钱包也没有。
从前，在我刚上初中，父亲为我交第一笔学费时，曾一起拿给我一个现金收支明细册。
“你以后把我给你花的每一笔钱都记下来吧。”
他的表情很严肃，我感到很灰心，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等着将来问我讨是不是呢？我没有用那个本子，我一笔也没有记。
工作人员没好气地把核对单扔到小槽里，父亲拿起来仔细看清楚，才签字。他的字还是那么小，他写字还是那么认真，嘴抿着，像是使了很大的劲一样。手先在空中虚晃几笔，像是在找准汉字的架构，之后才认认真真签上自己的名字。
高中的时候，文科综合的主观题试卷经常需要写好几千字，很多同学经常没地方写，但班主任在我的试卷上总会批注：字写大一点。第二次考试我注意了，写得大了些。第三次试卷发下来又会批上：字又写小了。那大概是我改也改不掉的东西吧。
出了银行，路过一间卖牛奶的商店。我想要父亲给我买一箱牛奶，但心里算着：已经给妹妹汇去五百块钱了，只剩三百了，父亲这个月没钱了。我说：“哎，都好贵啊，最便宜的也要五六十块钱。”我犹豫着，希望父亲能说一声“没关系，喝了对身体好，想喝就买一箱吧”来安慰我。但父亲终于是没有说，我们于是就出了商店。
小时候，父亲是最舍得花钱的。
有一次，小孩们说起亲戚家谁最有钱的问题。
“那必定是大姑家了。”杰堂妹说。
“剩下的呢？”大伯问。
“是小叔家吧。我觉得小叔家什么都有，每次吃饭菜也最好吃。”
那时候，父亲不肯把生活费给我汇进银行卡里，是因为银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实在是太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