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与探索路线的哲学思考
徐崇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向低潮谷底的严峻时刻，却在我国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造就这样的丰功伟绩，是同他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解决在把这条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分不开的。
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的今天，当我们缅怀他所开创的这一伟业时，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闪烁在其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耀眼光辉。
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中，邓小平经常提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例如，他指出：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经验教训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这仍然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信条。”邓小平在这里反复提到的“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具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的意义上，搞清楚“什么叫邓小平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探索和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另一个含义，在马克思主义又指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意义上，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探索怎样看待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怎样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问题。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这两个含义是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贯通的：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目的；而搞清楚怎样看待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则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想路线保证。鉴于对邓小平探索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历程，多年来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注意，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本文仅从邓小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角度，来阐述他怎样不断地解决在把这条思想路线运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哲学上思考他针对着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所提出的答案。
一、从全局和局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解决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没有搞清楚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对于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要用“两个凡是”去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的思想实质，是主张不要从实际出发，而要从本本出发，照抄照搬毛泽东的个别论断，以此去剪裁现实。
对此，邓小平先后两次、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明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第一次，邓小平从全局和局部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们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强调要从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上去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把它们肢解、割裂开来，把其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邓小平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即使这些个别论断就当时当地的条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从哲学上说，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方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其个别论断区分开来的立论根据，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全局和局部之间关系的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运用这个原理来阐明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方针，例如，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应当按部分提口号，应当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进行部分的缝缝补补，因为这往往使战士们脱离真正革命的道路”；“民主的某些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局部。在某些具体场合，局部和整体可能有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局部”。邓小平则把这个整体和局部的原理运用到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本身上去，区分其基本原理和个别论断，提出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要从基本原理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个科学体系上去获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这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全局和局部关系的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第二次，邓小平又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角度，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指出毛泽东画了圈的“两个估计”不符合客观实际。1971年，由姚文元和张春桥修改定稿、毛泽东画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曾提出，“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因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在拨乱反正中仍然不敢大胆说实话。为此，邓小平强调说，虽然“《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但“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因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谈得上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邓小平从这个角度对“两个估计”的批评，从逻辑到历史地直接启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根本原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当在面对的一些指示和决策甚至画了圈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却被束之高阁了。这样，解放思想，把人们的思想从迷信、禁锢中解放出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就成了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前提。正是在邓小平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勇敢地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这才有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奠定基础。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又毕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涉及毛泽东个人，而且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所以，当有些人在毛泽东晚年错误被纠正以后，不能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时候，邓小平又强调“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在这里，从哲学上说，邓小平又从局部和整体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强调不能因为局部上的失误而盲目地否定整体、全局的正确性，这显然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全局和局部关系理论的一种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运用，使我们党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避免了重蹈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思想混乱和政治不稳定的覆辙。
二、从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上解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上，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一个表现，便是对于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国家的一些国家取得了胜利。在这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对此，除了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等少数场合外，几乎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情，去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主义国家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把它们硬套到本国的实际上去，离开了本国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盲目地追求公有化程度提高的偏向，以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普遍地、再三再四地遭遇挫折；这些挫折又反过来使一些人对于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20世纪的一个世纪性难题。
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而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最大的实际，就是要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此，在1987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党的十三大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
这就是说，在像我们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还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去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历史任务。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楚地说明了，准确地把握这一点，就既可以克服那种超越阶段、急躁冒进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又可以抵制那种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挫折就动摇信心、企图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从而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解开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条耳熟能详的基本原理。
但是，为什么只是到了邓小平，才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开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纪性难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