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按照中央的部署分三路攻打长沙，虽曾一度攻克醴陵、浏阳等地，但后来却接连失利，遭受严重挫折，就在全军面临覆灭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敢为天下先，果断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
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红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较大的村庄。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首先是整编部队的组织，将师缩编为团，遣散动摇分子与老弱人员，以精干队伍；其次，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一级建立党委，各级党代表负责领导监督部队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再次，在部队中实行军事民主制度，废除烦琐礼节、经济公开、官兵平等、禁止肉刑，连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工作，有对军官的监督权。这次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使部队真正成为实现党的政治目的的有力工具。
10月3日毛泽东率起义军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城。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地跨湘赣两省，毛泽东分析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这一带在大革命时期是工农兵和群众大大起来革命过的地方，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宁冈的土、客两籍革命派相结合，赶跑了反动派派来的几任县长，发动了保卫团起义，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成立了县政权，控制了宁冈达一年之久，在“马日事变”后，袁文才、王佐部均各保存了60支枪，宁冈的党组织依然在坚持斗争。袁文才、王佐部还联合安福王兴亚及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大战永新城，解救了永新县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同时，这里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盛产大米、油菜、竹木，可供军需。这里的山势雄伟，可进可退，易于藏兵，有回旋余地，并且远离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
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武装割据，无疑是很理想的。于是毛泽东亲自上山说服先已占据茅坪、茨坪的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随后于本月下旬，率部进驻井冈山，开始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10月底，在连绵的秋雨中，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井冈山，驻扎在茨坪。此时的毛泽东把井冈山作为了革命的新起点。
这个时候，朱德率部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也仅剩下1500人的兵力。10月下旬，朱德率领队伍沿着赣南山路往西疾进。到达信丰境内时，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就在这里，朱德听到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几个月来，这支辗转征战的孤军第一次听到自己军队的新消息传来，朱德非常兴奋。
尽管如此，此时的朱德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一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活动，便立即心向往之。为了中国革命，朱德没有轻率地盲从，他在苦苦地探索，为这支队伍非常慎重地选择最佳的落脚点。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成自1927年11月中旬以来，毛泽东利用国民党的桂系与唐生智这之间爆发战争的有利时机，率领部队先后攻克茶陵和遂川，建立两县的中共组织、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毛泽东和前委还帮助宁冈、永新、莲花、酃县恢复或建立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并对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团结、改造工作，把它编成第1师第2团。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第1师粉碎敌军的第一次“进剿”，初步建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等率领湘南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到达井冈山，同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不久又缩编为2个师。5月下旬，师的番号撤销，军直辖4个团，即第28、第29、第31、第32团。5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政府先后成立，毛泽东任特委书记，袁文才任政府主席。
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使井冈山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坚强的力量。在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下，这支革命队伍坚持了井冈山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剿”和“会剿”，并且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围剿”与“反围剿”
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尤其是红军攻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后，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930年8月5日，蒋在前线密电南京国民政府，请以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组织三省“剿匪”。8月下旬，何奉命召集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确定以军事入主，党务政务秘密结合，分别“围剿”各根据地红军的总方针。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混战后，就纠集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当时，共产党刚刚经历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农村包围城市”。命令各地红军远离根据地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朱德在领导红一方面军具体执行过程做了力所能及的纠正。8月28日至9月12日，红一方面军久攻长沙不下，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撤围长沙，由湘入赣，并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计划，从而为抗击同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国民党军队对由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构成的中央根据地接连进行了三次“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集中了8个师约1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统辖湘鄂赣3省“围剿”军队，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并进长追”的战术，向袁水两岸推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毛泽东、朱德力主下，决定实施“诱敌深入”的反“围剿”作战方针，主力部队4万人悄悄东渡赣江，12月1日撤退到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国民党军队欲寻红军主力决战的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动员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围剿”，根据地军民于12月5日在小布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为会场草拟的对联高度概括红军的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生动地反映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
苏区军民士气高昂，积极为反“围剿”作准备。12月下旬，敌军气势汹汹地迫近红军集结地。总前委决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法，先吃掉张辉瓒、谭道源两师，然后向敌东、西两侧打击。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于是，红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的指挥下，从永丰藤田出发，边打边退，在退却过程中，有意将包袱、马灯等散落在山地、路旁，给敌人造成红军抵挡不住的错觉。
30日凌晨，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到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设伏的红3军的迎头痛击。张辉瓒误认为是红军小部队袭击，自恃兵力武器占优势，遂组织部队向红军阵地反扑。红军顽强抗击，战斗十分激烈。过不久，红军大部队及时赶到，隔绝了敌师与东固之敌的联系，切断了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经7小时激战，该师师部及2个旅被歼。红军俘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缴获电台l部。鲁涤平急令公秉蒲师回撤东固一线，谭道源师向洛口许克祥师靠拢，以免被各个击破。1931年1月2日，红车抓住谭师东移之机，星夜急驰，将其围于东韶，四面合击，歼灭大半，俘3000余人。谭道源率残部东逃。两次战斗，红军歼敌1.6万人。鲁涤平见损失惨重，而福建方面的援军迟迟不到，遂下令收兵。至此，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贼心不死，1931年1月29日，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代理总司令职权，赶赴江西组织第二次“围剿”。此次调集兵力18个师又2个旅，约20万人。蒋确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作战方针。
4月1日，何应钦下达总攻击令，20万兵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根据地腹地大举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在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的700里战线上布下了一条弧形阵线，向根据地取包围之势。红一方面军，面对强敌，依然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力3万余人集结东固待命。
5月16日，公秉藩率28师进至中洞，准备进攻东固。遭三路红军围攻，全歼公秉藩师，俘敌4000余人。公秉藩化装逃脱。进至富田的敌47师也被红军歼灭1个旅，俘敌3000余人。红军乘胜东进，连战连捷，5月27日，红军又攻占广昌城，重创守敌第五师。5月30日，红军东入福建建宁，一举围歼建宁守敌刘和鼎师，攻占建宁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红军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
蒋介石精心组织的第二次“围剿”又惨遭失败，他十分分气恼，决定亲自出马，指挥第三次“围剿”。他调集23个师又3个旅，约30万兵力，似乎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1931年7月1日，国民党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左中右三路，由南丰、南昌、吉安三面向中央苏区疯狂扑来，相继占领兴国、富田等中心地域。
此时，红军仍然只有3万。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总前委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避免同强敌正面作战，红军主力回师赣南，7月底集中于兴国高兴圩地区。
8月4日，红军主力3万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高兴、崇贤出发，秘密通过敌军间40华里的空隙地带，6日到达兴国莲塘地区，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
8月7日，红军在半天之内连续取得了莲塘、良村战斗的胜利。11日，又集中兵力，取得了黄陂战斗的胜利。
红军三战三胜，军威大振，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包围圈中轻松跳出，退到兴国枫边、白石一带休整。国民党军则被红军牵着鼻子东奔西突，“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拖得敌人疲惫不堪，吃尽苦头，成了强弩之末。9月，蒋介石与两广之间的冲突又告加剧，无奈之下，只好下令退兵。
蒋介石万万没想到，在实行总撤退时又被红军重重咬了一口。红军乘敌退追歼，9月7日在老营盘歼灭敌人一个旅，15日又在方石岭歼灭敌人一个旅、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营。
就这样，从7月1日至9月15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经过千里回师，两度出入敌军重围，取得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五次战斗的胜利，击溃敌军7个师，歼敌3万余人，红军将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1个县、250万人口和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割据区域。
蒋介石同时对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也进行规模不等的“围剿”，均被各地红军击败。
国耻“九一八”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是由来已久的。1552年和1597年，丰臣太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朝鲜人民和朝中联军彻底粉碎。但是他侵略中国的行径一直没有停止。
沈阳市地处东北平原的南部，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浑河北岸，它是连接关内和吉林、黑龙江、内蒙以及连接朝鲜各铁路子线的枢纽，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东北军阀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最高行政机构大都设在沈阳。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就在原则上规定了“在满蒙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他们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待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歼灭。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而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关东军就选择了距沈阳东北军的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一段作为爆破地点。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板垣等人即制订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初步方案。1931年6月底，又进一步制订了在柳条湖制造事端的详细计划：现定第一期军事占领的范围即“以满铁线的长春及其以西250公里的四洮路的洮南，长春以东100公里的吉林，以及吉林以东150公里的敦化为界限。这大体上相当于整个东北的三分之一的南满地区”。时间预定在9月28日，并要求在柳条湖爆炸铁轨的同时炮轰北大营，实施“闪击战”，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全城。
9月中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为避免节外生枝，关东军使决定把原定的28号提前10天。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力图谋中国东北一手制造的“柳条湖事件”，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晚上爆发了。那天夜里，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几颗星星不停地眨着眼睛，秋风微微地吹动着地里的高粱，发出一阵阵轻轻的沙沙声。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和他的爆破小组悄悄地摸到了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边，把今田给他们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了距北大营兵营约800米的铁路两边。夜里１０点２０分，河本引爆了炸药。随着一声巨响，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这就是“柳条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