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回到北京后，由于教育形式和家庭环境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北京的教学方式不太习惯，所以学习一度跟不上，再加上青春期的逆反，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愿意读书。对这样的情况，父母绝不允许发生。在父母的压力下，她读完了高中，高考时仍然是因为中学基础知识差一些，所以只考上了北京一所工科院校的大专，学的是“工业经济管理”专业。22岁大学毕业后，当时还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大学生指标，她很快就在一家国有建筑企业参加了工作。一年后觉得自己的学历低，就参加了经济管理本科生的自考。孙亮毕竟是文化人的后代，不到三年，就把本科生的十五六门课程自考完了。后来她因为拒绝单位一个有家室领导的引诱而得罪他，在许多人面前臭骂他一通之后，把档案存在人才交流中心，就到一家有几个大学同学都在那里的民营性质的建筑单位工作了。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与同事们的关系紧张，自己感觉不愉快就离开了那里。
这时孙亮已经结婚了。在她30岁的那一年，儿子刚满1岁，她又开始到处求职了。这个年岁，很多公司的大门就快要对她关闭了。何况她又是个母亲了，有个1岁的孩子，所以就更加难了。
几次碰壁后，孙亮很灰心。有时她揽镜自照，发现自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漂亮了，感叹岁月对容颜的改变。她眉眼变得锋利，鼻翼到嘴角有一道浅浅的皱纹。后来通过丈夫家里一个有权力亲戚的介绍，孙亮终于进入今天这家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开始她在技术室工作，主要是负责技术档案方面的事情，也配合其他业务部门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不管怎样，一到工作上，孙亮还是兢兢业业，对自己没接触过的、不会的东西死钻死学。很快，她的业务能力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过这一切，都是她自觉加班加点换来的，跟周围一群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同事一起，孙亮有种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紧迫感。
过了六个月的试用期，孙亮便开始期待了。她期待着自己的付出能有相应的回报，只要回报满意，她知道再苦再累自己都能承受。公司规定各人的工资待遇背对背，可在孙亮的意识中，工资是评价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啊！所以她尽可能地探听别人的工资，尤其是那些学历不如自己，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孩子。在她看来，她们的工作绩效，当然是远远比不上自己。但是打听的结果却是一次一次的打击，那些女孩子拿得并不比她少，个别比她还晚几天来公司的，竟然拿得比她多。
孙亮为了工资的事坐卧不安，她去找介绍她进公司的亲戚商量对策，倾诉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商量的结果是，动用关系把她调到公司的生产技术部门，并借调动之机把工资浮高。工资的问题拨云见日，孙亮在新的部门找到了工作的新动力。她继续勤勉地上班，把1岁的儿子扔给了婆婆，只是周末的时候去看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亮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对她办事的利落和及时，上级领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两年后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她到新组建的这个生产部门做了副职，一年后，正职调离，她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正职。
然而，走上部门领导岗位的孙亮，在现实中经常会感到不愉快，有时甚至是失望。她经常把自己部门的工作情况与其他部门相比，对年底的业绩考评耿耿于怀，因为这涉及部门的年终奖金问题，当然也是对一个部门工作的评价问题。有一年分配年终奖金，她所领导的这个部门的奖金是各部门里最大众的水平。她受不了，认为这是对她工作的不认可，脸上“挂”不住。于是跑到上司的办公室去，说自己如何努力，也说起儿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开始的时候，上司还很用心地听着，时不时地点头。但是，面对孙亮的讨伐，慢慢地就烦躁起来。谈到最后，差点跟孙亮拍了桌子，谈话不欢而散。孙亮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冲动去找上司谈话。
从那以后，孙亮觉得上司处处给自己穿小鞋，经常在生产调度会上批评自己部门的工作，下属们也对她有意见，使她感觉工作的开展越发困难。回到家，心情也不好，经常跟丈夫发脾气，直到有一天，丈夫叹口气说：“工作那么不顺心，我看你还是别当领导算了，瞧把我妈给累的。”在孙亮听起来，再没有比听自己的丈夫说出这样的话更泄气的。
没想到，丈夫的话居然应验了，但不是自己不当领导，是领导不让自己当领导了。
听完了孙亮的介绍后，我为了确定几个在脑子里已经形成的思路，采用了封闭式的提问方式加以确定。
“你在参加工作的十三年中，一共调换了三个大单位，噢，严格说应该是五个改变了环境的单位，是这样吗？”
孙亮掰着手指头想了想说：“是三个大单位，在最后的这个国有企业中换了两次单位，应该可以说是五个单位。”
我又问她：“除了最后一次换岗位，前四次换单位都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不是单位把你辞了。是吧？”
她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最后一次……”
我打断她的话说：“对不起，最后一次的情况刚才你已经谈得很清楚了。我明白你要说什么，时间关系我们不再重复好吗？对，最后一次不是你要求的，但我刚才已经把最后这次的情况排除出去了。是这样吧？”
她看着我没说话，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在这里打断她的话，并非对她不尊重，而是咨询时间已经到了，任由孙亮谈下去的话，她会反复诉说最后一次工作岗位变动带给自己的委屈和痛苦，加重她的负面情绪。
我继续问她：“四次离开单位，基本上都是因为你与领导发生了矛盾或冲突，才负气离开的。是不是这样呢？”
孙亮愣了一下，回答说：“我以前还真没想过这件事，您现在一说我倒是感觉确实这样。”
我又核实了另一个问题：“你的这四位直接领导是否都是男的？而且年龄都比你大？”
孙亮又愣了一下，似乎在回忆这四个人的情况，然后说：“是这样。这有关系吗？”
她以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我笑了笑对她说：“这里面可能有关系，至少有你在人际交往中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说完后我抬头看看对面墙上的挂表，然后说：“真遗憾，今天时间到了。你如果愿意，三天后的上午我们继续讨论你的问题好吗？”
她听到后马上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并对她说：“你最后说的话是对我提问题。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再提给你：你如何评价与单位同事的关系？这也是下次我们讨论的话题，你认为可以吗？”
孙亮很爽快地说：“可以！”
以上的咨询过程中，我在了解了孙亮的基本信息后，对她的症状心里已经有了初步印象：临床相应该是继发性抑郁情绪，伴有一定的焦虑症状，属于情绪障碍的一种，症状程度轻度，尚未构成抑郁症。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首先，看待事物和认识问题方面的认知偏差；其次，人际交往困难。
在作出了初步判断之后，我又采用了封闭式提问的方式，以“核实”技术确定我的判断依据是否符合孙亮所叙述的要点，是否有误差。当时在我心里反应出的是贝克“认知疗法”理论中的概念——社会功能失调，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咨询思路。在结束时对她提出建议的方式，是借鉴了认知疗法中关于布置家庭作业的技术，把她自我探索过程中引申出来的进一步思考，作为今天探讨问题的延续。
关于对孙亮的咨询步骤，如果我的判断准确，准备以心理分析的原理寻找她问题的成因、以贝克的认知疗法作为主要咨询技术，通过五至六次的咨询，达到缓解症状、解决其最紧迫问题、教给防止复发的办法的咨询目标。