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邦建
十七岁那年，我初中毕业。我跟爹说，读书太苦，我要出去打工。沉默寡言的爹没说什么，他把我带到了他打工的工地。
那个夏天出奇的热，工地像蒸笼一样简直要把人蒸熟。午后的阳光像一枚枚闪着光芒的银针，刺在我裸露的肩上、背上，似蜂蛰似虫咬。脖子上脱了一层皮，被和着盐霜的汗水一浸，火烧火燎地疼。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尽往眼里钻，用手背一抹眼睛愈发难受得厉害。我弓腰撅腚，咬牙切齿地跟在爹的身后，一趟又一趟机械地推着那沉重的板车。中午是在工地吃饭的，硬巴巴的米粒像沙砾一样难以下咽。灌一口汤，嘴里能冒出烟来。我的心是苦的，喉咙也是苦的，喷出的唾沫也是苦的。沉默了半天的爹只说了一句话，你若不想读书，今天的活儿就是你一辈子的活。无尽的苦闷罩向了我，我苦涩地咀嚼着这句硬邦邦的话。终于熬到傍晚收了工，我的脚步沉得像灌了铅，浑身像散了架的破板车。夜里我躺在铺在地上的破草席，就像躺在了碎玻璃渣上，浑身酸痛不已。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想着乱七八糟的心事，一个劲地“烙烧饼”。爹呢，人一挨到草席，沉闷的鼾声就彻夜不止。我的泪水在眼眶了打了几个转，终于没有让它流下来。那个夏天，爹用肩膀和双手扛住了毒辣的日头。也是在那段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爹在我的眼里一天天的变黑变瘦，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那个夏天，我也尝试着用稚嫩的肩膀和双手扛住毒辣的日头。我也变黑变瘦，我咬牙切齿地硬挺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难挨的白天和黑夜。
八月底的一天，父亲将一叠被汗水溽湿的票子塞到我的手上。我的喉咙像梗了刺，好多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父亲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的肩膀就变得好重好沉。我回到了学校，我把那个夏天积聚在体内的能量都释放了出来，我读书的劲头就像盛夏的日头那般源源不断。
二十岁那年，我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爹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朵笑容。一向沉默寡言的爹在村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把唾沫星子喷得到处都是。晚上从不喝酒的我陪父亲喝得死醉，半夜起来解尿的时候，我看见父亲拿着母亲的相片在嘀咕着什么。
第二天，爹跟我说，走，跟爹上工地。于是那个夏天，爹的后头再一次出现了我的身影。还是一样的小县城，只不过多了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大楼，只不过多了许多嘈杂和喧闹。还是一样的夏天，还是一样的父子两人，心情和感受却不一样。我不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我是把这当成一种告别的仪式，或者说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我在烈日底下尽情地挥洒汗水。
工地的斜对面有一溜新盖不久的办公楼。经常可以看见里边的人吹着空调，翘着二郎腿悠哉地喝茶，看报，或者聊天。爹的眼里就露出了无比羡慕的眼神，他狠狠吐了一口唾沫，嘴里就喷出了一句话，都是娘胎里出来的，啧啧，你看看人家过得真他妈的舒服！爹又吐了一口唾沫，转过头来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出来也能混成这个样子，爹就满足了。我心里很是不屑，嘴上却没说什么。三十五岁那年，我家双喜临门。
我刚刚升到副局长这个位子，新买的地皮也准备破土动工了。年近花甲的爹屁颠屁颠地从乡下赶到城里。爹每天都要搓着手围地基一圈又一圈地走。爹看到那些民工干得热火朝天，心里就痒痒的，就禁不住也脱光衣服，光着膀子要上去搭把手。我拉住了爹。我说，爹，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咋还能干这种活，要是不小心闪了腰咋办。再说了，要是让熟人看见了，还不知会咋想呢？爹半张着嘴巴，好半晌才狠狠吐了一口唾沫，梗着喉咙说，咋了，当民工就丢脸了。你不也是民工的儿子，你不也当过民工。你在办公楼里才待了几年，咋这么快就忘本啦！爹重重叹了一口气，摇着头拎着一桶水泥走远了。我的脸一阵发紧发红，看爹的脚步有些晃悠，赶紧追了上上……
晚上，我在饭店订了一大桌酒菜，把十来个民工兄弟请来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那晚，我跟爹都喝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