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族风俗文化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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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民国时期汉族风俗文化(6)

又如杨荫深着的《衣冠服饰》(世界书局1946年版),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历代服饰风俗的专着。着者在序言中说:“衣冠服饰,古今不同,在昔专制时代,白天子以至庶人,服制有规定,上得兼下,而下不得僭上。”“今就此习见习闻之衣服名称,分别参其由来,述其沿革。”全书共分20个门类,分别对衣冠服饰逐一叙述。包括袍、裘、衫、袄、马褂、背子、裙、绔、帽、袜、鞋、靴、巾、带、被、褥、衣料、首饰、脂粉、夹袋等。书尾有历代服饰辑略。作者对每一服饰品目分别从历史、古代记载、演进情况以及有关典故一一作了阐述,使人能对其沿革的轨迹一目了然。如记“裙”的发展史曰:“今以女子下衣为裙,男子也有一种作裙……男子自发袍盛行以后,即不多着裙。裙本着君,所谓下裳也。古者上曰衣,下曰裳。裙,即女人所服也。据五代马缟中《中华古今注》云:古制衣裳相连,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上加翟衣,皆以绢为之。”作者不仅只是罗列古籍中有关衣冠服饰的论述,而是将当今服饰与以往加以比较,描摹衣冠服饰具体款式的演化过程。因此,此书的学术价值甚高。

此外,如李干忱《破除迷信全书》(1924年)、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1928年)、嵇宇经《民间游戏》(1928年)、贾逸君《中华妇女缠足考》(1929年)、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年)、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年)、陶希圣《婚姻与家族》(1935年)、吴守雄《婚丧喜庆礼节文件大全》(1935年)、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1946年)、卫聚贤《岁时令节》(1946年)、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1947年)、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1947年)等都是优秀的风俗学专门着作。可以说,民国时期的风俗学专着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样、深刻,有些甚至至今仍无法超越,确实是现代意义上的风俗学着作。

3.系统性风俗志书和资料汇编的出现

民国时期社会对风俗研究日渐重视,以致出现了一批系统性风俗志书和风俗资料汇编,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有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和瞿宣颖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胡朴安编着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广益书局1923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风俗志专着。全书分上下两编,共约60余万字。摘选历代古籍、近代报刊及杂着中各省的风俗资料,编选而成。翻检辑钞功夫之大,所涉风俗范围之广,实乃前所未有。大凡明清以前与风俗有关的书籍均有摘抄,并纳入各省州府县的风俗之项目中。上编按市、县分别选录,体例近似地方志,对某一地区的风俗只作概貌式的描述。但对某些区域的风俗也进行了文献的考索,材料较为丰富,颇具学术价值。如对湖南风俗史料的考索,从《后汉书》开始,将历代为官者所提及的湖南风俗的言论加以辑录,使其风俗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

下编以民俗分类汇辑,内容繁丰。作者在自序中阐释了对风俗的见解、编着主旨及缘起、体例编排等。作者认为:“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之不同,未有如中国之甚者也。以中国不同之风俗,数千年来,在统一国家之下,卒能相维相持于不敝者,其道安在?间尝求之而得其故。盖以学术统一而已矣。”“西学东渐,功利之说兴,儒家仁义之说不能与之相抗,学术分裂,各执一端,于是不同风俗之国家,遂无统一之望矣。夫求治之道,须因病施药,不呆削足适履。学术既无统一之能力,当留意于风俗之习惯,而为因病施药之举。”为此,作者为“详考其风俗,乃退而读方志,凡有关于风俗都随笔记之,释成巨册”,以作“从政者考镜之资”。

李家瑞编纂的《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7版),是一部专门介绍北京各种民俗的资料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五部分;下册为“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等八部分,每部分皆依年代先后“顺时排列”,使人一目了然,便于检索。资料来自明代至民国间的600多种笔记、杂记和报刊,其中尤以近代为主。

全书以岁时风俗材料最为丰富,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首录全年岁时习俗材料,以后按月份录;各月又先录全月岁时习俗,再分时间前后分录有关岁时习俗事象材料;从辽朝至民国,闻见必录,洋洋大观,相当详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十分注重晚近的风俗资料的引用,许多风俗事象在当时仍处于流行之中,为“活”的风俗,从而使得本书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如“职业篇”,集中载录了各行各业的日常生活,诸如算命、卖婆、木作、石作、厨子、丫头、老妈、产婆、剃头匠、补鞋匠、裱画等等,三教九流,应有尽有,透示出当时学术界对都市新风俗的重视。

瞿宣颖纂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名为“社会史料”,实为“风俗史料”。全书所辑范围极为广泛,涉及风俗的各个领域。分“衣饰”、“饮食”、“建筑”、“居处”、“器物”、“经济”、“民族”、“信仰”、“传说”、“婚姻制度”、“丧纪”、“社会制度”、“娱乐”、“社交”、“交通”、“仪物”、“艺术”、“职业”、“语文”、“杂风俗制度”20章。章下列项,一些项又列有条。资料的采集从汉代始,一直推进到近代。均按朝代或地域、性质列题引录介绍,形式自由,检索合理。正如顾颉刚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取材博而用力深,上自民族经济,下至衣食住行,及夫一物一事之形态,一时一地之风尚,莫不备焉,此可谓极搜集史料之能事矣。”

4.传统笔记对风俗的记述

民国时期,文人笔记对当时风俗的采录和记载颇多,而且呈现出专门化的趋向。如1938年9月北京双肇楼校印的《京津风土丛书》,共收书17种: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风俗笔记着述,就有《燕京负贩琐记》(燕归来簃主人)、《琉璃厂肆后记》(缪荃荪)、《大兴岁时志稿》(张茂节、李开泰)、《宛平岁时志稿》(王养濂、李开泰)、《春明岁时琐记》(让廉)、《燕市货声》(闲园鞠农)、《天津杨柳青小志》(张江载)等。

其中《燕京负贩琐记》主要为一本记录饮食风俗的着作。书中记载了北京摊贩所贩卖的食用杂品,从豆芽、头肉、干羊肉到耗子药、戏术、缝破鞋等无所不有,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街市风俗画。《燕市货声》为一部专门记叙北京小商贩沿街叫卖风习的书籍。书中把元旦到十二月一年之中各个时节的出产、人们饮食以及社会习俗等情况,除按岁时排列外,还按门类(如铺肆、工艺、商贩等)逐一编辑,将北京市民社会生活习俗状况尽录笔下。《春明岁时琐记》记载了一年四季不同节会里的风习人情,内容包括集会、节令、服饰、饮食、祭祀、仪礼等,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为完备、具体。《天津杨柳青小志》记叙了天津着名的年画生产地杨柳青的疆域、河流、产业、民风、神庙及其他人文环境,为地志之书。其中对风俗的记载占了相当篇幅,内容包括婚丧嫁娶等诸多方面。以记婚姻尤详,从说媒到迎娶整个婚礼过程均有较详的描述,该书系专门性调查的成果,内容确实、可靠。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9页。

[2]分别见民国《迁安县志》、《完县新志》、《新河县志》、《昌黎县志》、《临晋县志》、《义县志》。

[3]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第4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论改良政俗自上而下之难易》,《东方杂志》第2卷,第1期。

[5]《家庭革命说》,《江苏》第7期。

[6]《论发辫原由》,见《黄帝魂》。

[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第4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申报》1912年8月20日。

[10]《论维持国货》,《大公报》1912年6月1日。

[1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36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

[12]缪风华:《编物大全·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3]民国《巴县志》卷五。

[14]《做上海人不容易》,《申报》1912年8月9日。

[15]《奉天通志》卷九七,《礼俗三·居室》。

[16]徐珂:《可言》卷一,第10页。

[17]《都市丛谈》第37页。

[18]《梦游民国》,《申报》1912年9月14日。

[19]《淮阳乡村风俗土记》,1934年铅印本。

[20]《中华全国风俗志》。

[21]《中华全国风俗志·福建闽侯》。

[22]引自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

[23]《中华全国风俗志》。

[24]《中华全国风俗志·安徽》。

[25]《中华全国风俗志·京兆》。

[26]《中华全国风俗志·贵州》。

[27]《中华全国风俗志·浙江》。

[28]《中华全国风俗志·天津》。

[29]劲挺:《延安风土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0]《中华全国风俗志·陕西》。

[31]民国《泸县志》。

[32]民国《平乐县志》。

[33]常辑五:《旧社会婚礼仪式琐记》,《天津文中资料选辑》。第37辑,1996年。

[34]《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1辑,中央人民政论法制委员会,1950年。

[35]李松庵:《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档》,见《广东风情录》,第64~6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6]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第380~38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7]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第237~240页,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年。

[38]林嘉书:《闽台风俗》,第165~1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9]民国《慈利县志》卷一,《祠祀第八》。

[40]孟维宪:《洞庭湖滨之农民生活》,载《东方杂志》第338号,1936年10月。

[41]民国《汝城县志》卷二一,《政典志·礼俗下》。

[42]《政府公报》第110号,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4册,第481页。

[4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5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44]《醴陵县志》卷四,《礼俗》,1948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