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西历1937年，是我在维城上学的第三年。九月入秋，一阵杂乱的事情结束之后，我的生活终于暂时平静了下来。那天，电影看了一半，我觉得无聊便从影院走了出来。刚下完一场小雨，路上还是湿漉漉的。
回到学校还未到八点钟，小路上行人寥寥。走到宿舍门口时，我听到里面的动静，便没去开门，而是去了走廊尽头的阳台上吹风。阳台上有一个圆桌，几把藤椅。我把书放在桌子上，把藤椅转向外面，坐下来点了根烟。
我就读的那所学校名为里约大学，由一名英国传教士里约创建于光绪五年，主要科系为商学与工学。我们的宿舍楼名为思孟堂，坐落在校园西北部。思孟堂面东背西，走廊南北走向，两端各有阳台。思孟堂的背面是一条河，属于校外，北面是一个女生宿舍，名为谢雨堂，东面和南面均是梧桐树林，堂前的一条小路通往教学区。
在那晚的前两天我们闹了场事，学校被迫停课三天，再加上里约舍监管理极松，同学都很晚归校。我坐在藤椅上，边抽烟边欣赏校园的静谧与清冷。
又下起了细雨，微风夹杂着雨末扑在脸上，让人心里一阵凉爽。谢雨堂前有四棵香樟。那四棵香樟把谢雨堂遮得严严实实，思孟堂诸君每每望去却只能望见楼檐一角。诸君时常感叹“伊，我与你不曾天涯相隔，缘何不能见你一面”。而我则认为那四棵香樟把谢雨堂衬托得既婉且约，实在是栽的好，栽的妙。几点亮光透过树叶，一阵女孩的嬉戏声隐约传来。
思孟堂西南有一大理石牌坊，在暗淡的灯光中隐约可见。那个石牌坊是建校时立的，横梁中间写着里约校训“光与真理”，牌坊两侧有两副对子，其中靠里的那一副是孔夫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另外一幅对子我不记得了。那座牌坊建造的太过粗陋简单，我不喜欢。
雨越下越大，我抽了两根烟，又等了一刻钟，觉得他们差不多完事了，便拿起书，向宿舍去了。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涵秋正站在窗前抽烟，宋瑾宜已经走了。我看见自己床上一片狼藉的样子，责怪涵秋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别在我床上做！”
涵秋笑了笑说：“你在意？”
我把书放回书架，生气地说：“我在意！”
涵秋姓景，祖籍北平。他的祖父在光绪十三年南下任职，后又转至维城任职。民国二十六年时，他的父亲景世淳正是时任维城市市长。宋瑾宜祖籍山东，祖上世代经商，后定居维城。她与涵秋青梅竹马，那时是涵秋的女友。
那时普天之下的东西，涵秋只喜欢两样，那便是女人和书。我的喜好与他相同，不过我与他喜欢女人和书的方式却是大不相同。对于女人，涵秋喜欢痴狂的浪漫，我喜欢安宁的相守；对于书，他喜欢涉猎百家，而我则喜欢把几本好书一遍遍细细品读。
涵秋买了很多书，书架上放不下就放在床上，到我参军守城的时候，他的书贴着墙整整摆了两尺多高。因为书的原因，他与宋瑾宜只能在我床上做，这让我十分烦恼。
“你不是和宋瑾宜一起去参加舞会了么？怎么回来这么早？”整理好床铺之后，我疲惫地坐在床上，靠着被子，面对着涵秋问他。
涵秋又点了支烟。他走到桌子前倒了杯酒，然后缓缓地说：“我们突然兴起就偷偷溜出来了。你呢？不是去看电影了么？怎么也这么早回来？”
“感觉无聊，所以看一半就回来了。”我闭上眼睛，似答非答地说。
“你应该找个女孩陪你去。”说着，涵秋顿了顿，想了想，然后叹了口气，又说，“算了，我还是不帮你介绍了。我给你介绍的那些女孩你都看不上，她们也都配不上你。你的佳人，还是你自己慢慢等吧！”
我笑了笑，站起身，把刚刚收拾床铺时捡到的女士手表放在涵秋桌子上，然后也倒了杯酒。
“景兄太抬举我了！”那时我与子欣的关系还未完全确定，涵秋也是不知道的。我不想再谈论那个问题，说完之后，便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又看起书来。
涵秋又走到窗前，喝着酒看着外面的雨。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问我：“卫子渊的伤势怎么样了？你去看过他了么？”
我“嗯”了一声，眼睛仍然看着书说：“伤势挺严重的，不过没什么大碍。这次只是在学校闹了场事，而且他的伤算是意外，不像上个月游行。”
卫子渊是我们日出文学社的社员，商学院大二的后辈。当时因为几篇文章的问题，学校要撤销我们学社。我们不服，便一起去了校长办公室与校长理论。学校职员把我们堵在门外不让我们见校长，双方便打了起来。就在打斗过程中，卫子渊被人推下楼，受了重伤。我们那次停课为的就是那件事。
“那学校准备怎么处置你们文学社？”涵秋问我。
我笑了笑说：“一次警告处分。”
涵秋也笑了笑，说：“校长连见都不敢见你们，更别说撤销你们文学社了。”
“他出去做坏事，偏偏被我们学社外出采访的同学遇见，还拍了照片。只能说他倒霉呗！”我说。
涵秋走过来，靠在我桌子上，看着我说：“人都说洋人好色，看来是真的了。”
我笑了笑，说：“世界上哪有不好色的人，只是有些人特别好色罢了，比如说你。”
涵秋呵呵一笑说：“我是色而不淫，而且我只钟情于瑾宜一个。”
我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说：“鉴于景兄现在的情况，我只同意后半句。”
涵秋忍不住又笑了笑，说：“同意后半句就足够了。”
说完，涵秋又望向了窗外，而我则埋下头专心看书，宿舍里顿时又宁静了。细细的音乐声飘来，我细心听了听，然后小声向涵秋说：“你听？”
涵秋侧耳听了听，然后说：“舞会的音乐声，还有外面人家播放的卡农。怎么了？”
“惨夜前的歌舞升平。”我说。
涵秋听我说那句话，便叹了叹气。那年八月日军就已开始进攻上海，到九月入秋时双方已经死战一个多月，战况胶着。国家将亡，那音乐能演奏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的游行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各地政府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涵秋苦皱着眉头说。
我看了看涵秋，也叹了叹气说：“我们想要各个政党休兵止戈，联合抗日。但是那些大老爷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们只会顾及自己的利益，我们请愿也好，呐喊也好，游行也好，都是无用。”
“一定要干点实事，干点大事！”涵秋说，“只可惜我在父亲的控制下不得自由。迟早有一天，我会挣脱他的控制，逃得彻底，让他永远都够不到我。”
我看了看涵秋，突然羡慕了起来。民国二十六年时，涵秋只是被他的父亲束缚，一旦他摆脱景伯父的束缚，他就会完全的自由。而我父亲对我的管教向来颇松，那时真正困住我的却是我自己的心。一颗彷徨的心在乱世中迷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及，做好当下。
在里约时，我主修经济，涵秋主修机械，我和他原本并不在一个宿舍。大二时涵秋说他身边的那些人目光短浅，过于庸俗，便搬来与我同住。以前涵秋身边的那些人我所识不多，对于他们的品德思想无从判断。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那时除了宋瑾宜之外，我是唯一一个能和涵秋谈论，而且不被他同化的人。
至于涵秋为什么非要住在学校，而不住在家里，我没问过他，但我想我是知道的。出生在那样的官宦之家，每天面对的不是不通世俗的贵人便是在那个乱世里打拼出来的“人上人”。面对他们的时候，涵秋不但要忍受他们说的话，他们做的事，还要保持自己的清醒，免得陷入他们的世界，这会让涵秋生活得很疲惫。
关于处理自己和家庭的矛盾这方面，宋瑾宜就仿佛有特殊的天赋一样。她不但能够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地妥妥帖帖，还能很轻松保持自我，这让我很佩服她。
九月末，学校的话剧社请我前去帮忙。那时他们正在排演一场抗日话剧。话剧叙述了东北三省的一户平常农家在日本人的欺辱下家破人亡的故事，意在唤醒民众，一齐抵抗日货。他们要在街上公演，但是话剧社的人手不够，所以才会请我前去。话剧社的社长是我们学院的前辈，在我创办日出文学社的时候帮过我不少忙。他既然亲自开口要我前去，我自然尽全力相助，还带去了我们社团的两名成员。
话剧中的人物由他们社团的成员扮演，我与另外两个日出社员主要任务的是布置舞台，并且把舞台从一个演出地点搬运到另一个演出地点。
那天话剧社在花桥路与昌河路相交的街口演完第一场之后，准备把舞台搬到下一个演出地点。但在我们走到一个较为冷清的街道时，十来个穿着黑衣服的打手向我们走过来，二话不说就开始砸我们的道具。话剧社的女生吓得尖叫了起来，几名男生也吓得呆立在那里，动也不动。而剩下的几名男生抄起手边的家伙和那十来个打手打了起来。那群打手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队伍的右后角帮忙推车。见到他们突然出手，我抽出车上的木棍跑上前，挡在了那群女生前面。在我一脚踢开一个打手之后，带头的那个打手拿着砍刀向我冲了过来。我与那个带头打手照了个正面，看到彼此都不禁吃了一惊。我认得那个打手，他也认得我。
“张少爷！”那个打手见到我，脱口而出。
我拉起他的衣领，把他向后推了几步，然后小声问他：“景伯父让你来的是不是？”
我在景公馆见到过那个打手，他是涵秋父亲的手下，叫福熙。福熙见我厉声问他，紧张地喘着气，也不答话。他略一镇定，挣脱我的手，向另外几个人连喝几声“走！走！走！”之后，便转身跑了。
那时话剧社成员正准备丢下东西逃走，见到那群打手突然撤退，都是一片吃惊疑惑。我与福熙说话的声音都很小，话剧社的同学都没听见，所以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站在街上，心里乱糟糟的。
那年八月份我们进行联合抗日大游行的时候，警察与军队联合起来围攻我们，我与涵秋都身受重伤。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政府为什么非要阻止我们抗日游行，但看到福熙的一刹那我明白了。景伯父与日本商人暗中来往，从中牟取利益。所以他才会阻止学生抗日游行，所以他才会极力阻止涵秋参加游行，所以他才会代日本人破坏话剧社的演出。
福熙破坏抗日话剧演出的事情，我回到学校之后并没有告诉涵秋。毕竟那时景伯父与日本商人暗中往来的事情我只是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而且我也不会想到他日后竟会投靠汪伪政权。
我与涵秋参加抗日游行的事情，景伯父是在我们受伤回到学校之后才知道的。他见到涵秋满身是伤，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景伯父以为是我拉着涵秋参加各种抗日活动，所以要涵秋少与我来往。不过对于伯父的话，涵秋那时多半是充耳不闻。至于我，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景伯父倒是没说什么。
在街上演出话剧的事情，福熙回去之后向景伯父仔细报告了一遍，景伯父也以为是我组织的抗日话剧演出。不过，跟前一个月的游行相比，那次演出实在是小事，所以我以为景伯父还会像上次一样，对我不管不问，不了了之。谁知道第二天他会派人来请我到西来饭店吃饭。他派人来请，我也没拒绝。我想他最多是像对涵秋那样训斥我一番，而我只要客气一番，然后将他的话抛之脑后就行了，所以也没担心。不过结果还是大出我所料。景伯父并没有与我单独谈话，他不但把涵秋的大哥涵润与妹妹子欣叫了去，竟然还把景伯母请了过去。
我看见一席的山珍海味，不禁轻声叹了口气。那一席菜至少也要二百元钱。而据我所知，民国二十六年时，景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拮据。为了补贴家用，景伯父还让亲友帮忙廉价出手了两处房产。涵秋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曾经多次向伯父、伯母与涵润建议减少日常花销。但是他们却不以为意，以为家里还有好些祖上留下来的田产与地产，而且景伯父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钱出去了还会回来的，所以花起钱来还似从前一样大手大脚。
景伯母性情懦弱，凡事都听从伯父的。二十六年初春时，景伯父纳第三房姨太太，她连个不字都没说，还帮着景伯父张罗纳妾一事。至于涵秋的大哥涵润，我是不讨厌也不喜欢。他与伯母房里一个叫秀儿的丫头的风流事曾闹得家里鸡犬不宁。为了掩盖那件事，景伯父景伯母让他提早结了婚。可是他结婚之后，竟然还坚持向伯母要秀儿。而最让人吃惊的是伯母竟然应允了，涵润的妻子竟也没有怎么阻挠。对于景家的人，除了涵秋与子欣之外，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们心里到底是怎样想事情的。
在席上就座的时候，我坐在客位，子欣笑嘻嘻地坐在了我身边。看到子欣坐在我旁边，景伯父微微一笑，像是默许了。那时子欣年龄还小，对伯父的微笑并未在意，所以在我们离开维城的时候还掉了眼泪。
那天，在前一段谈话中，景伯父说他也有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是壮志凌云，很羡慕我们年轻人。但是后面一段话，他话锋一转，微言之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太冲动，还年轻，不懂世事。我知道景伯父十分的固执，别人的话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只是诺诺几句，并不与他争辩。
那年八九月间的那些事就如流光匆匆而逝。与景公馆的矛盾让我十分烦恼，但又苦于无解，最后只好放下，不去细想。
九月过后，十月刚到，维城城内的桂花便开了。甜腻的浓香满城皆是，熏得人头昏昏的，让人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