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腊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李白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李白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留给后世人900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怀有远大的抱负，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他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诗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杜甫：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圣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他7岁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20岁起，杜甫开始了游历各地，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10年壮游期间，杜甫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使他的早期诗歌也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35岁的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他从此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也使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天宝十四年（755），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富县羌村（陕西境内），只身投奔在灵武（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757），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他屡遭贬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创作《春望》、《哀江头》、《北征》和“三吏三别”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诗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
乾元二年（759），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年后，杜甫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杜甫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最后漂泊西南的11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岁晏行》等多首诗。
杜甫一生中所经历的时代，是唐朝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杜甫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对后来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4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柳宗元：为民代言的散文大家
柳宗元（773一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又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父辈已经定居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和大量的藏书。他的父亲柳镇，官曾至侍御史，为官正直并且疾恶如仇。因此，少年时他曾随父亲走南闯北，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柳宗元不只是从父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学素养很高的母亲卢氏也给了他很好的教育。他4岁就能读古赋14篇，13岁时因为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而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柳宗元中举之后，经过三次考试，于贞元十四年（798），26岁的他才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三年后提为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又提为监察御史里行。这一职位隶属纠察机关御史台，“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尽管这个官职品位不高，仅仅是“正八品下”，但按当时的吏制，才华横溢的柳宗元只要顺其自然，“随其流而扬其波”，混上当个郎官，再入主宰相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此间他却以昂扬的热情、凌厉风发的气概，为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投身到了王叔文的改革当中，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这次改革，柳宗元绝对是一个骨干力量，他与其他几位改革领袖一起，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任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一时间，举国“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这样的改革，当然要遭到保守派的群起而攻之。由于改革派的轻躁好进、急于事功，以及内部的宗派习气，也由于保守派力量的强大，仅半年时间，“永贞革新”便归于失败，33岁的柳宗元在短暂的得志之后，迎来了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柳宗元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永贞元年（805）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柳宗元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实质都是自然物质——“元气”。在原始的浑饨状态中，唯有“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由此派生出了阴阳二气和天，阴、阳、天三者的结合点，是受“元气”所支配的观点。“元气”缓慢地吹动，形成炎热及寒冷的天气，冷热交错起到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同时，柳宗元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斗争。他论证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定了关于君主根据天意创立分封制的说法，动摇了分封制的理论基础。他坚持认为州县制度决不能被废除，因为正是这一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柳宗元以后不再有人怀疑郡县制的优越性，这便是柳宗元《封建论》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面成就很高，在诗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诗大多是贬官永州、柳州时所作。他的诗歌和散文反映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柳宗元诗歌中，山水诗的成就最高，后人把他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诗为参照。如《秋晓行南谷经荒村》，表现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达自适；《渔翁》一诗表现了渔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诗描写寒江独钓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脱的人格风貌。这些山水诗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贬漂泊的忧愤，同时显示出诗人清逸高洁的性格。
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病殁。当地人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柳宗元尽管仕途坎坷，但无论是在位宠臣，还是在遭贬谪，他都能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浮沉不忘报国情，每到一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革弊兴利，忧国忧民。这种忠于职守，济世利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官德，是值得后人永远称道的。
柳宗元所处的大唐时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十几个世纪，历史潮水冲远了多少落日、多少旗鼓、多少风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是尽管这样，各个历史朝代都会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柳宗元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员和文人，他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至今仍不失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重温他的为官之道，对今天每个有良知的官员将会是一种深深的启悟。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一个新发展。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文有韩愈、柳宗元，犹如诗家之中有李白、杜甫，他们齐名并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柳宗元与韩愈一起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较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凡此种种，构成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
欧阳修：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一生以文章冠天下。
欧阳修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艰辛地抚育他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他考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他应召试学士院，被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韩琦、富弼三人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奉诏入京。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他的主张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担任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等职。英宗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他多次辞职，但是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变法持反对意见，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四年（1071），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去朝廷职务，隐居于颍州。神宗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病逝于家中，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他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及后代都有很大的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纠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做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他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
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欧阳修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