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声响起，********交错，窗外再次一片黑暗。我在哪里？上海的雨季充满霉味，我租的公寓房间外面到处是混乱的公交车；安城的雨季，不对，安城没有雨季，我睡在郑佛爷的上铺，透过宿舍的窗户我看见东方，那里的雨季早已消失在风沙和铃声中；香草海，是香草海吗？三牙叔说香草海的雨和他的家乡一样，闻起来是金黄色的，梧桐树下，一只蝉的幼虫在在湿润的泥土中爬出。
闪电，在东边。
窗户上有个黑影，站立不动。混蛋，眼睛，你是谁？在闪电和雷声中站立不动。
闪电，闪电，雷声，在东边。雨点在屋顶上稀里哗啦，风吹过树木的声音。
哦，我知道了，彩色雄鸟站在窗前。我感到平静，在那一瞬间，我记不起谁是三牙。
斜对面木屋的窗户里台灯的亮起昏暗光线，婴儿的啼哭穿过雨滴从那里传来。
我在这里等待谁？寻找谁？我害怕回忆起上海的样子。也许我应该离开，我会离开，这里只是旅行中的一个偶然的停留。
我从未看到过闪电不断交错在黑夜中的切断彼此在空气中留下的凝固。
闪电，它们交错的时候穿透了指尖空气中的缝隙，雷声远去。
我再次睁开眼，公鸡叫的声音在雨滴中穿过整个卡塞里斯镇。我抬头，窗外是一片阴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光，阴天，雨和风还在，我知道云层很低。
彩色大鸟还低头站在木屋的阳台上，它身边剩下了半碗黄豆和一条小鲤鱼。
“你这个混蛋一直站在这里？暴雨要过去了吗？还记不记得昨天深夜里婴儿的哭声？你也被鸡叫吵醒了吗？”我问彩色大鸟。
“还是被雷声？”我继续问。
我看到斜对面的窗户前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在木屋的走廊上走来走去。我走出木屋，东边的天空又是几道闪电。
不要停，不要停，安城消失的雨季都在这里，那就一直下吧，总之我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去。
不要停，不要停，上海的雨季就是这个样子。
上海的雨，持续不停。
大学毕业离开安城后的第二个秋天，大学毕业后十四个月，我二十三岁，呆在上海，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
那个秋天，我开始对人的年龄产生一种虚幻的概念，我以为人是不可能老到三十五岁的。有些人，没活到三十五岁就已经死掉，很多人，在二十几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些人，象三牙叔那样的人，永远停留在了二十八岁。
我工作的地方叫叫静安寺，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还以为静安寺只是这个地方的名字，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真的有个寺庙，从外面看，庙里高大的建筑是一片金光，庙里面香烟缭绕，佛光普照。静安寺是个很繁华的地段，有很多外国的投资和金融业在这里。这个城市的中心有很多高大的建筑，它们看着对方，并不孤独，每天我坐在自己的计算机屏幕前，透过玻璃窗看着城市近处巨大的建筑，正在建造的和已经建造好的，直到太阳下山。有时候我也低头看看淹没在这些巨大的建筑之中的静安寺，看着虔诚的善男信女烧香升起的青烟，那些青烟在东南西北巨大的建筑包围中无处可去，直达天庭中传说中的神灵住所。
那一段时间我不喜欢当时的工作，想要改变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总之就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我爸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老板，我爸扇了我一耳光，说，你看看有没有人在招聘老板。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老顽固，高中毕业后在工厂里鬼混了十年，后来十年后重新上大学，做了工程师，干了三十多年，从未离开过自己长大，念书，鬼混，结婚，挣扎着成为社会栋梁的香草海。他总是说荒年饿不到手艺人，这一点我倒也同意，我倒不反感做个手艺人，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只是很怕做个总是呆在一个地方的手艺人，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自己六十岁时的样子。
其实老板要做什么，我真一点都不知道，我也不想有很多钱，当然我也不反对有很多钱，如果有人放一大把钱在面前告诉我我应得的原因，我猜一定会很乐意收下。想做老板的最重要原因是只知道电视上的老板总是有很多自己支配的时间，每天在四处走动，到了晚上吃吃喝喝，这种生活和电视中的大侠很相似。我爸有段时间每天追两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每天晚上看的聚精会神，看了两周突然有天晚上问我“你说这些古代的大侠，每天都挺着肚子走来走去，饿了就住店，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吃饱了就找人打架，无论大侠道士和尚尼姑，也从来没见他们工作，哪来的钱”。我猜电视剧留在我印象中的这些大侠们就和老板们一样，大概每天都走来走去就是做老板最吸引我的地方。既然老爸说没人会招聘老板，我也在51JOB上搜索了关键词“老板”，的确没有人在招聘这个职位，我刹那间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
我爸又问，你想做什么。我想啊想，想的没了头绪，后来，我觉得是应该有头绪了，大概是等了太久，于是，我爸又扇了我一个耳光，问“那你能做什么？”我说我大学毕业，前两年学的是数学，物理，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建设，后两年学了些电子电路，计算机，和编程语言。这么说说，似乎那上海的工作倒也合适，我猜我就是这么去了上海。我大学毕业后离开了安城，回了一次香草海，就直接来了上海，一家中型的公司，设计开发贩卖各种发电机控制系统和商业数据的软件，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爸的朋友。我上班的地方在这个城市中心无数的高耸写字楼之一，办公室在二十五楼，不算高也不算低，这样我就能从窗户里看到上海其它的写字楼，想象那边的人在玻璃窗后面等待日落的样子。
人们总说工作之后时间就会开始变快，这是真的。离开安城后的第二个秋天到了的时候，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四个月。
这天清晨我醒来得很早。昨天晚上陪客户在俏江南喝酒，在酒桌上跟着项目经理为客户讲了一大堆数据库设计方案，早上难免有点头痛。洗澡，换上衣服，走到车站。在路上买了袋豆浆和几个包子。早上的空气真清新。车站已经站着二十几个人，面孔都熟悉，从杨浦的这个小区到最近的地铁站就只有这两路车，每天早上坐车的都是租房在小区里的年轻人，大多是夏季刚从从附近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毕业的学生。过了几个月，大家都在秋季清晨车站寒冷孤独的等待中熟悉了彼此的面孔，但从未相互介绍，知道对方的名字。
从住处出门，向左，走两百米，经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继续走一百五十米，向右转，经过华联超市，就是车站，坐车四站就是地铁，在地铁里坐十五分钟，经过无数闪烁的广告牌，出站，走一百米过一个天桥，就是公司在的商业楼，在电梯门前等大概三十秒，进去，按下二十五这个按钮，它黄色的灯光就会变亮，站着等五十秒，到二十五层，出电梯门，右转走五米，进一个大的玻璃门，进门左转，向右看看，那里通常有个胸挺大的女孩子坐在那里看时装杂志，继续顺着走道向前走，右边第九个房间里有六个放了计算机的桌子，最靠近门的那个有深蓝色椅子的就是我的位置。
这是过去十四个月里每个工作日早晨我走的路。
这十四个月里，我没有写作。
这十四个月里，我没有旅行。
我喜欢在每天早晨单独面对公司的会议室的大窗户几分钟，会议室的窗户向东，透过窗户的过滤层，外面的阳光就不再刺眼，这样我就可以看到阳光在城市的街道中穿过的样子。
整个上午我看了几行JAVA的编程码，然后梅芳给我和几个同事开了两小时的会。梅芳刚三十一岁，是管理层中最年轻的，算是我老板的老板。她从复旦大学MBA毕业，加入公司六年，从一个普通的财务成本会计，升到高级成本管理分析师，升到项目经理，两个月前升到高级项目主管。我和我同事的项目大多由她控制进度成本和管理，所以她和我也常常一起参加会议。可能是升职太快的原因，她似乎在公司里的人缘不是很好，她部门的同事似乎都不愿意和她有太多交谈。她平时也会尝试着和同事开开玩笑，有机会和大老板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总是看上去特别认真，特别认真地做笔记，梅芳在公司里并没有很多朋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敌人。我猜虽然职业上过于富有进取心和升职太快的同事有时会惹人讨厌，但是对于毫无野心又没有挡着他们升职之路的人，或是无名的底层小员工，像做为技术支持人员的我，彼此相互都是无害的。实际上，梅芳就和我关系却不错，我也是公司中少有的几个可以和她偶尔有工作外琐事交谈的人之一。我也并不讨厌她，总之总应该有人升职，总应该有人坐在高级经理的位置。
按照郑佛爷在大学时打互联网游戏时常唠叨的一句的话来说，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别挡在想做领袖的人的路上成了枯骨冤魂”。郑佛爷在大学时感慨的这几句话常常被认为是打游戏走火入魔之语，只不过他每夜满脸油光被计算机屏幕反射出青色佛光满面，四年之后也从我们那个烂学校毕了业。郑佛爷有一个活动硬盘，里面装满了日本AV，那些AV按日本演员的名字分类。在上海的时候，我每次怀念起大学就也会想念大学时睡在我下铺的郑佛爷，除了毕业之后突然回味起他在大学里深夜发的几句偶尔觉得有道理的人身感悟，大概是我一直猥琐地对他没有在毕业的时候把他的活动硬盘做一个拷贝给我耿耿于怀。郑佛爷还继续说，“要是每个网络上的无名之辈都有像传说中的‘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雄心壮志，每个人都想做领袖，那么不想挡领袖路的那少数几个小喽啰也终将无路可逃。”
这十四个月里，我没有见过任何大学同学。
“昨天下午公司的所有管理层开过会议，讨论了今年下半年的产品计划。市场部很喜欢今年上半年开发的质量信号风险分析软件项目，他们很快就会开始准备产品销售的说明书。”梅芳继续说。
“那么市场部还需要我们研发组做什么来支持他们？”
“现在还没有，但是从十月开始就应该会有客户使用的反馈。我会从下个月每月定期安排一次这个项目市场组，研发组的共同会议，今天下午你们每个组员的OUTLOOK中就会收到会议的时间表。”
整个会议我没有说话，我就是这个样子，一是我本来也是个公司里小喽啰，二是我并不是很感兴趣会议的内容。到了中午会议结束我想出去走走。写字楼的底层是交通银行，人来人往，七八个人正排队等候取款机。二十几个退休的老太太正看着屏幕上投资的信息，投资退休金，投资教育基金，理财组合，外币交易。
我想在室外去晒晒太阳，走出大楼，外面挺明亮，但是阳光被旁边高大的建筑挡住，摩托车汽车的声音带着城市的节奏。一只鸽子死在了马路上，它的尸体被过往的车轮碾压了一遍又一遍，只剩下几片羽毛和被太阳晒干的血迹混合着灰尘贴在水泥地上。生于何处不知，但死于上海。
街边有个卖干贝鲜肉馄饨小店，卖面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妈，到了午餐的时间这个小店里有点拥挤，穿的整齐的在附近写字楼里的上班的男男女女，穿着工作服的在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穿着宽大校服五六年后会进入商业楼坐着或进入建筑工地搬砖的中学生，一起挤在店门前和店里的几张小桌子里。店门前炉子上的大锅冒着热气，上升，包裹着肉馅和麻油的香味，包裹住他们的脸。
我走回大楼，电梯门前站着等候的人群，穿戴整齐，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电梯里有两个送盒饭的年轻人，两只手上提着十几盒盒饭。另外两个年轻人正在小声地交谈着他们工作公司今年的业绩目标和将要来临的地区总监的查看。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套ARMANI的西装，沉默不语。每两三层都会停留，电梯门开，电梯门关，有人走出，有人走进。我靠在电梯的最里面看着停留时每个人的进进出出。回到二十五层，我也成为电梯里其它人眼中在电梯停下时走出电梯的人之一。写字楼狭窄走道里弥漫着熟悉的空气清新剂的气味，我隔着玻璃门看着里面的同事，有人正在自己的座位上吃盒饭，有人还在计算机屏幕前处理EXCEL表格，接待桌的张小菲正在看着《时装L'OFFICIEL》杂志，她的胸很大，所以每次我都多看她两眼。我记起昨天我也在同样的时间看到同样的一幕，我有点犹豫我是不是要推门走进去，但是又似乎感到我其实是别无选择。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今天早上上班时在楼下的行人天桥上遇到的一个乞丐，他趴在地上，衣衫破烂，头发灰白，我看不清他的脸。我想到不久前看到的上海新闻说乞丐也可以是一种月入几万能在上海能供得起房的职业，于是我给了他五元，一场在奇妙的时刻骗局和同情心的斗争，最终的结局通常是别无选择。
推开玻璃门，走过《时装L'OFFICIEL》杂志，走过盒饭，走过计算机屏幕上的EXCEL表格，走过我的同事，坐在自己的桌子上面对自己的计算机屏幕，我突然开始想念安城，我想念大学里想逃课就逃课，想离开就离开的日子，想念火车票和背包旅行，想念旷野中的小村，想念山中弯曲的小路，想念海上的日落，想念穿过安城风沙落下摔的稀烂的柿子。我也想念香草海，想念童年，想念山，想念湖，想念草地，想念金色的秋天，想念夏季暴雨后从泥洞中爬出的知了，想念起毛桑树上飞远的金龟子，想念邻居家死去的瘸腿公鸡。
我想起张超，想起徐涛，想起郑佛爷，想起三牙叔。
这些，有些是很多年前，有些是几个月前，但是现在，同样的，似乎都太模糊遥远。
午餐后的休息时间我又坐在会议室，泡了杯茶，茶杯很烫。我还是透过窗户看着上海，看着它的车来车往，人来人往，看着它的高楼大厦，明媚阳光。
楼下干贝鲜肉馄饨小店锅里的热气和静安寺中香炉的青烟一起上升。
陈定松也正在会议室看报纸，报纸的背面是新闻头版“张江高科技园区快速发展，风险投资支持生物，制药，IT，信息电子高新技术产业”。陈定松是我的同事，我很欣赏这个同事。准确地说，他是我的部门总监，有几个不同国家的工作经验，四十三岁，长得有点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在美国念书，工作了十八年，说中文和英文，被猎头公司挖到上海来领导我们这个技术研发部门。他技术知识很丰富，发电机行业的控制电路，控制软件总是可以对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人也很耐心，对我们下属说话总是轻声细语，我们设计的软件出错他也总是很宽容的要求改正，我从未看到他在办公室发火。虽然我只有二十三岁，但是我理解这些值得尊重。
陈定松突然抬头看着我，看着我也正在看着他。这一点我觉得有趣，如果一个人看另一个人足够长时间，那个人就会知道，无论男人女人，就像每个人头顶后背其实都长了眼睛。
陈定松放下报纸，走到我身边，和我一样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城市，和我一样看着它的车来车往，人来人往，看着它的高楼大厦，明媚阳光。于是，看着我笑了笑。我看着陈定松，突然问：
“你，有没有生活在一个有阳光的世界却一直过着没有阳光的生活？”这句话让我自己吃惊了，其实这么复杂的问句应该是写在日记里问自己的。
陈定松看看窗外明亮的阳光，沉默了一会，没有立刻回答。
他微笑着转身走开。
“有，”他走回来缓缓地说，“不过后来，就习惯了。”
“安小睿，年轻的时候，容易想的多一点。上海其实还不错。”他微笑着说。
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悲哀。
其实开始我觉得有点悲哀，我看到我的未来，如果像陈定松这么牛逼的人都没法在阳光下自由自在，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未来又在哪里。后来我又不觉得悲哀了，反而有点羡慕，他至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能接受什么，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平静，而我还没有。
这个时候三牙叔送给我的五彩的世界地图和那本《水果湖，百分之五十七世界的记忆》就出现在我的想象中，每个国家的形状和每段旅行的故事发出模糊的色彩，那些模糊的色彩最终融合在一起，和哪些寺庙里缭绕的青烟一样，缓缓升起，最后消失在窗外的阳光中。
我看着消失的五彩的世界地图和那本《水果湖，百分之五十七世界的记忆》，我想大声喊“我想……”。但是我张开嘴，那些“我想”都无声的消失在玻璃窗前的空气里。
我想……，我想跑向香草海的山顶顺着一棵大树爬向月亮，我想从上海电视塔的顶端伸出双手抚摸大海，我想在楼下那个交叉的路口变成一颗灰尘，我想在非洲的草原上亲吻狮子的牙齿，我想用一把长剑在人民广场的天空劈开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裂口，我想拥抱今天早晨醒来看到的第一束光，带着我穿越到这个星球每一个角落。
大学毕业离开安城十四个月后的第那个秋天，我二十三岁，呆在上海，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我喜欢在一个叫静安寺的地方透过二十五层的玻璃窗看着外面的阳光，在消失在玻璃窗外空气中的世界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老人。在那个世界里我开始对人的年龄产生一种虚幻的概念，我以为人是不可能老到三十五岁的。有些人，没活到三十五岁就已经死掉，很多人，在二十几几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三牙叔，他永远停留在了二十八岁。
那一年的秋天，我二十三岁，我已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