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无法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那么，这样的方案就一定会以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形式，由它之外的政治力量提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对社会矛盾的反应、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而出现了。它产生于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起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小思潮，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到马克思恩格斯登上社会主义思想家舞台时，它已经扩展为引人注目的力量，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上层”，成为西欧学者书斋、社交厅堂中的经常话题。
社会主义起初具有浪漫主义的历史倒退色彩。在早期社会主义者（莫尔、摩莱里、温斯坦莱等）那里，往往充满了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进步，对工业化准备过程的控诉诅咒以及对昔日停滞保守生活的向往美化。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向前发展，它开始使自己与时代进步融合起来，努力把自己建立在严谨的思想基础之上。这时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接过理性主义的武器来揭露资产阶级和宣扬自己的主张。这个特点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用人的天性的名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早期社会主义的那种禁欲的、怀古的倒退色彩，注意到了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并使自己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建立在工业进步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这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力图使自己具有科学的形式，其做法是尽力利用学术界的最新思想成果来支持自己。例如像人们所熟悉的，圣西门的思想驳杂而缺少一致性，但他已经刻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12意使自己的主张立足于科学认识之上；而“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则直接利用经济科学的最新成果——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从中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总之，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模糊地追求“科学”了。
马克思恩格斯是上述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继承人。但他们已经站在更高的基地上，融合更新、更有力的思想来支持社会主义了。马克思恩格斯有意识地使社会主义与道德批判脱钩，完全转移到科学的基地上；他们为社会主义找到的，不是单独哪一种学术成果，而是那一时代的最有力的思维方式。
19世纪是思维方式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思维成为思想的主流，而这正是对那一时代科学技术已经全面显示其威力的特点的反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推进了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促进了工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思想，它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无比的信心，对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进行科学探索成为热切的追求；通过科学的认识将会更加理智地安排自己的一切成为坚定的信仰。在这样的基础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在此以前，理性主义是在反对中世纪神学式盲目信仰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曾在资产阶级战胜中世纪封建势力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但当它把理性本身看做是社会和自然立法的最后审判官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致命的弱点，因为理性本身如果不能得到科学的论证，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19世纪科学和工业的勃兴为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那就是理性主义必须以科学为支持。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到19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发展的进程。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是理性至上论者；19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趋向于寻找思维着的理性背后的更深刻的东西，他们要求给理性作出明确的规定，确定合理的限界和基础。这必然引导到把社会当作科学认识的对象去研究。在马克思学说产生之前，欧洲的社会思想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即趋向于寻找社会现象之中的规律了。
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现实条件和思想发展造就了马克思学说。一边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尖锐劳资对立问题，以及被这些问题所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另一边是近代西欧思想中孕育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
这两个方面为马克思学说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批判地继承、改造和发展所有这些思想成果，比以往更彻底地运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把握并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即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追求。
（二）
作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更合理社会的一种理想，马克思学说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是相通的，但它在方法上却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的学说不是用从头脑里构思出来的理想去代替现实，而是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对现实社会内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之纯科学的、纯经验的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想不是“发明”出来而是“发现”
出来的。他们确信自己的任务不是要迫使现实按照头脑里的原则去发展，而是要使头脑顺应现实，确定原则并依靠现实条件所能够切实保证的物质力量去实现这些原则。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学说是前所未有地把人类理想与现实主义结合了起来，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结合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叫做科学社会主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中，“科学的”这个形容词有什么含义呢？
在今天的汉语日常语言中，“科学的”这个词已经泛化了，差不多已经同“正确的”画上了等号。凡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就给它戴上“科学的”头衔；反之，则称为“非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个词在他们那里的含义，必须与19世纪欧洲的语言习惯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当时在欧洲，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正在兴起，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要求从能够用肯定的事实支持的确定知识出发，通过实验的或分析的和归纳的手段，对观察到的对象进行批判的、理性的解释，并从中建立起由若干定律所支持的理论体系。正是这种方式使“科学的”与“情感的”、“宗教的”、“信仰的”等认识方式区分开来。由此可见，“科学的”一词在这里具有“以科学和理性方法进行缜密研究的”含义。在19世纪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中，这种用法十分普遍，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是在这种含义上使用“科学”或“科学的”这两个词的。例如，马克思曾说他希望以《资本论》一书“为我们的党争得科学上的荣誉”；又如，恩格斯在谈到他的《反杜林论》时曾说，这本书是一本科学著作，不适合给普通工人看。在这里，“科学的”都与“研究的”、“学术的”、“学理的”等意思相近，而与“非学术的”、“情感的”反义。
“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形容词“科学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情感的、道德的、凭空设想的——总之，都是非科学的，而他们两人则是自觉地抛弃了这一传统，建立了一整套符合科学要求和规范的批判理论体系，把社会主义从愿望的领域转入了知识的和理智的领域。马克思本人说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科学的”表示的只是一种不同于“空想的”的方法，并不意味着自诩绝对正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90确。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因为“空想的”涉及的只是主观想象的领域，是无须用科学方法去论证的；而一旦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之后，它所涉及的就是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了，判断它的结论是否正确，也正是要求人们根据事实去判断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经得起科学的分析和检验。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宣布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另一面，又承认“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这正是遵循了科学的态度。因为所有科学的本性都是借助于经验观察和理论思维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在这方面，任何科学方法都不能保证科学家的工作必定是正确无误的。科学家们也会经常犯错误，他们的成果经常会被后来所发现的事实所证伪，他们的定理会被后来的经验所推翻。由此便不难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尽管不能保证自己的所有理论是一直正确的，但仍有足够理由称自己为“科学的”。
根据这一认识重新检验马克思学说，在我看来，在它的理论中既有对自己社会和时代的正确而深刻的把握，也有今天可以清楚确认的失误。
首先，今天仍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极其深刻准确地触摸到了近代世界历史运动的脉搏。他们把近代历史看作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进程，并认为这一进程必将使各民族从彼此隔绝的状态走向联系程度愈来愈高的世界整体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充当了使这一历史进程得到实现的历史工具，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资本主义又只能是暂时性的过渡社会形态而不是永恒的社会形态，当它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都达到超出自身所能容纳的高度时，就将被更适合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只能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和对社会公共所有制的确认……所有这些，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对总体趋势的把握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
100多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在工业化、现代化推动下全球逐步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其中既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同时也不断地实现着自我扬弃和自我否定，从而向着19世纪“古典资本主义”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向迈进和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大致上又正是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高度社会化、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备物质和精神基础的方向。由于这些原因，今天仍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马克思学说具有高度的历史预见性，由于这种预见性，100多年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有关的所有讨论，全都绕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如同一位美国学者米尔斯所说，所有这些全都变成了与马克思的对话。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26但另一方面，10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把资本主义送进坟墓，资本主义继续表现出强大的自我维持和发展能力，尽管它已经本质地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人们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的估计，从而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形式和进程的预见，都存在着很大偏差。
总的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尽管他们的方法要求严格忠实于现实，尽管他们对现实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经验性研究，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纠正自己的认识，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高度的判断在总体上仍然大大超越了实际情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十分有限，所以尽管他们当时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取代中世纪封建贵族势力的斗争尚未结束，但他们却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行将耗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已经指日可待了。这不能不说是判断上的很大失误，与事实有很大差距。事实是，不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西欧没有出现预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迄今也还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当然，历史并没有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而是大踏步地前进了，但却是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大踏步前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预料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能获得的那些社会进步，后来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自身的不断改善中出现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料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他们所认定的那些即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尖锐矛盾，很大程度上应当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早期表象。
根据100多年来的经验，我们今天可以断言，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还只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开始，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私人生产为特征的粗陋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以自由放任为原则，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管理权合一，资本家在他自己的工厂里形同君主。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既没有改善劳工阶级处境的动力和所必需的物质力量，也缺少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意识的管理和控制——这些条件是需要在生产力和社会体制、社会道德的进步中才能逐步获得的。然而从那时起，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的浪潮，直到当代能源、信息、材料、生化、宇航等等领域的技术革命，人类正是在这些技术革命中实现着自己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直到进入当代人们所称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