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中，贫民窟往往是这样的一片景象：大面积的拥挤的住宅区，数不清的人从各处移民过来聚集在一起，狭窄的街道、污水肆掠、臭气熏天，简陋的房屋、屋漏逢雨、阴暗潮湿……这似乎是一群从乡间移民过来的失败者的聚居地，在我们眼里，他们可能是社会文明的一颗毒瘤，希望除之而后快，于是许多国家开始了贫民窟的清除计划，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麻烦，个中原因也许在于我们没有对于贫民窟的正确认识，也许我们所持的恰恰是错误的观点。对于这种错误的观点，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勾勒了一幅清晰的画像，破除了我们对于落脚城市的错误想法。
桑德斯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按作者所说，“养成了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在这些社区的观察使得作者形成了一种异于主流观点的认识，那就是坚持认为贫民窟并非是有害于城市化而是有利于城市化的，贫民窟只是一个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阶段，这里面的人无不执着地想要奔向城市，摆脱贫穷的局面，这里是城市化的真正希望所在。作者认为，落脚城市不但聚集了处于过渡期的居民——外来人口一旦到了这里，即可转变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里享有长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处于过渡地区，随着城市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展，这里的贫民区会逐步被融入到城市，从而从地域上成为城市的一隅。然而，也不是所有的贫民窟都能被称为落脚城市，作者依然做出了一些界定，作者认为最肮脏粗陋的贫民窟往往不是乡村向都市变迁的地点，这里没有吸引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诞生不了中产阶级，从而形成融合的过程很缓慢的现象。基于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落脚城市的错误印象，我们有必要对落脚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和功能做出剖析来突显出它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落脚城市并非失败者的聚集地，相反，这是一群很有创造力的群体。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大的革命或者是大的城市的兴起都受到了落脚城市居民的巨大影响。先说说革命，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便是一例，发动这次革命的主要群体便是移民。巴黎在1789年官方统计人口是五十二万四千人，那年农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于是大量的农民为了生计涌入到巴黎，于是巴黎的人口膨胀至七十万。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只能在拥挤的房间里面睡觉，即使来到城市也不一定会找到工作，不一定会有面包可吃，他们生活在困苦之下。更令他们担心的是，前些年盛行的落脚城市的兴起却也在此时陷入了停滞状态，要是在以前他们不得不返回乡村，然而现在乡村亦有饥荒，他们无处可去，只有留在巴黎，社会笼罩着不安定的因素。后来发现，在攻占巴士底狱的那群人中，乡村移民占据了大多数，他们无疑主导了这次革命。据马克思后来所说，法国大革命之后之所以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因为这一群乡村居民的干预，然而他没看到的是，正是这一群人造就了法国大革命。
再来看一座城市的兴起，这座城市叫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首都，古代的君士坦丁堡。20世纪50年代是土耳其发展的关键时期，总理曼德里斯致力于终结该国以小农为主而且仅够糊口的小农经济体系，转而发展工业经济。城市于是有了巨大的吸引力，许多移民从乡村奔来居住在市郊边缘的落脚城市里，这本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然而政府却对这种移民很是畏惧，于是发起拆除。矛盾便由此而生，落脚城市作为一种挑衅力量一种与旧市区冲突而逐渐发展，这些人组建了自己的联合组织五月天社区，希望争取自己的权利，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逐渐兴起。然而，在军事独裁统治之下，这种力量最容易遭到打击，于是很快受到镇压。后来随着军事独裁统治的结束，他们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承认，组织的头脑也被放了出来。在这之后，政府愈加重视这片区域，他们的政治围绕着这片区域展开，到了后来落脚城市逐步吸收了旧城区，形成了伊斯坦布尔的新面貌。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落脚城市的人群往往具有很大的历史创造力，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一旦兴起便是一股很大的势力，一股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势力。除却历史，我们透过现今的一些现状也可以看到落脚城市的重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深圳突然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按官员的说法，农民工每年都会过年回家一次，然而这一年却有将近两百万人没有回来。他们起初以为是工资的问题，于是不断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然而仍然没有效。著名的历史学家****向深圳官员提供了一条建议，就是鼓励贫民窟的存在。在深圳，农民工们没有廉价房的居住场所，他们为了住房会花去许多的钱，以至于成本太高。因此落脚城市无疑是一个担任缓冲地带角色的最好选择，农民工们在这里居住生活，有足够的心力去努力工作，从而努力融入城市。此外还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孟买的湿婆神军党，都可以看出落脚城市群体已经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从落脚城市的功能或是优势来看，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希望的地方，移民们从乡村而来，居住在这个破败的地方。他们努力工作，为的是能够融入这个城市，让自己的家庭摆脱乡村的生活。因此，当他们努力工作获得收入之后，他们往往会将钱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之中，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进而，也许他们这一代移民无法成为中产阶级以融入城市，他们的子女由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会有更大的成就，从而摆脱乡村摆脱贫民窟进入到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贫民的希望，同样也是城市化非常具有希望的一个地方，众多的手工业者汇聚在此，他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些地方附着在城市边缘，会成为城市化的第一站；第二，这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无数的人聚集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辛勤劳作，一旦立足就会带来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乡村的迁徙，就是所谓的“小移动，大迁徙”。在我们国家也可以看见这种现象，做一种手艺活的往往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扎根之后，就会让家乡的人一起跟着来。按社会学家蒂利的研究，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迁徙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循环式移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周期性摇摆；其次是职业移民，到城市里从事技术性工作或进入政府；最后是连锁式移民，“通过一套社会架构，由迁徙目的地的人口为新来的居民提供援助、资讯及鼓励，而促成一组组相关的个人或家庭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移民都属于第三种。在这座落脚城市里面，来了一批移民，通过努力进入城市之后，又会有新的一批人进入到这里，这里就是一个希望与流动的大熔炉；第三，这是一个很密集的地方，正是因为密集，所以才有人际交流、守望相助与创业的可能性，相反作者提到，一些国家对于贫民窟的改造，建一些高大的的大楼，彼此之间很空旷，到后来这里变得特别冷清，毫无生气，看不到任何再继续发展的希望。因此，在密集的环境之下，人们能够更好地形成交流，无论是促进创业还是形成一种崛起的政治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
由上观之，贫民窟也许并不是一块城市化的毒瘤，相反正是这些地方造就了城市，为城市输送人力，并将在未来成为城市。我们对待贫民窟的错误看法，将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犯的巨大错误之一，我们希望将其拆除，只是出于我们的感官感受，而没有去理性地思考其所具备的作用。我想，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一问题，无非具有两个办法。第一，从根上解决，加大对于乡村的投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减少人们移民迁徙的欲望，甚至于让乡村变得跟城市一样好，在这方面，土地私有化将是非常有力的一项举措；第二，对落脚城市加大卫生、教育和住宅的投入，将落脚城市与城市紧密连接起来，从而加快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步伐，这两个举措无疑是并行不悖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也许落脚城市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落脚城市不会单纯地附着在城市边缘，而会成为城市本身，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打压它，而是顺应潮流，任其发展，让其充当贫民与城市化的希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