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失去了根据地，只得不停地“打圈子”。他一边“打圈子”，一边在寻找彭德怀部队，那情景就像当年他寻找朱德部队一样。
彭德怀呢，也像当年的朱德一样，在寻觅着毛泽东部队的踪影。
彭德怀率部从井冈山突围，清点了一下人数，为五百多人。何键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彭面有黑胡，骑黑马，人约九百，枪六七百支。每人携带炒米，并无饭吃。”
除夕夜，毛泽东是在大柏地的王家祠堂里度过。彭德怀呢，奇事一桩：那天，他们渡过章水，进入一个数百户的村庄。村上有几家大地主，正摆了好多桌酒菜。听见红军进村，赶紧逃跑。吃了多日炒米的彭德怀部队，遇上如此丰盛的筵席，真是难得！
众人饱餐一顿，彭德怀要带部队马上离开。无奈许多人饮酒过量，倒头便睡。无奈，彭德怀只得亲自通宵在外走动，以防不测。
清晨枪响，彭德怀部队紧急集合。在忙乱之中，一半队伍走散。彭德怀清点人数，只剩二百八十三支枪，三百来人——损失了二百来人！
彭德怀带着这支三百来人的红五军；向东前进，夜袭于都（过去写作。鄂都）县城，居然一举成功。他从俘虏中吸收一批人加入红军。
在于都城，红五军的党代表滕代远带了个警卫员，赶到了邮局，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翻看报纸。他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报纸。从报上得知，那些“会剿”井冈山的白军，在“得胜”后已纷纷“回防”。另外，报上还披露，蒋介石和粤军、桂军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日渐表面化。
在寻找报纸时，滕代远的驳壳枪不慎走火，子弹从他胸前穿透。
无奈，彭德怀只得把党代表安排在当地养伤。不过，滕代远从报上得知的讯息，使彭德怀萌发了新的计划：重新打回井冈山！因为自从离开井冈山之后，他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天气渐渐转暖。彭德怀部队只有棉衣，没有单衣。他带部队奔袭安远县城。原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从国民党部队里弄到点单衣，进城后却有了意外发现：他学习滕代远的办法，在县城里收集报纸、文件。偶然，在县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见到红四军在闽西消灭郭风鸣旅、击毙郭风鸣的消息，得知朱毛部队原来到了汀州！
这下子，彭德怀暂且放弃了打回井冈山的计划，急于东进，与朱毛红军会师。
彭德怀派人前往长汀，寻找毛泽东……
不多日，一封信忽地从门缝里塞了进来。彭德怀开了门，却不见送信人。
彭德怀急急拆信，顿时眉开颜笑：那信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说，他要率红四军从福建长汀西进，攻取瑞金，希望彭德怀率红五军前往瑞金会师。
就这样，4月1日，两军会师于江西瑞金，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他们从1月14日分手，不过两个半月，两军都经历了千难万险，感慨万分。
彭德怀回忆和毛泽东、朱德见面时的情景：“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洗脸毛巾包一碗饭，到休息时就地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见面时，毛泽东向彭德怀表示了歉意：“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就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未来大计之际，4月3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送来的一封长信，掀起一番不小的风波。
那是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发出的指示信，信是写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
信的开头写道：“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真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一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给你们信托他们转，也同遭遗失……”这表明信是中共“六大”产生的“新中央”写来的，而且是半年来第一次能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的指示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
来自上海的指示信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作了具体的规定：“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
这些来自上海的指令，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他当时很久未收到红军报告，不知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这一年半以来实际斗争的经验，这样的分散兵力是绝不许可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这些代表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简直是在乱弹琴！
“二月来信”中还有一段，是要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面对这样的中央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斗争》中所言：“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那时，毛泽东所说的是那“喝米汤的”湖南省委瞎指挥；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里乱发号令。
毛泽东只得据理申辩，于4月5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
毛泽东写道；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至于要朱、毛脱离红军，毛泽东是这样答复的：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6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如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4月4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彭德怀在信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指出，“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消灭之极途”。
好不容易，总算回复了中共新中央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江西的形势，跟四个多月前大不相同，如毛泽东在给中共新中央的信中所言：“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彭德怀主动提出，重新打回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
于是，红五军和红四军在会师之后，又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