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三上巳节的水边祓楔之俗，此时已不行，但北方有上庙祀神之俗，如北京太平宫“岁上巳之日，庙市最盛，盖合修楔踏青为一事也”[32]。苏州民间则有厌胜之举，《清嘉录》曰：“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三月清明，是汉族传统的祭祖节日，到清代前期，习俗活动渐趋丰富。如北京，“清明男女簪柳，出扫墓，担樽盒，挂纸钱，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以纸钱置坟巅，既而趋芳树、择园圃，列坐悛馀而后归”[33]。清明前后，正是春暖花开之际，江南清明则有士庶踏青游赏之俗。《清嘉录》曰：“春暖，园林百花竞放……故招徼邀伴侣，及时行乐，俗谓之游春玩景。”
三月十五日，俗传为财神生日，民间要设斋祀之，曰“斋玄坛”[34]。三月十九日，南方谓太阳菩萨生日，据传为纪念明崇祯皇帝而起，崇祯以是日殉国，故明代遗民托言祀之。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辰，天津有“皇会”之俗，《津门纪略》曰：天津东门外天后宫“神诞之前，每曰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
四月立夏，有称量体重和厌解夏疾的习俗，厌解方法北方有“宜夏”，“仍将清明柳穿之点，煎作小儿食之，谓曰宜夏”[35]。南方则有吃七家茶、乌米饭、小野笋以及给小儿喂“猫狗饭”等。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北方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谓舍“结缘豆”；并于此日“禁屠割”。南方各寺庙要于此日浴佛，善男信女则持斋礼忏，吃乌饭，并“买龟、鱼、螺、蚌，口诵往生咒放之”，俗称“放生会”。
五月初五端午节，为一年三大节之一。各地亲友要互以物相馈赠，谓之送节礼。商家则于此日起收讨平日之赊欠账款。农家要以雄黄、石灰等遍洒于户内各地，以辟蛇虫；同时悬挂钟馗像于堂中或门，以辟恶鬼；小儿则系五色香囊，以却邪气；年轻妇女摘凤仙花捣成汁，涂染指甲，俗认为可以避邪，如此等等。至于吃粽子、龙舟竞渡等传统习俗，清时基本得以传承，各地均有活动。
六月初六，宋代称“天贶节”，到了清代已演化出一些新俗。如上海裁缝要于此日聚集于城隍庙举行晒袍会，除洗涤神器和城隍衣饰外，还有集市庙会、戏文演出等，天津则于此日以绿豆汤洗儿，以祛痱子。[36]江浙妇女则于该日洗发，俗传可使头发不腻、不垢；更有“牵猫犬浴于河”者，认为可避免虱蛀。各地寺庙要翻晒所藏的经书，谓“翻经会”，《清嘉录》曰：“是日，诸丛林各以经书曝烈日中，僧人集村妪为翻经会。谓翻经十次，他生可转男生。”文人学士则于此日晒书。
七月立秋，有食瓜习俗。北方“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37]。江南吃瓜，要先荐祖先。初七日为七夕，相传牛郎织女渡银河相会之日，故小女儿有乞巧之事。（图133）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又演变成七娘会。《广东新语·事语》记载：“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并有迎仙、拜仙、拜牛郎等仪式。十五日，民间谓中元节，据《津门纪略》记载，天津等地“祀祖先于祠堂，是夜，放荷灯，烧法船，作盂兰会”。南方苏州等地，《清嘉录》曰，“官府亦祭郡厉坛。游人集山塘，看无祀会”；“人无贫富，皆祭其先”；“农家祀田神”，寺院则设“盂兰盆会”，并放“水旱灯”。
八月十五中秋节，祭月，吃月饼、瓜果，赏月是汉族传统习俗，清代前期仍延之。如北京中秋节，《帝京岁时纪胜》曰：“十五日祭月，香灯品供之外，则团圆月饼也。”中秋节“摸秋”之俗，各地都有流行。中秋夜，未孕妇女在小姑陪同下，到田野瓜架、豆棚下偷些瓜豆，以此祈子。传说偷南瓜，易生男孩；偷扁豆，则生女孩；若偷到白扁豆则除生女孩外，还预兆夫妻白头到老。在清代汉族社会中，俗以中秋夜偷摸瓜果不算偷，但过了中秋，则要按贼惩处。
九月初九重阳节，家家皆食糕；“有女之家，馈遗酒礼，归宁父母，又为女儿节云”。此外，尚有登高、赏菊、辞青等习俗。
十月初一，民间有祭扫祖墓、送寒衣等习俗。《清嘉录》曰：“人无贫富，皆祭其先，多烧冥衣之属，谓之烧衣节。”十一月冬至，朝廷祭天，百姓则在家祭祖。《帝京岁时纪胜》曰：“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角儿奉献。”官绅士庶，皆尚此日拜贺，《津门纪略》曰：“冬至日，同城官绅互相庆贺曰拜冬。”冬至的节俗食品是馄饨，俗谚曰：“冬至馄饨夏至面。”此时，又有绘“九九消寒图”的习俗。
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节”，北京等地，“家家煮果粥，祀家堂门灶陇庙，合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十二月二十四日，俗称小年夜，有送灶之俗。《清嘉录》曰：“是夜送灶，谓之送灶界。”祭完灶，各家各户陆续张贴春联。春联习俗源自古代的桃符，形成于五代，明时已以春联为名，至清时已流行于社会上下。并出现了以书写春联为业者。腊月二十五，要驱邪除秽。清时驱除之俗，除祭祖外，又要“扫年”，即打扫卫生。《帝京岁时纪胜》曰：“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38]
除日福建、台湾等地要赶做“门头纸”，于除夕午后，在门的左右各贴一张，以将秽气截于门外。除夜各地均有向亲友辞岁，祀祖供神，合家团坐喝分岁酒，分压岁钱，聚坐守岁等习俗。但具体仪式则各地又有所不同。如苏杭一带除夕守岁时要“燃双椽烛于寝室中，宵永烬长，生花报喜，红荣四照，直接晨光，谓之守岁烛”；守岁守到半夜时分，则要“易门神”[39]。除夕饮食，北方“吃荤素细馅水饺儿”；南方则“酒、果、糕、饵”，糕即“年糕”。
2．多神设教的信仰风俗
清代前期汉族社会的信仰风俗具有多神设教的特点。当时汉族社会主要流行的信仰体系有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信仰等。佛教在清前期被上层社会所提倡，因此，信佛成为汉族社会普遍流行的信仰风俗。在民间除了出家为僧为尼的男女佛教徒之外，还有许多在家礼佛的善男信女。这些人平日素食，每月初一和十五礼佛、诵经，对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信仰极笃。道教在清代前期虽然不被统治阶级重视，但在汉族民间有很大影响。如北京白云观正月二十九庙会期间，求神赐福之人不绝于途。基督教在清代前期的汉族社会中已有所流行。康熙年间，全国28个城市设有天主教堂，教徒达十几万人，信天主教的人要遵守教规，信仰上帝，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并接受洗礼，做礼拜。此外还有许多民间宗教，如白莲教、八卦教、弘阳教、黄天教、无为教、在理教等。
然而，在清代前期的汉族民间，流行最为深广的还是俗神信仰，如天妃、东岳大帝、土地神等。天妃，作为沿海地区所崇奉的航海之神，自宋以降，数百年间香火一直长盛不衰。人清以后，许多福建人过海到台湾定居，天妃也被请到了台湾。《陔余丛考》曰：“台湾往来，神迹尤着，土人呼妈祖。”此时，北方天津也有妈祖庙，叫“天妃宫”，初建于元明时代，清时天妃宫每年正月、三月、五月均有盛大的庙会活动，俗称“娘娘会”。（图134）汉族民间相传泰山神掌管人间生死，俗称“东岳大帝”，各地均立庙祭祀，谓之东岳庙。清时，每遇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时，各地均有隆重的庙会，叫做“天齐庙会”。浙江杭州则谓七月为东岳大帝朝庙之期，能审判疯病人。社会传承已久的土地神信仰，传至清代，犹长盛不衰。清代前期广东民间以二月初二为土地神生日，有“土地会”[40]。四川则有“庙门土地”、“街坊土地”、“花园土地”之区别，俗以农历七月七日为土地生日，称“土地会”，届时城乡村巷皆持纸钱醴酒，提大红公鸡祀之[41]。汉族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对“送子娘娘”多有信奉。清时民间多以观音菩萨为送子娘娘，各地均建有观音庙宇，四时香火不绝。而广东民间则信奉“金花夫人”为送子娘娘，广州许多地方都有“金花庙”，专祭金花夫人。福建、台湾地区又信仰“七娘妈”，视之为儿童保护神。此外，又有“痘疹娘娘”等信仰。
在清代，各行各业的社会分工日益细致，每个行业都有崇拜之神。其中木匠、瓦匠、石匠等奉鲁班为始祖神，各地的木、瓦、石行帮组织都立庙祀之。嘉庆《湘潭县志》曰，湘潭手艺工匠，“立有鲁班庙，以为祈报”。此外，造纸业供奉蔡伦，棉纺织业供奉黄道婆，苏杭地区丝织业供奉机神轩辕皇帝，餐饮业供奉灶君，教育业供奉孔子、文昌帝君或文昌、魁星、朱衣神、关帝、吕洞宾等五文昌，戏剧业供奉老郎神，福建等地戏班子供奉雷海青，农业供奉土谷神，水运业和渔业供奉的神有天妃、尚书、金龙四大王、禹王、水府菩萨等，商业金融业供奉财神，医药业供奉伏羲、神农、皇帝、孙思邈、华佗、李时珍等，广东顺德地区刺绣业崇奉日娘，妓家供奉白眉神，等等。（图135）
清代前期，人们担心鬼魂、邪气侵身，或已经侵身，造成人身或家庭祸厄，就要想方设法进行禳解、驱邪，保平安。常见的预防性驱邪、禳解方式有“泰山石敢当”，《清稗类钞》：“石敢当，立石于里巷之口以禁厌不祥者也。”此外，挂太极八卦图、《易经》、虎头像，以及张贴道家术士的符纸咒语等，也是常见的驱邪、禳解方式。假如鬼怪、邪气已经侵身，则要请巫师、道公或和尚作法、打醮及做佛事等以作禳解。常见的巫术禳解仪式有降神，广东称“集神雷坛”，张渠《粤东闻见录》曰，“男巫名鬼公，女巫名鬼姥，如北方端公然，为人祈禳或主病所，或移祭其家门者”；又有“跳茅山”，“击鼓鸣金，合吹牛角，呜呜作鬼声，书符咒水，日夕不休”。
清代流行的占卜形式主要有杯玟卜、衣襟卜、扶乩、求签、拆字、圆梦等。扶乩，即请神问卜，起源较早，又叫“请紫姑”或“接坑三姑娘”，到了清时，扶乩已在文人中普遍流行起来，几乎每府每县的都市都设有专门的乩坛，所问皆是有关科举之事。
清代汉族民间禁忌颇多，如忌右眼皮跳，曰：“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忌妇女祭祀神灵、祖宗，以及在宗祠、庙宇、宫观内及神龛、井灶、坟墓、棺柩旁男女交合，否则会亵渎神灵，给人们带来灾祸；民间日常生活忌帽子歪戴，俗语称：“歪戴帽，狗材料。”官民士庶出行讲究“杨公忌”，熊伯龙《无何集》曰：“世俗多畏杨公忌，谓不因宜出行。”出行在途忌乌鸦当头叫，俗谚曰：“乌鸦当头叫，无灾也有祸。”如此等等，举手投足，都有所禁忌。
3．宗族强化的社会风俗
清代汉族家庭，据有关史料记载大多为“父母妻子”的小家庭，但由于汉族有抚育与赡养并重及“孝亲”的传统，两三代的直系家族家庭也较普遍；另外还有累世同居共灶的“义门”家庭，但数量已远不及元明时多。在官僚、地主家庭，庶妻、庶生子女屡见不鲜。如：康熙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妻1人，侧室5人[42]；乾隆江苏布政使陈奉兹妻桂氏三子二女，侧室蒋氏三子，侧室张氏一子[43]。个别农民家庭也有此种情况，如乾隆广西博白刘亚六即有两母[44]；而直隶献县李会白“素务农业”，妻李王氏，“家道稍裕，娶妾李氏”[45]。
清代前期，南方汉族地区的宗族制度十分发达。宗族组织中设有以族长为首的管理机构。族长叹称族正、族首、宗长、祠长等，是族权的代表，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犯有“忤逆奸盗”之罪的族人，得“以族法加挞罚”，直至随意处死；族众生子、嫁娶、立嗣、分家及财产继承、买卖、过户等，族内事务均由族长主持、裁决和监督；族长并主持乡约、义塾等族内教化，掌握族产的经营权、分配权等。在许多地区，族长“正不啻南面王也”。凡族人家务巨细，必先关白，令行禁止，有“喝水断流”之喻[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