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寿彭一起到了哈佛大学，他在心理系工作，让我做他的助手。
但我真受不了他们拿兔子、狗或者猴子做实验。为了验证没有小脑的狗还会不会摇尾巴，于是就把狗脑子切掉一块；或者为了验证公猕猴切除了睾丸之后社交行为会发生什么改变，就把公猴子阉掉。
从那时我就明白了，迟早这些西方的科学家不会满足于在这些类人猿身上做实验，一定要在人身上试验，而且他们的方法就跟对待可拆卸零件的机器或者数学题里随意变换的参数一样。
我问张寿彭，如果将来有人想研究一个女人有了阳具之后会有什么心理变化，那他们一定会把一个男人的阳具切下来给女人安上吧？
张寿彭笑了笑说：这就是西方的赛先生。你要做的是不要成为那个男人，而且避免爱上那样一个女人。
我利用多余的时间写了一本《春宫》，介绍中国古代的性爱文化，没想到一炮而红，邀我讲学的信件和电话让我应接不暇，张寿彭帮我处理得不耐烦起来，说我俩的主仆位置“颠鸾倒凤”了。
看来我从小接受的纯正英文教育起了很大作用，不论是写作还是演讲都能驾驭自如。
在洛杉矶演讲的时候，一个lady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古代的裸体画都是在画做爱，作用类似于催情药，而西方的裸体画却能发展为艺术？”
我说，“中国古人看来，做爱本身就是艺术，而且是一种双人互动的艺术，看春宫画是前戏的一部分，古时还有用镜子放在床榻旁，边看边做呢。只有一个观念开明的社会，人们才会如此认真而尽情地享受性爱。听说你们基督教认为做爱如果不是为了生孩子就是邪恶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几千年下来，生的人还不如中国多。”
一个男人粗鲁地问，“在麦克维尔修铁路的所有华工中，没有一个男人的阴茎比我的更长，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老是被我们打败的根本原因吧。”
“是吗？如果我能打倒阁下，是不是不用脱裤子也能证明我的阴茎比你的长呢？”
他走到我面前，轻蔑地笑了笑，“在麦克维尔，还没有一个华工能打赢……”
还没等他说完，我一个鹞子翻身跃过讲台，一只胳膊按着讲台，身子横飞而起，凌空一脚踢在他下颌上，他应声而倒，在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还没等举起拳头，便又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下颚重击之下，人会暂时昏迷，广洽很早就告诉过我。
人群中反倒响起来了掌声。
美国人就这样，讲一堆大道理，不如亮亮肌肉，这民族有种欠扁的劣根性。
在鼓掌的人中，一个女的丰姿绰约地走过来。
竟然是白爱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