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录式风俗着作。记录了两晋南北朝时楚地的岁时节令和风物掌故，内容包括历史事件与人物、农事、生产、防病治病及卫生、祭祀祖神、婚姻和家庭、文娱、体育及旅游活动、迎新去恶等方面[50]。它保存了当时的岁时风俗习惯，为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的地方风俗提供了最翔实的材料，也是中国第一本有关岁时节日方面的专门着作。至于宋代出现的《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也属于专录式风俗着作。《东京梦华录》全书共10卷，备记北宋都市生活及其风土民情，被后人誉为是“先秦迄宋第一部系统、全面记载城市市民习俗的书籍”[51]。《梦粱录》则详记南宋都城临安建制、人物和风俗民情，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社会丰富多彩的饮食生活。
唐宋时期出现的《岁时广记》则是一部汇录式风俗着作。《岁时广记》采集宋代及宋代以前诸书的岁时风俗内容，如《月令》、《尔磡、《淮南子》等，按目分隶，载录元旦、立春、人日、上元、中和、社日、寒食、清明、佛日、端午、天贶、三伏、七夕、中元、中社、重九、下元、冬至、交年和岁除等节日的各种节俗活动，对后人研究宋代或宋以前的岁时风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明清时期则有大量的考索式风俗着作出现，其中比较着名的有《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日下旧闻》中的“风俗”门，重在汇录和考索岁时节日风俗，引书上到先秦的《周礼》，下到明清的《野获编》、《帝京景物略》、《北京岁华记》、《燕北小记》和《燕都游览志》等，可谓集了清代中叶以前燕地风俗书籍之大成。《日下旧闻考》扩大了原书的篇幅，“风俗”就用了3卷的篇幅，将原书的60余条扩至180余条，使之成为清代记述和考汇北京风俗的最完整的资料总集，在汉族风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独特贡献。另外。还有《通俗编》，记录和考索我国丰富的民俗用语和风俗事象，系编着者多年用力搜索有关书籍和见闻积累所得。其中分时序、伦常、仪节、祝诵、行事、交际、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俳优、故事等卷，记录和考证风俗最详。而清代余怀的《妇人鞋袜考》、蔡子嘉的《历代服制考原》、俞敦培的《酒令丛钞》、毛先舒的《常礼杂说》等则分别对历代服饰、礼仪、娱乐等习俗资料加以汇集和考证，均具有独特的风俗学术价值。
从附录式，到考索式，这反映了我国古代风俗研究所走过的基本历程。而到了近代，直到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的出现，则表明我国的风俗研究已进入系统、综合和思辨的新时期，标志着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风俗学研究已真正出现。
2．现代民俗学中的汉族风俗研究
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是从歌谣研究起步的。1918年初，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四教授经校长蔡元培批准组成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发起征集歌谣，以此揭开了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序幕。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月刊自第7卷1月号起开辟了“风俗调查”专栏。风俗研究引起社会的重视。1922年底创办的《歌谣周刊》，先后发表了大量的风俗研究文章，如温寿链的《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郑孝观的《江南风俗一零》、杨德瑞的《北京的旧式结婚》等。之后，北京大学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调查会制定通过的“风俗调查表”，是我国第一份比较正规和全面的风俗调查提纲。这个调查表，将风俗范围分割为环境、思想和习惯三大块，共54个方面，概括较全。风俗调查会还编辑了《妙峰山》、《东岳庙》、《北京市招》等3种风俗书籍。钟敬文先生认为北大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是“着手较早，而努力亦比较集中的”，“终于做了中国民俗学工作的开始者，并且成绩很不坏……合国人知道研究风俗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1927年11月，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以“民俗学”命名的组织——广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民俗》周刊，其中的“槟榔专号”、“清明专号”、“中秋节专号”、“旧历年专号”、“神的专号”（4次）、“妙峰山进香专号”、“胥户专号”等，均以风俗为研究对象；陈锡襄《风俗学试探》则对风俗研究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后来出版的《民俗季刊》，发表了王兴瑞和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刘伟民的《东莞婚俗的叙述与研究》，以及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周振鹤的《苏州风俗》，顾颉刚的《妙峰山》等文章，均包含了风俗研究的内容。
1930年前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在杭州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周刊》以及《民俗学集镌》两辑。所发表的《紫姑的姓名》（娄子匡）、《从祭祀说起》（钱南扬）、《南阳婚俗》（蔡一木）、《“迎紫姑”之史的考察》（黄石）、《金华斗牛的风俗》（钟敬文）、《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顾颉刚）等，均是风俗研究方面的文章。可见我国现代的民俗学活动，虽以歌谣研究为肇端，但风俗研究始终被放于重要的地位，体现出现代民俗学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视和尊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现代的民俗学运动中不断涌现出风俗研究的专门性着作。其中比较着名的有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杨荫深的《衣冠服饰》、贾仲的《中华妇女缠足考》、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以及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等，可以说现代民俗学运动中出现的风俗研究专着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系统、深刻。
3．汉族风俗史的研究和写作
我国的思想文化界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学术传统，对风俗史的探讨和研究也是如此。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以史为鉴”，达到净化社会风气，改良民众风俗，实行文治教化。因此，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大量对风俗文化事项进行纵向考索的、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类书、笔记。这种考索和汇编，就某一事项本身而言，已对它的起源、演变均有详实的考据和分析，勾勒出它的变迁历史，不啻是一部风俗专门史。但这些考索和汇编性质的杂记和类书，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毕竟还不属于具有学科意义的风俗史着作。到了清代末年，在我国风俗研究史上才出现了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风俗史的学术专着。这就是于清宣统二年（191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该书除《序例》外，共分4编10章122节。从远古的浑朴时代一直写到明代，首次分门别类地梳理了中国风俗的发展历史。如第一编“浑朴时代”，作者又分“黄帝以前”和“黄帝至夏商”两章叙述，在第一章“黄帝以前”中，又分“太古人民之饮食衣服居处”、“畜牧”、“农耕”、“贸易”、“金属器物之使用”、“婚婀”、“丧葬祭祀”和“歌舞”等八节；第二章“黄帝至夏商”中，则分“饮食衣服”、“宫室”、“文字”、“漆器陶器之使用”、“人民之程度”、“婚姻”、“丧葬”、“祭祀”、“养老”和“谚语”等十节。从这两章的目次可以看出，作者叙述每一时代风俗的事项不尽相同，而是有所侧重。这样既可避免面面俱到之弊，又可突出时代的特点。另外，作为一部中国风俗通史，作者并不是一味地堆砌资料，引经据典，描摹事象，而是叙中有议，力表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尤其是对良风和恶俗作了较为精辟的甄别，这表明了作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风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影响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在书中作者对风俗的界定非常广泛，一些现在看来纯属上层文化的内容亦纳入其中，诸如“仕宦”、“清议”、“科举”、“朋党”等，体现了作者对风俗的理解和认识，认为上层社会的风尚同样也属风俗的范畴。这样就奠定了该书在中国风俗文化研究史上无可否认的学术价值。
此后，我国的风俗史研究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先后出版了许多属于风俗文化专门史方面的着作，如《中国婚姻史》、《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国体育史》、《谜史》等。并且在这一时期，邓子琴先生完成了《中国风俗史》的写作，虽然该书的出版则是迟至1988年，且现在所能见到的已不是它的全貌，但该书仍是继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后，对中国风俗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加以系统、全面，并更详尽地进行研究和勾勒的风俗史着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民俗学的复兴，中国风俗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更为系统、全面、完整的风俗史着作先后问世。其中1995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国习俗史》，按远古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国10个时期断代，每个时期1卷，对中国风俗的发展和演变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勾勒。但由于该书本为百卷本《中国全史》中的有关风俗文化的10种集编而成，故各卷体例各不相同，如上古以社会团体习俗、生产（行业）习俗、生活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宗教礼仪习俗分章；而秦汉则只有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丧葬等生活和人生礼仪方面的内容。从行文看，更多的带有志的性质，从而影响了它作为风俗通史的整体学术价值。1992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中华文明史》，全书按史前、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代前期、清代后期断代，每个时期1卷，每卷均含有民俗文化史的内容，如第八卷（明代）有“物质生活与风俗习尚”，下含衣着风尚与服饰、饮食文化与社会生活、明人的行止与舟车、婚嫁丧葬制度与习俗、年节与游艺娱乐活动、畸形的社会现象等内容。如果把各卷中的民俗文化史部分集中起来看，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风俗文化史。此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则系统勾勒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渐和经济政治变革大潮之下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着重论述古老风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西风俗的冲突和融合，经济政治改革与风尚变迁等重要问题，并对太平天国的礼俗改革、义和团风习与民俗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是我国第一部近代社会风俗史专着。另外，在风俗专门史方面，则有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陈华文的《丧葬史》等，均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风俗史专着。
然而，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风俗史或风俗专门史，均是以中国这一国家的风俗文化为对象来勾勒和叙述风俗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的，而以一个民族的历史上的风俗文化为研究对象，并从古籍的、考古的和民俗的多方面的资料人手，加以互相印证，从而勾勒出这个民族风俗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的风俗史着作，则还未有见到，而本书就是想在汉族风俗文化史这一领域作出我们的努力。
本书以汉族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为线索，从历史背景、风俗文化的变迁、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和风俗史学概况等五个方面人手，力图全面、系统地描摹汉族风俗文化的源起、发展和变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对汉族风俗文化的源起、发展和变迁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征进行探讨。在具体叙述中，则根据汉族风俗文化形成、发展和变迁的特点，按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代前期、清代后期和民国等9个时期加以断代；并以历史变迁为经，以生产风俗、生活风俗、礼仪风俗、岁时风俗、信仰风俗和社会风俗等风俗事象为纬，对各个历史时期汉民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模式加以重构和再现。我们的愿望是：使本书不仅能成为有兴趣学习和研究汉族风俗文化的人的好教材，而且对所有爱好中国文化的人来说，也能对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所帮助。
注释：
[1]《周礼》。
[2]李果：《（风俗通义）题辞》。
[3]陆树声：（陆文定公书）。
[4]《雍正浙江通志·风俗》，第1786页。
[5]苏轼：《赤壁赋》。
[6]《元和郡县志》。
[7]蒋风：《中国斗牛趣谈》，中国民研会浙江分会编《山海经》创刊号。
[8]顾禄：《桐桥倚棹录》，第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礼记注疏》郑玄注，孔颖达疏。
[10]《周礼》。
[11]《史记·秦始皇本纪》。
[12]《荀子·儒教》。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汉书·董仲舒传》
[15]《盐铁论·本议》。
[16]《先秦史》，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中国民族简史》，第19页，三联书店1950年版。
[18]《荀子·王制》，“序官”。
[19]《晋书》卷二十一《礼志》。
[20]《史记·秦始皇本纪》。
[21]《淮南于·览冥训》。
[22]《会稽刻石》，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3]应劭：《风俗通义》卷九《怪神》。
[24]《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25]《白虎通·衣裳》。
[26]《汉书·王莽传》。
[27]《隋书·李谔传》。
[28]《隋书·柳旦传》。
[29]《隋书·柳或传》。
[30]乔继堂：《中国岁时礼俗》，第8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1]范成大：《揽辔录》。
[32]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第2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3]《纪实录汇编》卷一四八《余冬序录摘抄》。
[34]万历《歙县志·货殖》。
[35]龚炜：《巢林笔谈》卷二。
[36]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
[37]《盐铁论·散不足》。
[38]吕思勉：《秦汉史》下册，第800页，台湾开明书店1977年版。
[39]《汉书·郊祀志》。
[40]《由记·孝文本纪》。
[41]周耀明：《风俗文化论》，第26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42]周耀明：《风俗文化论》，第24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43]魏源：《默瓢·治第十四》，见《魏源集》上册。
[44]罗伯特·路威着，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
[45]黄濬：《花随人圣摭忆》。
[46]江之兰：《文房约》，见《檀几丛书》。
[47]薛福成：《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志》。
[48]陈盘：《春秋列国风俗考论》，载《史语所集刊》47本4分册，第538页，1976年12月。
[49]顾炎武：《日知录》卷三《秦纪会稽山刻石》。
[50]谭麟：《荆楚岁时记释注·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1]刘德红、盛义：《中国民俗史籍举要》，第14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