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10月7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
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
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筠门岭四十里寻乌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长工。
粤军派出的代表杨幼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致陈济棠所部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的信，全文如下：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鸟与贵方代表扬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谈判在这幢临时赶修的二层小洋房里秘密进行了三天三夜。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二十二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年，三十一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在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陈济棠年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不过他毕竟并非蒋的嫡系，跟蒋介石时有摩擦。他不愿为蒋介石卖命，1934年5月粤军攻占筠门岭之后，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
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跟中共拉上了关系。不久，陈济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参谋长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认识周恩来，终于接上关系。
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谈，达成五条协议，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
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
原来，“你喂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10月10日。
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她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菽，终于获释，回到家乡。
“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
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
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10月15日，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10月18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叙及。
10月20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
21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
自从在寻乌附近那幢二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向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