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弟弟一同回到家乡的梵高不分昼夜地钻研绘画技巧，画累了，就读书，因为没有文学修养，画作也会缺乏内涵，流于浅薄。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等一位位大师笔下的人物常常从他的眼前“走”过，他感到既充实又满足。弟弟给他寄来必需的纸笔、动物解剖图、人体骨骼复制品、颜料和尽力省下的钱。每当这时，梵高会更加催促自己，为了艺术，也为了早一天不再成为弟弟的累赘。
后来，为了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技艺，他想找到一位画家，看他是如何在画室作画的。于是，他便来到海牙的画家表哥那儿，可他根本不按表哥的指点画画，次数多了，表哥再也不理他了。梵高在自己租来的屋子里一边疯狂地画画，一边经常性地忍饥挨饿，弟弟每月160法郎的汇款根本不够他花的。颜料贵得吓人，可梵高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能薄施颜料，也无法减缓画画的速度，他有时兴致一来，干脆拿着颜料管向画布挤去，后来，提奥把汇款时间作了调整，由每月1日一次寄清改为每月1日、10日、20日分别寄50法郎。而往往是，只要汇款一到，梵高就抓起装满空颜料管的提袋，一溜烟地跑到画商那儿去购买特大号的各种颜料，然后又快乐无比地尽情挥洒起来，直至颜料和钱消耗干净为止。而每每这时，离下次来钱还有四五天时间，忍饥挨饿于是就成了家常便饭了。“你简直就像个刚领了工资就往酒馆里跑的醉汉。”一位朋友这样说他。
梵高全部杰出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6年中完成的。他最初的作品情调常是低沉的，可是后来，他大量的作品一变低沉而为响亮和明朗，好像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世的苦难，以表达他强烈的理想和希望。一位英国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他的画面上不单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而且不止一次地描绘令人逼视的太阳本身，还多次描绘向日葵。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画了一幅阳光下《盛开的桃花》，并题写诗句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1888年2月，梵高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他被这里的美景震憾了，顿时感到一个促使自己成熟结果的炽热太阳就在眼前，到哪里能再捕捉到这种梦想的色彩呢？每天，他流着泪迎接朝霞，挥着汗水送走夕阳，在阿尔的荒原上作精神的漂流。阿尔人对梵高敬而远之，他们看见这人日出前就背着一大捆东西跑出城去，头上从不戴帽子，下巴急切地伸向前方，眼睛里冒出狂热和兴奋。而在傍晚，他们又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回来，两眼像两个冒火的洞，头顶红得像没有皮的鲜肉，腋下挟着一幅未干的油画，边迈动双腿边咕哝着什么，还不时打着手势，他们便称呼他“伏热”。“伏热”的意思是红头发的疯子来了。
早在1885年梵高完成自己的名作《吃土豆的人》时，就已基本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精神分裂倾向已初露端倪。当时，高更看了梵高的画后，曾直言不讳地问梵高是否是癫痫病人，梵高深感纳闷与不满，高更解释道：“哦，你的这些画，它们看起来仿佛就要从画布上跳出来似的。当我看着你的作品——这对我可不是头一次，我就开始感到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兴奋。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这幅画不爆炸，我肯定会爆炸。”
而这期间，梵高以惊人的质与量向艺术的巅峰挺进。1884—1886年，他平均每年画4幅画，1887年他画了12幅画，而就在1888年那一年，他的创作量竟高达46幅！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价值4英镑；而100年后，梵高的《向日葵》以42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后来，他的《蝴蝶花》在美国拍卖时，售价高达5350万美元。这是我们迄今听到的艺术品的最高价之一。
1888年春，梵高为寻找创作灵感，移居到法国南的阿尔勒，而法国画家高更也于10月应邀前往与梵高共同作画。两位大师对艺术有着不同的见解，一般人会认为，这样很好，可以交流学习，可是他们两个人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在性格方面，梵高有着癫痫病人所特有的偏执，而高更则有着超乎常人的冷酷，这使得争吵变得无法调和。高更离开布列塔尼本来就有几分不情愿，见这般光景，遂萌生去意，这让梵高的精神更加紧张。因为他知道，如果高更走了，他建立“南方画室”的梦想就将破灭。
一次，他们为了一幅画争吵得很凶，梵高拿出枪射向了昔日好友高更，高更带着受伤的身体离开……过了许多天，梵高觉得有些想念高更，就去看望他，两人重归旧好。
梵高与高更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但造化弄人，他们两人决没有想到相处是那么困难。两人都少年气盛，哪里顾得什么天高地厚，在现实中又那么不如意。最终，一个自杀身亡，一个在孤岛上抑郁而终。
不幸的那一刻终于来临。1888年12月的一天，一种不可遏制的躁动攫住了梵高的身心，他手握一把剃刀，怒气冲天，四下巡行。结果，慌乱中，他冲向高更，但在高更的逼视下，他退缩了。最终他割下右耳，血淋淋地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一个妓女，也许是为了兑现她的戏谑：“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耳朵来代替两个法郎？”
在圣雷米疗养院期间，深受幻觉与狂想之苦的梵高说：“我越是理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的境界。”精神的分裂、理智的深刻达到了奇妙的统一，梵高将自己全部的人格注入作品中，出于无奈而成了狂人，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了存在的深刻。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虽生犹死的痛苦挣扎后，梵高37年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跪倒在麦地里，抬起头，仰面向着太阳，举起了左轮手枪，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20世纪视觉艺术方面最有独创性、最全面、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一生画风多变，从忧郁的蓝色到多情的玫瑰色，再变回新古典主义，接着又变成超现实主义，他的每一次风格变化都引起画坛一片惊叹。他的作品对西方的艺术流派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881年10月25日，西班牙马拉加一位图画教师的妻子产下一个浑身青紫的男婴，助产士以为这是个死胎，便撂在桌子上忙着照料产妇去了。幸亏他的叔叔、当地有名的布拉斯科医生及时赶到，他经验丰富，判定婴儿并没死去，并立即着手抢救。过了好一阵子，婴儿才脱离窒息状态，“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开始呼吸人世间的气息。这个被宣判为死婴的孩子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毕加索。
毕加索来到世界上不久便显露出他与绘画艺术的天然渊源。据说小毕加索学会的第一个音节就是“匹兹”（PIZ，铅笔的缩音），毕加索好像是在向母亲索要一支铅笔，以便用它涂涂画画，小毕加索的确很早就喜欢用笔在纸上画一些纠缠不清的螺旋形。毕加索常在父亲的画室找乐趣，一次，他父亲嫌他太吵闹，给了他一张纸和一支笔，任由他胡乱涂画，可不一会，他竟完成了一幅“作品”，递给父亲，等待夸奖。他父亲看着纸上潦乱的线条，不知是何物，小毕加索居然发音含混地告诉父亲这是一块小甜饼。
自然，小时候对毕加索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父亲。父亲看到毕加索对画画很有兴趣，就对他进行训练，先教他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接下来让毕加索学会吃苦，练习基本功。毕加索常常坐在父亲的画室，一边认真观察一边认真画画，画坏了从头再来。他的画在父亲的指导下和靠着自己的勤奋进步很大。
毕加索6岁那年，被父亲送进马拉加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毕加索此时对绘画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同时他对普通教育的反感和抵制情绪也在与日俱增。他对学校安排的课程总是打不起精神，作业马马虎虎，能逃则逃，考试能躲则躲。他父亲对此忧心忡忡，生怕儿子的前途毁在这里，于是想方设法又把他转到一家管理较严格的私立学校，可他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改观。少年毕加索一进学校就垂头丧气，好像被关进了监狱。有一次，因为他把鸽子带进教室照着画被老师发现，挨了一通批评，他便赌气拒绝上学，后经他父亲反复向学校求情，最后总算对毕加索作出让步，允许他将鸽子放在书桌里面，默不作声地照着鸽子画，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然而毕加索还是做不到不扰乱课堂秩序，有时他完成了一幅得意之作，便忍不住拿出来炫耀一番，作品会在同学毕加索传来传去。一次老师发现后，很不高兴，但等到他扫了一眼毕加索的作品，批评的话却堵在了喉咙。老师也惊叹于毕加索的绘画技艺，他心想：“将这样一个小天才关在课堂里学他不爱学的东西，的确受罪，也是一种浪费。”而毕加索的父亲，此时却一直担心他的孩子将来会是一个文盲。
后来，毕加索终于考进拉科鲁尼阿的达古阿达工艺学校，就读于人物绘画班。在这儿的4年里，毕加索开始接触正规的美术教育，并尝试了一些严肃的创作。在拉科鲁尼阿的日子里，他别出心裁地创办了一种画报式的书信，以此同自己的亲朋好友联系，因为他的真情实感只愿也只能诉诸画笔。在画报中，他报道了当地的面貌和趣事，比如报道当地的恶劣气候时，他画了一男一女挤在一起，雨伞和裙子在风雨中飞舞。文字说明是：“狂风大作，把拉科鲁尼阿吹到九霄云外。”他还在画报的封底正儿八经地登一些广告，诸如“求购纯种鸽子”之类。
1895年，毕加索考进了巴塞罗那的美术学院。为了他能够更好地学习，全家人都迁到了这里。毕加索轻松地从初级班跳到高级班，但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师无论如何也提不起他的学习兴趣，他又“旧病复发”开始逃学。他并不是在逃避他不会也不想会的那些东西，而是此时他已把别人远远抛在后面了。美术学院的校长在看了毕加索的几幅作品后，终于理解了这个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经常缺课的原因。1896年，毕加索完成了三幅作品：《第一次圣餐》、《唱诗班的男孩》、《科学与仁慈》，其中，《科学与仁慈》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好评，并在马拉加全省美展上捧得了金像奖。在一片鲜花与掌声中，毕加索离开了巴塞罗纳，在那位救了自己一命的名医叔叔的资助下，他来到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顺利地考上了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但一进学校，他又感到失望了。毕加索永远对学校教育感到失望，他受不了那里的空洞、教条和死气沉沉，又开始旷课。除了去学校的画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课程，天天泡在马德里最著名的美拉多美术馆，或者去户外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