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为了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军队和国防建设在一个较长时期贯彻了“服从”和“忍耐”的思想，不断降低国防费开支，国防费占GDP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如1981年的国防费比上年削减了近26个亿，仅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4.75%，低于建国31年的平均水平。从1982年起，虽然每年的军费都略有增加，但是到1985年才增加到190多个亿，绝对数仍低于1980年的水平。而且，由于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每年都呈下降趋势。
1986年和1987年，军费拨款虽然比1980年的数额增加了一点儿，但都在国家当年财政支出的9%左右，购买力远远低于1980年的水平。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防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至1996年，中国国防费占GDP的比例已从70年代最高点的5.51%（1979年）下降到1.06%，大大低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据统计，从1980~2000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而国防费增长速度仅为1.9%，两者之比为0.2。所以，在1980~2000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但在国防建设上表现得最为克制，大大滞后于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些方面因为投入不够而留下了欠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也由于1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国防投入，既十分必要，也具备了有利条件。再加上1998年7月，中央作出军队吃“皇粮”、一律停止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为保证军队建设不受影响，国家逐步加大了国防投入，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开支的比例也有所增大。
面对中国国防费的增加，西方一些国家总是抱着不健康的情绪，宣扬“中国威胁论”等论调。而实际上，中国国防支出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不仅反映在国防费的绝对值上，也反映在国防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上。1979~2004年，中国国防费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1979年为17.37%，2004年为7.76%，2004年与1979年相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
横向比较，中国国防费的绝对额长期低于一些西方大国，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相对较低。2004年，美国的国防开支是4605.47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2%，占其财政支出的20.09%；而中国的国防费是2119.86亿元人民币，折合为265.79亿美元，分别占GDP和财政支出的1.61%和7.76%。美国的国防开支是中国的17.3倍。同样是2004年，美国人均国防开支1540美元，中国人均国防开支大约20美元，美国是中国的77倍。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国防是自卫型的。中国的国防开支是合理的，是维持性的。中国发展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对外扩张，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四、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确立新思路新世纪新阶段，根据国家发展对国家安全提出的新要求，基于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胡主席明确提出，从国家来讲，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防投入，保障和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从军队来讲，要坚决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这贯彻
一重要论述，坚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思想，指明了把国防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正确途径。
21世纪头20年，既是国家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机，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只有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国防建设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雄厚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建设一支同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才能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一个长期安全环境。要使二者能够协调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深刻地洞察全局、系统地谋划全局、科学地指导全局，确立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路。
首先，从战略地位上讲，就是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是解决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也是国防建设的基础，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国防就无从谈起；国防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国防，经济建设就没有可靠的安全保证。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统一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统一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既包括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也包括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中国的富强之路是一条独立自主之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的前途和安危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次，从发展模式讲，要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兼容式发展”。必须彻底改变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状况，坚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道路，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等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军队建设对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成为提高国家资源配置效益、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军队和国防建设要走“兼容式发展”道路，要把国防工业、后勤保障、人才建设等都融入国家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之中。比如，现有国防工业，除重点保留少数大型军工单位，形成“小核心”之外，其余都要逐步、稳妥地融入社会，逐步实行依托整个社会的“大协作”，即完成从独立、封闭的“橄榄型”国防科技工业结构向寓军于民、高度开放的“哑铃型”结构的转变。在后勤保障上，要下决心彻底解决“军队办社会”的问题，在军队剥离各种非军事机构的同时，政府要制定有关法规，妥善安排被剥离单位，并在剥离后确保满足军队建设的相应需要。国家要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同国防和军队发展统筹起来，并建立各种相应的机制。诸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应该建立相应机构和机制，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计划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武器装备的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把军事斗争准备需求纳入国家基础建设体系；把军队信息化建设纳入国家信息化建设之中；把军队后勤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凡是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军队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办的事情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在人才建设上，要依托社会教育力量培养军队人才。国家教育部要明确相应机构，统管军队人才的培养和输送问题。凡是通用人才，凡是地方院校能培养的人才，均由地方院校培养；对于专业人才，其基础理论阶段也要由地方院校解决，军队院校只负责专业人才的专业培养。建议人大立法，实施大学生服兵役制度，由军队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优秀人才。这样，既与国际通行的做法相一致，也有利于节约军费开支等等。
第三，要加强军事管理创新，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效益。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既有逐步加大国防费投入的问题，也有切实提高效益的问题。当前在军队建设中既有投入不足的矛盾，也存在着一些不讲效益的情况，如何把有限的国防投入管好用好，用在刀刃上，用出效益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效益，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强军事管理创新、建立科学的体制机制为重点，通过加强规划计划和科学管理，切实把国防和军队转到讲求效益的轨道上来。军事管理工作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一项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基础工作，也是一项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化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我军面临的形势、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军事管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动态性和社会性日益凸显，管理难度越来越大，传统的管理手段、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迫切要求进行军事管理创新。可以说，管理创新是世界军事发展浪潮直接推动催生的结果，是适应信息化形势、实施国防和军队信息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没有军事管理创新，国防和军队建设势必长期陷入无序、低效运转状态，严重制约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与军队建设效益的最大发挥。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军事管理相比，我军建设和管理工作还存在明显差距。加快军事管理创新，是我军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大力推进军事管理创新，必须实现由传统的经验型、粗放型、要素型模式向现代的集约型、高效型、系统型模式转轨。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军事管理乃至社会管理方面的宝贵传统和新鲜经验，善于依法从严治军，长于依法按章施管，使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形成长效机制，努力在管理理念、管理思维、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使军事管理效益发生质的飞跃。
学习马列有关党的“先进性”和“先锋队”的论述
钟哲明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息息相关。“先进性”和“先锋队”的提法，在我国政治生活特别是党员先进性教育中经常使用，但报刊对它们的阐释并不尽同。简单套用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是否先进的标准，来衡量不同阶级的各种政党有无先进性，显然是不行的。仅从一般辞书或《论语》、《三国志》等古籍中查找“先进”、“先锋”的词义和由来，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向“老祖宗”请教，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寻根溯源，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几段话，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本文围绕党的“先进性”和“先锋队”
问题对马列有关论述作些探究，并谈一点学习体会。
一、先进性和先进部队
历史表明，区别于朋党、宗派的现代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工人政党是在资产阶级政党出现许多年之后才有的。共产党是工人政党中的一种。它同一切政党一样具有自己的阶级性﹔但又不同于一般工人政党，具有特定的先进性。
最初，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是彼此分离、软弱无力的。马恩于1843~1845年间先后提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人“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英国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钟哲明，“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般理论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6“融合在一起”，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才会产生一个“新生的政党”。这些建党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结合”论从共产党产生的理论基础和阶级基础两大根基上，揭示了它的先进性质及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社会主义派别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