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鹏对电脑的要求非常高，近乎偏执。不仅对自己，对别人也是。他每次来看我都摇头，说，你这什么破电脑，运行个软件就卡得要死，还玩游戏，换个显卡吧。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看质量，便宜的两三百的也有，贵的两三千的也有。真要玩游戏玩得爽快，就换个好点的显卡，再换个大点的显示器。我撇着嘴没好意思说我没钱。他是个楞头青，明知道我爸身体不好，我家里没钱，还跟我谈钱，真是。但这天他终于看不下去，说我电脑跑项目程序都这么慢，要耽误进度的。我不肯换配置，他说：“那好歹重装下系统吧，太慢了。有些软件你不用的就不要乱装，开机进程太多，肯定会卡的。”我不好再拒绝，就答应了，把电脑扔给他，让他处理，我去图书馆看书。
但他真是个楞头青。不，应该说，好巧不巧，我们两个楞头青碰在一起。我从图书馆回来时，他刚捣腾完，系统重装了，要用到的软件都给我装好了，我试用了下，干掉许多垃圾文件，速度真的快了许多。但当我问他要备份文件时，他反问我：“你自己没备份吗。”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并没有帮我备份电脑里的文件，他以为我先备份了再把电脑交给他的。
我电脑里所有文件！
下载的图片、音乐、电影就算了。软概的团队项目，孙志鹏那边有备份。但我最近几天写的，还没发给他，岂不是白写了。学生会的资料！导师的资料都给陈煦了。上一届部长留给我的一些商家拉赞助的联系资料也都给陈煦了。但还有不少讲座活动的照片日志全没了。大学一年来的所有的编程作业都没了。还有刀刀的照片，从前的那些日记。日记我发给过顺龙，他应该还没删掉。但最近的日记呢，没了，还有刀刀的照片，原本是要留在心里，哪怕是个死角，偶尔翻出来念想一下，这下好了，什么都没了。我问孙志鹏有没有恢复的办法。孙志鹏抖着腿说：“都重装系统了，恢复个屁。”
“软概的项目代码怎么办。”
“回头我给你一份。”
“我这两天写的呢。”
“重写。”
有时真想把孙志鹏狠狠打一顿。但能怪谁，只能怪我自己，也没先问一句。我跟狄安抱怨说我要重写代码。右右走后，陪着我的换成狄安。我们还不是很熟，但我感觉得出我们之间没什么隔阂，聊得来。是因为李文超不在的缘故吗，从前也不敢跟他讲话。或许是因为右右和耿维乐关照过的原因，狄安的确对我很照顾，三不五时问我要不要帮我修改代码。这次他直接说：“要不我帮你重写？”
我下意识地就说：“好哇。”
昨晚我把狄安跟我讲的事告诉顺龙。顺龙说，你怎么知道他在讲真的，你跟他很熟吗，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他说的话明显有漏洞。顺龙怕我又被人骗，让我小心提防，说他从没在学校群里听说过狄安这个人。可我想，他干嘛要骗我。他说话有漏洞，也许是我们还不熟，有些细节没讲清楚，以后熟了就会知道。总不能一下子什么都讲全面吧，又不是写小说。人和人相识本就是循序渐进的一回事，慢热的，急不来。另外右右也说，狄安从不混圈子，也没见过学校的群，顺龙不认识很正常。
“你来我家吧，把你现有版本的代码带过来。”狄安说。
“你家？”他在上海还有家？
“我不住学校，我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学校附近的沧源小区，你过来吧，我到小区门口接你。”
一直听说许多研究生在学校外面租房，狄安本科生也租房？他不是被妈妈赶出家门吗，外面租房不便宜，他能支付得起这么大的开销？虽说我大学以来从没问爸妈要过钱，无论学费还是生活费都是自己解决，但说句真心话，我的日子过得十足艰难，要我在外面租房子生活，哪怕天天在学校食堂吃，房租还是没办法扛住，太贵。
学校附近的住房小区很多，从前很便宜，交大建校后才贵了起来，当中最贵的就是沧源小区，因为近，出了拖鞋门，往西边走一个十字路口就是。从东川路地铁站走回学校必要经过沧源小区门口，时常看到十来个老头子老太太排了队在小区门口扭秧歌，有的还拿了扇子舞起来，说说笑笑的，特别欢快。小区门口有好几个水果摊，都是推车卖，不是正规店铺。卖的都是应季的水果，苹果、桃子、香蕉、樱桃、杨梅。卖水果的小贩子跟校门口那些卖麻辣烫的一样，都是皮肤黝黑的乡下人。好几回我见到城管开着车子过来，他们就推着板车赶紧跑掉，等城管走了再转回来。从城管的角度出发，这些小贩在马路上摆摊，行人走路都不方便，一是妨碍市容，二是偷税漏税，三是个人消费没有保障，万一食物中毒怎么办，连个正规的营业场所也没，毫无约束。要每个商户都这样，那还了得，上海市场要乱套了。好歹在菜市场有个固定摊位。但从小贩的角度出发，他们也够可怜，都是没钱的农民，自己种了点瓜果，到大城市卖，也是谋个生计。而且，比起城管，他们是弱者。是的，我们总是情感地站在弱者这边。但是理智告诉我，城管是对的，要遵纪守法。
我到沧源小区门口时，狄安已经站在路边。他穿着短裤和背心朝我招手。背心是白色的，布料质量很差，已经洗得近乎透明，看到他壮硕的身体，比洪思洋还要壮实。短裤是黑色的，看得出是街边摊买的便宜货，许多线头露出来。天气虽然暖和起来，但远没有到这么热的时候，他穿这么少，不冷吗。走近了才发现他满头大汗，背心都贴在身上。看到右右之前说的腿毛了，不止腿毛，胳膊上也满是毛，一团乱，跟没进化完全的野人似的。他说他刚在家里锻炼。我朝他的胳膊看，很壮实，问他：“你已经不胖了，还锻炼？”
他说：“习惯了，每天都锻炼，举哑铃、俯卧撑、仰卧起坐、跑步、打篮球。不想再胖回去。你没被人笑话过，不晓得那种难堪。”
我怎会不晓得。我常因为贫穷被人耻笑，不是直接笑话，而是一些细节上的冷言冷语，却从来不曾习惯，每次都觉得难堪。苦痛这种事，从来没有习惯一说，从来不会麻木，每一次叫人尴尬。好歹狄安现在不胖了，我还是贫穷。我问他：“你在外面租房，一个人支付房租，能承担吗。”
狄安说：“我租房就是为了方便在外面打工赚钱。学校寝室十一点就关门，不方便出入。我租的房间很小，不贵，你等下就看到了。”
他租的房间在六楼，顶楼。顶楼房租最便宜。地方的确很小。一间原本很大的房子被房东用石板墙分割了，狄安的这个房间原来是客厅的一部分，分割后整个屋子不过二十平方，差不多是两间学生寝室的大小，整间屋子就一扇窗，靠窗的墙角放着一张双人床，床旁边有张小方桌，床对面是衣橱、电脑桌、冰箱、微波炉、鞋架，鞋架已经快到门口。左手边是另一个小隔间，就这么小的一个隔间，又被分割成两个小隔间，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厨房就一个洗手台，旁边有个架子，上面摆着很多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地上一个电磁炉，旁边还有个电饭煲。到卫生间看了下，跟厨房一样大小，不过就两个平方，塞着洗衣机、马桶、洗手台，非常拥挤。天花板上有个淋浴的莲蓬头。洗手台里有一道棕红色的水渍，水龙头拧不紧似的，总在滴水。角落的架子上摆着两个牙刷杯，一红一蓝，情侣杯。除了洗发水、沐浴乳，还有瓶香水，我闻了闻，就是李文超身上一直有的那种味道。
“九百块一个月。”狄安说，“租了很久，房东看我还是学生，不太好意思涨价。明年可能就要一千了。你要不要喝水。”他拿了个红色的杯子洗了洗，给我倒水。热水壶就插在墙角，方桌底下。桌子底下还有几副碗筷。桌上一共就两个茶杯，也是一红一蓝的情侣杯。
“我去冲个澡，你等下。”他出了汗，衣服湿透了。
狄安洗澡时，我又看了下他的屋子。床头有两个哑铃，试了下，非常重，我拎不起来。还有个很旧的篮球。鞋架下面一层有三双运动鞋，上面一层就一双塑料拖鞋，本来两双的，刚刚狄安穿了另一双去洗澡，没看到帆布鞋。电脑桌下堆了很多书，看书名几乎都是技术类的教程。床头也有一本书，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封面上有我们交大图书馆的印章，应该是借的包玉刚图书馆的。王小波的名字我听过，但我从没看过他的书。我只看高中老师推荐的名著，不是名著就不看。随便拿来翻了两页，看到王小波谈论同性恋——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然后我猛然醒悟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王小波说，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做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我曾经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狄安冲完澡，穿着另一件短裤走出来，也是黑色的，露出线头的便宜货。他一边擦头发一边问：“你也喜欢王小波吗，他写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我捧着书坐在床头，无意看了他一眼，看到他上身的肌肉，不由得转过脸，说我没看过王小波的书，我很少看社会性题材的东西。这会儿看了篇，感觉挺有意思。
“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写的东西很有趣。”狄安用毛巾擦干头发，到衣柜里找了件短袖穿了，他的衣服要么是白色的，要么是黑色的，不像右右和李文超那么花哨，是典型的工科男生的穿着打扮。我看他衣柜里许多深色外套，大概跟我想法一样，深色不容易脏。白的，夏天穿短袖还行，冬天穿白的总要洗，不方便。
狄安开了窗户透气，把运动鞋放到窗台上晒，问我要项目代码。我把U盘递给他，他插到电脑上复制了，还给我。
“你说你在外面打工，都做什么？”他坐在电脑桌前看我的代码，我坐在床边上翻王小波的书。总觉得气氛有点怪，怕尴尬，故意找话题。
“什么都做，只要赚钱的。”
“什么都做？真什么都做吗。”我笑他口不择言。
他沉默了会儿，说：“是什么都做。酒吧的兼职也干过。晚上十点多出去，凌晨四五点回来。给一些有钱的老男人老女人陪酒，当酒托，他们买酒，我拿提成。被占便宜是常有的事，摸大腿摸屁股摸裤裆，都有。最缺钱的时候也干过那种事。没办法，得过日子，还得还家里的债。”
“那种事？哪种事？”心里扑腾扑腾跳起来。黑社会打手？抢钱？总不至于贩毒吧。那可是违法的勾搭。
“你说哪种事？来钱快的有哪个是正当的。”
“你究竟干什么了。”
“陪人睡觉，你信吗。”他笑。
我说我当然不信。
“不信算了。你们这个项目的需求文档、设计文档还在吗，我帮你重写吧。”
“在的。”我赶紧凑过去找给他看。我靠近他时，闻到他身上也有股香水味，非常非常淡，不像是喷在身上的，难道是跟李文超在一起久了染上的？李文超不是很久没回上海吗。“你经常喷香水？”我问，“你身上有香水味，李文超身上也有这味道。”
“超超喜欢喷。我现在不喷了，减肥之前经常喷。那时候胖，容易出汗，我姐让我喷了一点香水在身上，别人闻不到我身上的汗臭，就不会笑我了。”
“你姐姐还真体贴。你要是缺钱的话，”我说，“可以申请学校的助学贷款、奖助学金。”
“早申请了，但远远不够。生活费不够，家里也不够。”
“然后你就陪人睡觉了？真的假的？好了，告诉我实话吧，干什么来钱快？我不告诉别人。”要是哪天我爸复发了，我就有后路了。
“我说了，陪人睡觉，就跟妓女一样，来者不拒，给钱就行。”
“那是犯法的。”我很不齿，“你真干过？我才不信。”
“要不是我爸当年病着急需钱，我也不想干。总不能看着他死。虽然他还是死了。”
“你不是做别的兼职吗，酒吧酒托，好歹也能赚些钱吧。”都不知要不要信他的话，说得这么随便，跟开玩笑似的。
“这个来钱快。那时我爸化疗，急需钱。化疗最便宜的要四千块一次，但通常都用八千多的药物，当然，有钱人也会选两万三的一种，副作用小很多。你不知道，不仅仅是副作用和疗效的问题，用的药物不好，体内有抑制作用，病人很受罪。我爸说就像身体里有千百只蚂蚁在咬你一样，是咬在血管里，不是咬在皮肤上，你抓都抓不到。他整天在床上翻来覆去，难受，说让他死了得了，活受罪。我妈不忍心看我爸那么受罪，硬着头皮给做了一万多块的一种，做了二三十次，光是化疗的医药费就要四十多万，算上别的费用，家里根本没那么多钱。就那段日子，我走投无路干了那些事，陪人睡，给人玩，便宜的一次三百，玩重的，一次两千，什么都干，具体做什么我就不告诉你了，反正很恶心。但我爸后来还是死了。他死后我就不干了。跟亲戚朋友借的钱慢慢还。你知道医院都很现实的，你不给钱，他们就不能做手术。亲戚朋友们没关系，不着急。”
要是他爸当初没死，他岂不是要一直干那个？我信他是真的了，可我不敢接话，这种事我没办法说，我还是觉得那是犯法的事。我很庆幸我爸的病没让我走投无路到那个地步。只开玩笑说：“幸好你之前减肥了，现在身材好，有肌肉，有人喜欢，换了我肯定没人要。”
“有人要的，”我本意是想活跃一下尴尬的气氛，狄安却认真起来，说，“个人喜好有不同，许多老男人就好你这口，喜欢瘦瘦小小的男孩子。给我接活的那个人叫张哥，他跟我说，干这行，什么类型都有人喜欢，什么类型都吃香，都能赚钱，只要你真想干。”
我说你还是别说了，拉皮条似的，真恶心。不能想象一个老男人碰我的模样。
“你光是想想就觉得恶心了。那段日子我过得更恶心。跟不爱的人上床，非常恶心。可我爸那个样子，我能怎么办。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也才上大学，没有钱。要有的选，我也不想这么辛苦。但我跟自己说，男子汉大丈夫，要担起家里的责任，怎么能叫苦呢。为了这个家，什么都可以去做。给人摸屁股，给人干，干别人，我都无所谓，能赚钱就好。我姐看到的那张下半身的裸照就是我之前发给一个老男人看的，当是验货。我已经不干了，但那老头子还来纠缠我，说要包养我。”
我听不下去，说：“你妈都把你赶出家门了。你做了什么她也不会知道。”
“那是她不爱我了，不等于我不爱她。我现在已经不在外面打工了，只跟着学校老师做科研项目，老师会付我们工资。虽然赚的不多，但钱来得干净，不恶心。我每个季度都会给我姐寄钱。我没敢让她直接给我妈，我怕我妈不要。我只让我姐平时多去看看我妈，多陪陪我妈，给她买点东西。我姐结婚成家了，有自己的家庭。”
对于狄安我大概明朗了些。我把他讲的话，如果都是真的，我还是不敢肯定，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前前后后连接起来，差不多是这样子。从小就是胖子，高中毕业后减肥，大学时候爸爸重病，为了钱干了那种事，爸爸死后就没再干，只住在校外，出去打工，现在跟着老师做科研。之前被姐姐发现照片，跟妈妈坦白，被妈妈赶出家门，现在偶尔给姐姐寄钱。认识李文超应该是他爸死后的事情。
我还是觉得他没必要干那种事。我爸当年病着我也没这么干过。那种事，脏了自己就洗不回来，而且不道德，是违法犯罪。我曾在电视上看到扫黄打非的新闻，那些被抓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全蹲在墙角，低着头捂着脸，不想被人瞧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不想想后果。为了钱实在不值。
狄安也不反驳，只在一边写程序。好一会儿才说：“你知道吗，超超初中时候被一个男老师猥亵过。”
“猥亵？性骚扰吗。可以告那个老师了。”老师猥亵男学生，好恶心，真是衣冠禽兽。
“那老师是教数学的，一直对超超很好，经常私下给他讲题。有天放学，大家都走了，老师喊他去办公室给他讲卷子。他想也没想就去了。老师讲到很晚，办公室里其他老师都走了，还在讲。讲着讲着，那老师忽然把手伸到超超裤子里，对超超做了些非常恶心的事。后来超超就转学了。因为那件事，超超不再相信任何亲密关系，觉得任何人对他好，都是有所企图的，想占他便宜。所以他只跟人玩玩，同人暧昧，不会动真感情。”
“那你们还能在一起这么久？”
“也许是因为我理解他，不会强迫他去接受、承认我们的关系，硬要他为我付出什么，逼着他喜欢我、爱我。”
“所以你原谅他那些跟学弟暧昧的行为？”
“不，我还是劝他，只不过知道这件事之前我总是趾高气扬地教训他，现在我不会那么自以为是了。”狄安说，“如果你不知道别人背后的心酸，就不要自以为是，妄下评论。我看那些打黄扫非的新闻记者总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自以为站在法律和道德的制高点，从不给那些被抓的女人说话的机会。我并不是说那些女人做这种事是可以原谅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更全面地看清事实的真相，不要那么自以为是。有时我会想，如果政府增加社会的就业率，普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低等工作的福利待遇，有困难的能给予一些帮助，哪怕借贷款也好，让我们度过一时难关，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了。可惜大多数民众就只想着抓坏人，把他们关起来，赶尽杀绝，仿佛杀了这些坏人后，这社会就不会再有其他坏人了。他们从没想过如何改善社会，减少犯罪率，只心血来潮要惩恶扬善，并不是真想、也没有这个思维能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真正嫉恶如仇的人不会这么冲动，他们会理性地调查犯罪背后的故事、了解犯罪的原因、研究犯罪的心理，直到发现病源所在，从根本上、源头上、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