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周代丧葬礼仪中的“五服”制度，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个级别。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粗麻布斩截成毛边，然后缝制成不缉边的上衣和下裳，俗称“斩”。凡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子为父、承孙为祖父、母为长子、妻妾为夫、未嫁女子为父，均服斩衰。服期称三年，但实际为二年又一个月，即荀子所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30]齐衰是五服中次重的丧服，用粗布制作上衣和下裳，衣边缉平；头上和腰部用牡麻做的麻带；丧冠用布做系带；桐木的孝杖；布带；穿草鞋。服期根据与死者亲疏关系不同而有三年、一年、五月、三月之分。如齐衰三年者，是父故之子为母服。齐衰一年又称“齐衰杖期”，是父在之子为母、夫为妻服。齐衰五月又称“齐衰不杖期”，是为伯父母、叔父母、兄弟、众子（长子除外）、儿媳为舅姑、已嫁女子为父母、孙子孙女为祖父母、曾孙为曾祖父母所服期。齐衰三月则是玄孙为高祖父母服。大功是五服中次于齐袁的丧服，用粗略加工织的布制作上衣和下裳。牡麻做的经，头经有用布做的系带。三个月后改换丧服，用小功的上衣和葛布做的经、带。凡为堂兄弟、未嫁堂姐妹、已嫁姑姐妹，已嫁女为伯叔父母、妻为夫之祖父母、已嫁妇为本家兄弟、舅姑为嫡子之妻等，均服在功、服期九月。小功是五服中轻于大功的丧服，用熟麻布制作上衣和下裳，用洗涤、整治过的麻做带和经。凡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和堂姑、已嫁堂姐妹、兄弟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姐妹、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均服小功，服期五月。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丧服，用缌布制作上衣和下裳。头上和腰部用的是捶治、洗涤过的麻做的絰、带。凡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姐妹、表兄弟、岳父母，以及夫为富贵家庭出身的贵妾，均服缌麻，服期三月。同样体现出森严的等级和鲜明的层次。
三、先秦汉族风俗的主要特点
1．原始
先秦社会离原始社会未远，又有奴隶社会贯于其中，故社会风俗仍未脱原始野蛮之遗风。譬如先秦时期的人殉风俗，是用活人来为死者殉葬。殉葬的人一般生前均与死者有密切的关系，如妻妾、近臣内侍、奴婢仆人等。《墨子·节葬下》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此说虽不免有些夸大，但反映了人殉之俗流行。人殉之俗以商代最盛，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亚”字形大墓，墓内腰坑、二层台、墓道中发现殉人23个，墓外东侧发现陪葬人殉坑22个，共68人，合计殉人91人。及至周代早期，人殉之风虽已大衰，但遗风犹存，少者1人，多者7人，殉人多放置在二层台上，有的殉人还带有葬具，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300～400座中、小型墓葬中，发现人殉的墓例占总数的7％。后来，活人人殉之风遂变异为用木、陶和草制的俑、偶和刍灵来殉葬。《周礼·春官·冢人》：“及葬，言鸾车象人。”“象人”就是刍灵，即草人草马、木俑陶偶之类殉葬。但是西周末年，周幽王无道，死后活埋了100多位妃妾殉葬。从此，人殉的陋习死灰复燃，先后在各诸侯国蔓延开来。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二年（前589年），宋文公死后用殉，开启了宋国殉葬的风气；成公十一年（前580年），晋景公暴死，杀死侍从小臣殉葬；定公三年（前507年），邾庄公死后“殉五人”；更为残酷的是，昭公十三年（前529年）楚灵王死后，竟用自己两个亲生女儿殉葬，人殉遗风幽幽不绝。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后用177人殉葬。纵观先秦时期1800余年的历史，人殉之风不绝，风俗文化的原始性可见一斑。
2．神秘
先秦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故对自然界的一些反常、怪异现象难以理解，于是就将其归之于超自然的神。这种观念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使得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风俗也带有相当的神秘色彩。如当时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死亡现象无法理解，就产生了鬼魂崇拜，认为“人死曰鬼”[31]，甲骨文的“鬼”字其象形是脸上盖一个东西的死人。《说文解字》云：“人所归为鬼。”认为人死而灵魂不死。而且认为人的疾病都是因鬼魂作用而起。故夏代“事鬼敬神”，商代“殷人尊神，率民从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代虽“尊礼尚施”，但仍“事鬼敬神”[32]。而为了消病除疫，人们或用祭祀讨好鬼魂，以消除鬼魂怨气和冤气；或用敌对的办法驱赶、镇压鬼魂。这一切迷信活动都需要能沟通人与鬼之间关系的媒介来完成，这个媒介就是神秘的巫。先秦巫师治病时常用祝禁术。祝禁术亦称“祝由”，是用祝祷、符咒治病的巫术。《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云：“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唐王冰注：“祝说病由，不劳针石。”祝由时巫医一般要用“刍狗”仪式。所谓“刍狗”就是“结刍为狗，巫祝用之”[33]。据说有个名叫苗父（一作“茅父”）的巫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皆平复如故”[34]。以祝禁术治病，显然富于浓厚的神秘色彩。
此外，先秦风俗，为了防止瘟疫流行，还施行傩祭驱疫之俗。傩，是先秦驱除恶鬼邪魔疫疠的祭祀。《论语·乡党》云：“乡人傩。”《吕氏春秋·季冬》亦云：“命有司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大傩驱疫的方法，据《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日，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35]其神秘色彩也十分强烈。
3．宗法
先秦的宗法制度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等级制度。它源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萌芽于商代，完备于周代，史称“周公礼制”。在宗法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同时，也形成和建立了与贵族等级制度相匹配的完善的宗法礼俗制度，从而使当时的风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宗法性特征。
在社会风俗方面，按周代宗法制度的俗规，在同一始祖的延续序列中，具有继承权的历代嫡长子系统为大宗，其同母兄弟和庶出兄弟的系统则为小宗。《礼记·丧服小记》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周代天子之位，均由嫡长子继承，从而构成世系，称为大宗；余子封为诸侯，称为小宗。诸侯相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国君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代代相传，奉祀始祖，为大宗；余子封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奉祀始祖，为大宗；余子则为士，为小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余子则为平民。由于诸侯、卿大夫和士的始祖相对天子、诸侯、卿大夫来说均是为别子，即嫡长子之弟，故称“别子为祖”。除天子外大宗始终是最初的别子的延续，故称“继别为宗”。小宗各继承其前一代庶子，父传子、子继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别子的后裔中，嫡系的大宗只有一个，而庶子的旁系则很多，各个旁系均为继祢的小宗。世秩绵延、族姓繁衍，小宗则愈来愈多，于是采用上杀、下杀、旁杀的原则以五世为止，即由生者上溯父、祖、曾祖、高祖共五代，五代以上则要迁庙，而大宗的始祖始终要奉祀，奉为不祧之祖。所以《礼记·大传》称大宗为“百世不迁之宗”，称小宗为“五世则迁之宗”。大宗的历代传人均居于族长的地位，称为宗子。宗子拥有主持祭祀始祖和已故父祖的资格和权力，即主祭特权。而小宗只能祭祀父、祖、曾祖、高祖，无权祭祀始祖。
这种宗法俗规体现在服饰习俗上，社会不但确定了尊卑上下各个等级的不同服装式样，而且要求随着不同的礼仪换不同的服饰，绝对不能穿错，十分严格。周代风俗将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俗称“五礼”。与五礼相应的礼服制度分为祭礼的祭服、朝会的朝服、婚嫁的吉服、从戎的军服、服丧的凶服等。
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起居风俗上，则有了一整套充满宗法气息的生活规范，一家之中，不同辈分的人其起居行止，按其在家庭中的尊卑顺序各有不同的要求。对此，《礼记·内则》有专门的记载，如规定男女不同用一个挂衣架，妻子不能把自己的衣服悬挂在丈夫的衣架上，不能把自己的衣物收藏在丈夫的箱箧里，不能和丈夫同用一个浴室洗澡；年少的要奉侍年长的，卑贱的要奉侍尊贵的，等等，无不散发出浓厚的宗法色彩。
4．守礼
先秦风俗，尤其是周代风俗，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不仅造就了完善的服饰礼仪制度，而且也造就了系统的饮食礼仪制度，在正式宴待宾客时尤其讲究饮食的礼貌规范的程序。对此，《礼记》中的《曲礼》、《少仪》、《内则》，《仪礼》中的《乡射》、《乡饮酒礼》、《大射》、《燕礼》、《公食大夫礼》、《聘礼》、《觐礼》，以及《左传》和《诗经》中的《小雅》、《大雅》、《周颂》等古籍文献中均有具体的记载。周代饮食礼制在礼貌方面包括服装、容貌、姿态、风度、举止、言行等内容。如言谈举止中的礼仪，周俗规定：“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堂中不翔。”[36]就是说在持有帷幔和帘子的外面不快步行走，在堂上不快步行走，端着玉器时不快步行走，在堂上小步慢走，在堂下可以正步快走，在室内不要舒展双臂行走。周俗坐的基本姿势是两膝着地，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俗称“长跪”。《释名·释姿容》云：“跪，危也。两膝隐（依）地，体危即（抬高）也。”此俗表示对别人的尊敬（图1）。而“箕踞”之坐法，将两脚平直，上身与腿形成直角，形似簸箕，则是对人不尊重的表现。总之饮食时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以表现出温文尔雅、礼貌有节的“君子”[37]风度。
在饮食程序方面包括排场、座次、敬酒、答酒、奏乐、唱歌等礼节安排。如举行一次乡饮酒礼，须经过：（1）谋宾戒宾；（2）陈设；（3）速宾、迎宾，拜至；（4）主人献宾；（5）宾酢主人；（6）主人酬宾；（7）主人献介；（8）介酢主人；（9）主人献众宾；（10）一人举觯；（11）升歌，献工；（12）笙奏、献笙；（13）间歌；（14）合乐；（15）司正安宾；（16）表位；（17）宾酬主人；（18）主人酬介；（19）介酬众宾、旅酬；（20）二人举觯；（21）彻俎；（22）坐燕；（23）宾出；（24）拜赐、拜辱、息司正等24节程序，至少须进行大半日[38]。
即使平常饮食款待宾客也讲究礼仪。周俗平常奉陪尊长者赴宴会时，就得先吃，但要在尊长后面吃完。不要搞得满桌子是饭，不要搞得满桌子是汤。吃饭时要小口快咽，咀嚼要快，不要两腮鼓胀着咀嚼。进献连汁带汤的鱼时，鱼尾要向着宾客。冬天要将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要将鱼脊向着宾客右方。若长者递过酒来就要站起来，并走到放酒尊的地方先拜后受；长者说不必客气，年轻的再返回席位饮酒。长者举杯没有喝干，年轻的就不可以先喝[39]。进餐时，若主人亲自取菜肴给自己时，就要拜谢后再吃；主人不亲自取送的，就不必拜谢后再吃。大家一起饮食，不要只顾自己吃饱；大家一起吃饭，不要手上生汗不干净。
俗规，进餐时不要搓饭团，不要把手中的剩饭放回饭器里，不要喝得满嘴流淌，不要啧啧作声地吃，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吃过的鱼肉再放回盘器里，不要把骨头扔给狗，不要专门挑一种食物吃，不要簸扬热饭，吃黍米饭不要用筷子而要用手，不要大口喝羹汤，不要调和羹汤，不要剔牙，不要喝醋一类的调料。如果宾客调和羹汤，主人要道歉，说没能烹调好。宾客若喝醋酱，主人也要道歉，说食物没有准备充足。湿软的肉就用牙齿咬断，干肉用手撕开来吃，不要吞咽烤肉。进餐完毕后宾客要起身前跪，收拾饭食、腌菜等，并交给在一旁侍候的人。主人要起身请宾客不必动手。然后宾客再坐下[40]。一举一动都有具体的礼仪规定，正如孔子所说：“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四、先秦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上）
1．原始古朴的生产风俗
先秦三代及至春秋战国，均以农业立国。夏代惟一存世的文献——《夏小正》中就记载了许多物候、天文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活动，反映了这时的农业已有了一定的水平。商代农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商人对农业高度重视，甲骨文中有许多祈年、求雨以及商王督耕的记载，另一方面商代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形成了“率肆于酒”[41]的风俗。西周的农业更是高度发达，创造了闻名遐迩的井田制。随着农业的发达进步，春秋时铁具和牛耕的出现及至战国时铁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把先秦农业的风俗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先秦的农具原始古朴，经历了从木石器到青铜器再由青铜器到铁器的发展过程。夏代以木石、骨、蚌制作农具。砍伐用石斧，启土用木末、石铲，收割用石镰、石刀、蚌刀等（图2）。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夏代的石器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蚌器有蚌镰、蚌刀、蚌铲；骨器有骨卵、骨镞、骨鱼叉等[42]。商代仍以木、石、骨、蚌制作农具，但已出现青铜农具。西周虽不排斥木、石、蚌制农具，但已普遍使用铜农具。《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涛乃钱，奄观铚艾。”钱就是铲子，铸就是锄头，铚就是镰刀，都从“金”旁，可见这时的农具大多是青铜制品。这与夏、商以木、石、蚌做农具相比，是农业生产风俗的一大进步。春秋战国时，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管子·轻重》记载，当时的风俗是“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椎、一褥、一椎、一侄。然后成为农”。但此时的铁制农具大多形体薄小，刃短质脆，并都为铁口木具，仅在刃部用铁[43]，说明这时的农具仍较低级而显出古朴之风（图3）。
先秦的农作物，夏代主要有谷、稻、麦、菽、糜等，商代见于甲骨文的就有黍、稷、稻、麦、米（小麦）；周代主要有粟、黍、稷、稻、粱、豆、麦、桑、麻等，先秦农作物的品种虽然多，但主要的作物则为粟、稻，北方以粟当家，南方以稻当家。
先秦农俗在耕作上经历了从游耕到井田的发展过程。夏、商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时，流行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式的游耕风俗。后来，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游耕风俗逐渐被休耕的井田风俗所替代。休，即苗、新、畲的耕作方式。畲是年年种的不易之地；新是三年中种二年，休耕一年的“一易之地”；菑是三年中种一年，休耕二年的“再易之地”[44]。《周易·无妄·六二》云：“不耕稷，不苗畲，则利有攸往。”西周时，井田风俗发展到高峰，与周礼结合，形成为井田制（图4）。
先秦早期主要根据物候的变化来掌握农时，遂形成了丰富的物候农时风俗。夏代，《夏小正》按1年12个月分别记载了不同农时的不同物候，如正月的物候是启蛰、雁北乡、雉震响、鱼陟负冰、田鼠出、獭祭鱼、囿有见韭、鹰则为鸠、柳梯、梅杏牠桃则华、缇缟、鸡桴粥，此时可“农率均田”和“采芸”。在先秦的物候经验和知识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先秦的历法也在不断发展着。《尚书·尧典》中已有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的原始概念；春秋时人们已用“圭表”测日影的方法，测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大节气；到战国后期，《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从此二十四节气成为民间传统节令，从而奠定了汉族农时风俗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